金秋十月的一个上早晨,我骑着自行车去法特街里采访一名抗美援朝老兵——耿玉昌老人。自行车刚拐过街角,远远地我就看见老人正坐在一家小卖店门口的长椅上,金色的朝阳洒在他的身上,老人的面容是那样的宁静而又祥和。听了我的来意后,老人的目光变得深邃起来,记忆又回到了那充满炮火硝烟的六十七年前。
那是在1950年,也是一个金秋十月,在法特乡五里坡屯的一个小山坡上,十七岁的青年耿玉昌正挥舞着镰刀打柴禾。那一天阳光也是温煦和畅,照在没膝高的蒿草上,也照得耿玉昌的后背暖暖的。正当耿玉昌挥着镰刀割得起劲的时候,他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喊他的名字。耿玉昌抬起头循声望去,只见道边站着本屯的一个大哥,正扯着脖子朝他喊话。
“干啥呀?大哥?”耿玉昌问道。
“找你回屯子里到老陈家开会去!让你立马就回去!”那位大哥喊道。
“啥事儿呀?这么急?”耿玉昌大声问道。
“不知道啥事儿啊,就是通知全屯子小青年都得去!”大哥喊道,“你快点儿回去,可别耽误事儿啊!我还得去通知别人呢!”说完他就走了。
耿玉昌放下柴禾,夹着镰刀回到了屯子里,来到老陈家一看,大院里聚集了不少小青年。不一会儿,人来得差不多了,便看到一个穿军装的组织开会,原来是动员大伙儿参军入伍,耿玉昌一听当兵保家卫国,当时二话没说就报了名。
回到家里,耿玉昌把自己报名当兵的事儿跟母亲说了,母亲一听愣了半天。原来耿家原本住在辽宁省建昌县和尚房子乡水路沟村,耿玉昌生于1933年5月26日。在他12岁那年,举家从辽宁老家逃荒来到舒兰县法特五里坡屯。13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家里生活特别困难,耿玉昌先后给本屯的老王家和老陈家放猪、放牛。现在,耿玉昌已经长到17岁了,是家里的大劳力了,他这一去当兵,家里的负担可就重了。想到这里,耿玉昌不禁有点儿后悔自己的莽撞决定,他甚至都不敢抬头看母亲的那张满是沧桑的脸。可是母亲毕竟是识大体、明大局的,思前想后,60来岁的她还是答应了儿子参军的请求。
于是,三天后,耿玉昌和本屯一起入伍的7、8个小青年坐着大马车来到白旗,在那里每天开会,接受思想动员。通过学习,耿玉昌知道了当时朝鲜的形势,明白了美帝要以朝鲜为跳板入侵我们国家,每一个青年人都要担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有时,他们还要到街上去游行,他们手里打着小旗子,高喊“打倒美 帝,保家卫国”等口号。就这样在白旗待了十来天,一天早晨吃过早饭后,耿玉昌他们走着往黑林子聚集。走了一天的路,天黑时他们来到黑林子大岭。当天,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第二天,给他们换上了军装,黄棉袄、黄棉裤、栽绒棉帽子、棉手套还有棉被。换上了新衣帽,耿玉昌心里特别高兴。然后他们就开始接受训练,每天训练出操、利用地形地物。几天后,连长、排长来接收他们,耿玉昌被编入新兵团二团三营九连三排。在训练中,耿玉昌积极训练、认真吃苦,荣立一大功。一天,队伍在黑林子街里召开表彰大会,当耿玉昌光荣地戴上了大红花,接受表彰的时候,他的心里美滋滋的。
11月的一个晚上,耿玉昌正在睡觉,队伍突然紧急集合开拔,耿玉昌随着队伍走着,也不知道目的地是去向哪里。晚上,他们到了舒兰火车站,耿玉昌放眼一看,只看到火车站上人很多,黑压压的不少老百姓,好像都是来送站的。年轻的耿玉昌头一回看到火车,不禁有些兴奋,只见火车前面一个车头,后面一个车头,中间是闷罐。耿玉昌随战友们上了闷罐后,心里直纳闷:“队伍要开到哪里去呀?”他悄悄地问了问身边的战友,他们也摇头不知。在车上给每个人发了苏联水连珠步枪一支、四枚手榴弹。耿玉昌头一次有了自己的枪,他高兴地摸了又摸,擦了又擦。到吃饭的时候,只见有人扛来了一个个的大木头箱子,耿玉昌好奇地问道:“这箱子里装的是啥呀?”“熟肉!”扛箱子的人回答道。“熟肉!”耿玉昌一听,高兴得叫出声来,“有肉吃了!”于是,每个班里都分到一箱子肉,战士们吃得津津有味。第二天晚上,火车到了丹东,他们拿着枪、扛着肉刚一下火车,就有人给他们送来了热腾腾的高粱米饭,还有香喷喷的白菜炖大豆腐。吃完饭后,他们步行行军来到鸭绿江边。战士们上了大铁桥,跨过鸭绿江,来到了朝鲜新义州火车站,这时,只见天上来了飞机。耿玉昌抬头正看着飞机好玩儿,就听排长大声喊道:“快往山上转移!快!” 这时敌机就开始轰炸了,队伍就赶紧往山上跑。山上有树,耿玉昌他们走进了一道山沟里,只见这里有一户人家,他们就停驻在那了。这是一户朝鲜族人家,只见这家屋里有大炕,家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瑟缩在炕里,青壮年人都不知到哪里去了。耿玉昌他们就在外屋地下铺上稻草,在那住了一宿。第二天,出了山沟,领导叫战士们把每个人的被子打开,把被子里的棉花扯出来扔了,把被子里外的白花旗布拽下来,两头一系,中间卷成桶状,做成了口袋,他们拿着口袋到到兵站去领粮食去。
领过粮食后,他们就行军往“三八线”开进,白天怕暴漏目标,他们就在晚上急行军。遇到敌机来轰炸,他们就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有时整天整宿急行军,磨得耿玉昌的脚上都是水泡,大冬天的,他后背上的棉衣都被汗水湿透了,累得他迷迷糊糊的,浑身一点儿力气都没有,只是机械地影影绰绰瞅着前一个人的后脑勺,跟着往前走。有时,前面的人突然站住了,耿玉昌就会撞在那个人的身上,那时,耿玉昌累得真感觉有点儿生不如死了。行军路上,没有吃的,饿急了,耿玉昌就从袋子里抓一把炒面来充饥。那炒面是由麦麸、高粱米面等混合而成的,既难吃又呛嗓子,人吃了后还容易便秘,拉不出屎来。行军壶里虽然有水,可是壶嘴都被冻死了,根本倒不出水来。
就这样,冬天的时候,他们来到了清川江,只见江水特别冷。过江时,东北籍的战士们都脱光衣服,用双手把衣服举过头顶,趟着水过江。当时,耿玉昌就感到冰冷的江水直刺肌骨,冻得他直打哆嗦,可是他咬紧牙关挺住了。有些南方士兵嫌江水冷,就穿着衣服过江。这时,耿玉昌这些东北籍的战士们就提醒他们,告诉他们,这么冷的天,服装湿了,出水一冻,衣服没个穿,能冻死人。有的南方战士不信他们的话,穿着衣服淌水过了江,上岸后,他们的衣服冻得冰硬,冻得他们龇牙咧嘴,有不少人冻伤了,甚至有的战士因此冻成残废、截了肢。
在1951年6月份,耿玉昌他们进了老部队,被编为40军118师352团3营9连,在那他们进行了简短的训练。当时,耿玉昌所在的班里只有2、3个老兵,这些老兵是从前线下来整训的。耿玉昌因为刻苦训练,并能积极帮助指导别人,立下两次小功。7月份,耿玉昌光荣入团。进行了短暂的训练后,他们就继续往前开拔。
1951年9月份,他们上了“三八线”,在农历八月节的那天晚上,他们进入了阵地,把原来守在阵地上的战士换了下来。当天晚上,战士们每个人发了两块月饼。望着天上的月亮,耿玉昌手里的月饼怎么也咽不下去,他思念着家里的母亲,思念着家乡。他们防守的阵地是无名高地,他们所驻守的山头,距离敌人的山头近处只有200来米,两个山头之间是山沟。耿玉昌被分配在机枪班,一个班里有一架水压重机枪,有机枪手、预备手和两个弹药手。当时敌我双方打的是守备战,每天不管白天黑夜,只要看到对方的人影,就开枪射击。耿玉昌开始做的是弹药手,因为第一次上战场,他难免有些害怕,小心翼翼地弯腰行走在战壕里。可是,每当看到战友负伤或者牺牲,耿玉昌禁不住眼里冒火,上来了拼劲儿。一天,敌机来轰炸,和他在一个班的一个战友正躲在交通壕的拐角,突然,一发炮弹落下,正落在战友的身边。硝烟过后,耿玉昌去寻找那个战友,可是到处都找不到他的身影,他已经被炮弹炸飞了。耿玉昌四处踅摸,希望能找到战友的一点儿尸骸,他用手一抓,抓到了一团软乎乎的东西,估计是战友的内脏什么的,耿玉昌禁不住泪如雨下,刚才还活蹦乱跳的一个大活人,这么就没了。他也顾不了许多,拿出自己的雨布,把这团东西放在雨布上,用手一扭,团成一嘟噜,放在一旁。耿玉昌心想:“这是战友的一点遗骸呀,自己一定要把它送到后方,给战友留下点儿东西,以作纪念。”两天后,耿玉昌托别人把那包东西带到后方野战医院,作为战友的遗骸进行了祭奠和埋葬。
后来,我军挖了山洞,耿玉昌他们就驻守在山洞里。山洞里阴暗潮湿,只能点着豆油灯照亮。山洞里渗出的水淹没了脚脖子,大冬天,他们就站在水里,战士们的脚都冻坏了,有的脚趾甲都冻掉了。
讲诉到这里,耿玉昌老人脱下了他的鞋子,把掉了脚趾甲的脚趾给我看。我看到了老人家冻伤的脚趾,不禁心里一阵难过。老人看到我的神情,说道:“我就是在那时候落下了风湿的毛病,现在身上哪都不舒服。这都不算啥,我在那时耳朵被震伤过,眼睛也震坏过,现在耳朵背,眼睛也不好。”
原来,那时他们驻守在山洞里,我方用机枪扫射,敌人就用坦克打炮。一次炮弹射进山洞,把耿玉昌一个班的战友(榆树人)耳朵震得直淌血,这个人受了惊吓,就像得了精神病一样,乱跑乱叫,后来他被送到后方之后回国了,耿玉昌他们的耳朵和眼睛也都不同程度地受了伤害。
一天,敌人的火力突然停了,也不打枪,不打炮了。战士们都很纳闷,不知道敌人搞的是什么把戏。后来,经过翻译一喊话,原来那天是西方的圣诞节,休战一天。战士们一听感到很可笑,有的战士就说:“哎,今儿个他们过什么‘剩蛋节’,作为老朋友了,咱们是不是应该给他们送点儿什么礼物哇!”“是啊!要不显得咱们多没有礼貌哇!”大伙纷纷打趣。有的战士拿出塑料做的小鸭子,还有的拿出木头刻的小玩意。有两个胆大的战士就带着这些东西偷偷潜入敌人阵地,把这些小玩意儿放在敌人阵地后,跑了回来。我们这方就向敌方喊话,告诉他们‘剩蛋节’到了,送了点儿礼物到他们的阵地上了,祝他们节日快乐。敌方听后一看阵地上的东西,吓了一大跳,不知道我方是什么时候进入他们阵地的,乐得我们的战士们哈哈大笑。
开春了,守备的战士们吃的很艰苦,战士们蹲守在山洞里,等着炊事班送饭,当时多数吃的是高粱米饭。高粱米用行军锅煮好后,装在桶里给送进防空洞。总之,人家送什么,战士们就吃什么。后来,炊事班也断了炊,耿玉昌和战友们在战斗空隙就出去挖野菜,他们看见马齿菜就挖回来,用水煮着吃,一个班煮一大盆,盛在缸子里,拿勺子舀汤喝。
一天晚上,“三八线”整个战线从南到北都开始行动,向敌人猛烈进攻,耿玉昌所在的一个加强连奉命去攻打01高地。当时我方占有无名高地,我方左侧是小五号高地,敌人所在的01高地位置比我方高得多。天黑的时候,我方开始向01高地进攻,攻上01高地后,却发现敌人并没有在高地上。突然,敌人发起了反攻,当时,敌人发射的照明弹把整个高地照得通亮,我方伤亡很大。这时候,耿玉昌班里的机枪手牺牲了,他们班只剩下他一个人了。这时耿玉昌毅然抓起机枪,当起了机枪手。有一个地堡,里面有七个美国人,用重武器向我军猛烈扫射,班长谢志超对耿玉昌喊道:“小耿,看住这个地堡眼,把它的火力给我压住!”耿玉昌集中火力向地堡猛射,打得敌人的机枪哑了火。战士们冲了上去,只听排长(丹东人)喊道:“小耿,快往外拽俘虏!” 耿玉昌把一个黑人俘虏拽了出来,这个人被拖到山下就死了。战斗中,耿玉昌看到同班姓蔡的战友受伤了,就奔过去相救,只见他的大腿被打折了,血从枪眼直往外流。这个人长得又粗又大,耿玉昌想要把他背下来也背不动。这时,姓蔡的战友说道:“快!把你的救急包给我使!”耿玉昌赶紧拿出救急包,塞住枪眼,用绷带勒住他的大腿,止住了血,然后架着他下了战场。来到后方,远远地看到了包扎所,耿玉昌就让他一个人慢慢走向包扎所,自己又回到前线继续战斗。
这个晚上,耿玉昌他们连先后打退了敌人七次进攻,他们的连长、指导员都牺牲了,排长也被手榴弹把肚子炸坏了,整个加强连150多人,只剩下耿玉昌他们9个人了,九班长是其中最大的领导。但是他们仍然坚持和敌人战斗,直到天蒙蒙亮的时候,敌人又冲上来了,这时我方的救援部队也及时赶到,于是,耿玉昌等九个人边打边退,撤出了阵地。
说到这里,八十多岁的耿玉昌老人默默地流下了眼泪,想起了牺牲的战友们,老人的心里非常难过,我看到老人家放在桌子上的手在不停地颤抖,巨大的悲痛袭上了老人的心头,他的情绪特别的激动,我也被老人强烈地感染了。老人在这次战斗中身上也多处挂花,他挽起了裤腿给我看,我看到老人的小腿上有好几处弹痕,不禁在自己心头油然而生一股敬意。
1952年过年的时候,耿玉昌所在的部队被换防撤离前线,他们撤到朝鲜西海岸,在那里挖山洞、修工事,防止敌人从西海岸登陆。
抗美援朝结束后,1953年7月耿玉昌随部队回国,在辽宁黑山县驻扎,10月份,耿玉昌在连长韩连春、班长谢志超的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自从耿玉昌当兵离家后,三年多了,可以说是音信皆无,他的母亲日日盼望着儿子的消息,可以说是望眼欲穿。老人家天天站在屋外,看到天上的飞机飞过,就欣喜地喊起来,以为自己的儿子会在那架飞机上。直到飞机飞远了,老人家才失望地走回屋里。
1953年快过年的时候,组织上让耿玉昌回家探亲。当他回到屯子里的时候,人们欢呼地迎接他,耿玉坤来不及和乡亲们叙旧,他心急如焚地向自己家里奔去。这时,耿玉昌的老母亲正蹲在灶坑边烧火做饭,耿玉昌的表弟飞跑着推开门喊道:“舅妈,我大哥回来了!”老母亲抬起头一看,只见一身戎装的耿玉昌真的站在自己的面前,她大喊一声:“儿子!”,就头向后一仰,昏死了过去。
和老母亲短暂地住了一小段时间后,耿玉昌又返回了部队,他先后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春第七预校和齐齐哈尔第七步兵学校学习。1963年的时候,耿玉昌任40军118师352团3营9连正指导员、支部书记兼营党委委员,他们所在的部队在黑龙江嫩江农场垦荒,那是他们住在地洞里,用人拉犁杖翻地,每天要劳动十多个小时,他不幸染上了胸膜炎。当时缺医少药,他的胸膜炎粘连了,只好到大连治疗两个月。出院后,他来到40军118师352团任卫生队指导员。
1966年6月,耿玉昌转业到辽宁鞍钢锰矿采矿段任党支部书记,后又到锰矿武装科任科长。多年来,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在1953年过年回家探亲母亲昏倒的那一幕,他就把母亲接到了鞍钢来住,可是老母亲感到在辽宁自己人生地不熟,很不习惯,很不适应,老人家坚持回到了舒兰老家。那时候,耿玉昌的爱人和大儿子已经来到鞍钢,可是由于惦记老母亲,耿玉昌费尽周折,终于在1974年调转工作,回到了法特公社,在保卫组工作,回到了老母亲的身边。
耿玉昌就这样在公社里干了起来,先后任过知青办主任和司法所所长,他工作认真,一丝不苟,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