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很重要的关系,从古至今无数治病救人的神医良医被人们口口相传,世代赞颂,所谓不为良相,宁为良医。然而当今社会医患矛盾变得很严重,发生了很多令人痛心的事情,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这次武汉封城,全国四万多医护人员奔赴湖北拯救生命,全然不顾个人安危,以患者为重,其行也壮,其情似海,感动中国和世界。98岁的抗日老战士张林在电视上看到发生在湖北武汉的这一切,感叹道:“战争年代的医患关系又回来了!"
说这话是因为她的老伴刘竹溪就与曾抢救并医治他的两位医生保持着终生的友谊和最真挚的感情!在半个多世纪里,他们一直在相互惦念,感激与关注,尊重与怜惜,谁也忘不了谁,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这里说的就是他们的传奇。
攻打济南负重伤
刘竹溪(1920.5—2010.3),原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第28军炮兵司令。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再次身负重伤。当时,他所在的华东野战军10纵29师85团,奉命从济南西郊的玉符河一直打到北郊的普利门。身为副团长的刘竹溪几次三番率领突击营同敌军鏖战。在普利门一带,敌我双方犬牙交错,互为包围和进攻的态势时而出现,巷战场面空前激烈。9月21日下午,刘竹溪在阵地上查看进攻线路,对面居高顽抗的敌军突然向我军阵地扔来一排手榴弹,其中1枚就在刘竹溪身边爆炸,几十块弹片瞬间打进他的右半身及右下颌骨。刘竹溪当即中弹倒下,头部、胸部负重伤,尤其是右下颌骨一侧被炸飞,7颗牙齿被炸落,鲜血止不住地往外涌。当战士们把刘竹溪从满是血污的弹坑里扒出来,抬上担架时,刘竹溪苏醒过来,心里还惦记着战斗,但他的伤势太重了,右下颌血肉模糊,被弹片击碎的一块骨头恰巧卡在喉咙上无法讲话,他躺在担架上艰难地捡起一块石灰,写字告诉部下必须抢占制高点。写完就昏死过去,被抬到团包扎所时脉搏已摸不到了。团卫生队急救设备简陋感觉无力回天,边抢救边派人去找一副棺木准备后事。
左英动“口”救战友
但刘竹溪手下的战士不愿意,坚持要把副团长抬到纵队医院做最后的努力。
战士们把刘竹溪抬到纵队医院时,他的呼吸已极度困难,眼看就不行了。这时出现一个关键人物——左英(1919.1—2011.8),上海教会医院护校毕业,时任华野10纵队医院院长。她凭经验判断刘竹溪是因大量出血、血块堵塞了呼吸道而导致严重窒息,最要紧的是马上疏通呼吸道。什么设备都没有,怎么办?左英毫不犹豫俯下身子,不顾刘竹溪满脸血污,用自己的嘴一口一口地吸出了堵在刘竹溪咽喉部位的血块、碎弹片以及骨头渣子。接下来是清创手术,在手术台上,刘竹溪心跳骤停,又是左英口对口地做人工呼吸,硬生生地把刘竹溪从死神手里抢夺回来。
待刘竹溪伤情稍有稳定后,左英嘱托同在济南战役负伤的86团政委翁默清的夫人王岩,去后方留守处接来刘竹溪的夫人张林。王岩临行前,细心的左英还特别交代了两点:一是先别告诉张林刘团长伤得那么重;二是要带两个会做饭的战士回来。时任纵队留守队副队长的张林当时还蒙在鼓里,以为丈夫仅仅是受了点轻伤,同时也还想为其他干部家属做个表率,就满不在乎说了大话:“为革命挂彩是光荣的,我去了不哭。”不料等到张林一路哼着小曲儿来到医院,一眼看到昏迷在病床上、头肿得像脸盆般大,整个脑袋被绷带包扎得只剩两只眼睛的丈夫,顿时吓傻了,一转身跑到室外蹲在墙根抽泣。左英见状,连忙去安慰张林:“我们一定会把刘团长抢救过来,我会亲自给他缝伤口,还要让他像原来那样健康英俊。”左英调来的炊事员,则在刘竹溪疗伤期间以及整个淮海战役期间,始终跟随在其身边,为他做病号饭(流汁)。如果没有左英事先周到调度,刘竹溪根本就无法保证基本营养,更无法支撑他带着尚未痊愈的伤口指挥作战。他嘴巴合不拢,牙齿不能咀嚼,每日靠喝小米汤之类的流汁维持,喝一半漏一半。即使伤口化脓不止,即使日常生活如此艰难,刘竹溪依然英勇无畏参加了后来的渡江战役,打到上海、打到福建。
刚解放,左英就向组织上建议安排刘竹溪到上海治伤做矫形手术。
张涤生动手矫下颌
刘竹溪抵达上海,伤口流脓,面目全非,当时华东局组织部派来了1名女干事,陪同刘竹溪在上海到处寻医问诊。先去了江湾五角场找到建在国民党国防医学院原址上的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后为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该院医生仔细检查了刘竹溪的伤情,摇头说做不了。尔后又相继去了华山、中山等著名医院,给出的答复都是无法医治。
最后,他们来到上海中美医院(原为同济医院,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军统接管改名)。在牙科诊室里接诊的,就是后来被誉为“中国整形外科之父”的张涤生医生。
张涤生(1916.6—2015.8),1941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后到贵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任医师,从事治疗抗战伤员3年之久。行医中,张涤生注意到许多伤员的生命虽然得到拯救,但为创伤所致的外貌畸形及功能障碍所困扰。张涤生因此产生学习整形外科的强烈愿望,师从我国外科老前辈张先林教授。1944年,张涤生随中国远征军赴印度,后被分配到缅北战区的第一军所属流动手术队,战斗至日军投降。 1946年,因战功被选派赴美进修,入读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学习整形外科。 1948年归国后任国防医学院颌面外科主任,致力于整复外科的创立和发展。
张涤生对刘竹溪右颌伤残仔细检查,一口答应为刘竹溪做矫形手术,因为此前他已成功完成了6例颌骨矫形手术。但必须得到刘竹溪的配合,因为医治过程非常痛苦,一般人承受不了。作为一名战场上的猛将,负伤、疼痛又不是第一次,刘竹溪毫不犹豫就住进了中美医院接受治疗。
由于刘竹溪的下颌已经完全错位,张涤生在矫形时,须先用钢丝将他上下颌骨固定,右下颌骨角再穿1根钢丝。在头上绑了石膏绷带,绷带上竖着固定1根钢条,再用很粗的橡皮筋把下颌骨角穿出来的钢丝挂在钢条上。最后在钢丝上套上螺帽,每天上紧一点,慢慢地将右下颌骨角从残存的右下颌骨架上拉开。整个矫形过程将近1个月。
张涤生每天来查房,关心刘竹溪矫形的进展。因为石膏帽箍在头上非常紧,持续性疼痛让刘竹溪痛苦难忍。尽管打鬼子时刘竹溪右上臂贯通伤做手术连麻药没上都忍住了,尽管张涤生认为再坚持1周矫形的效果会更好些,刘竹溪还是请求尽早将石膏帽拿掉。因为疼痛,刘竹溪整个人瘦的脱了形。
张涤生医者仁心,很在乎病人的感受,不忍心看着刘竹溪那么痛苦,便同意了提前1周取下那个 “铁帽子”般的石膏矫形帽。第一步矫形手术结束后,张涤生便着手给刘竹溪做第二步颌骨修复手术。他从刘竹溪身上取下一段7公分长的肋骨,接在右颌骨缺损处,状况大大改善。第三步手术便是整容,须平整其下颌骨的伤疤。尽管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刘竹溪还是恢复了半边的咀嚼功能。
刘竹溪出院后,在“一品香”饭店咽下自负伤后用自己的牙齿咀嚼的第一口饼干时,兴奋得不能自已。
教育儿女学习榜样
全靠左英的安排以及张涤生的医术,刘竹溪才得以恢复部分日常饮食和生活自理能力,并令他日后能继续为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的建设做贡献。在漫长岁月里,刘竹溪一刻也没有忘记他生命中的两个恩人——左英和张涤生。他多次对子女讲述当年左英奋力抢救他的故事及张涤生医生医治他的故事。张林也以左英的成长经历教育两个女儿:“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你们左英阿姨在我军部队中属于来自大上海的知识分子。她毕业于英国教会办的上海仁济医院高级护士学校,积极投身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早年便加入了新四军,是中共七大代表。作为纵队首长夫人的左英,每遇危重伤病员,都亲自组织抢救。你们左英阿姨待人特别温和,处事格外豁达,考虑问题非常周全(左英后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刘竹溪的两个女儿也从事医务工作,她们牢记父训,牢记“医者仁心”,均成长为优秀医护工作者。
医患情深六十载
战争年代建立的战友之情生死之交,令人终生难忘。刘竹溪将恩人时时刻刻挂在心上。当刘竹溪奉命调离28军时,临行前特地去向老大姐左英辞行道别。左英除说了许多鼓励的话,还坚持挽留刘竹溪、张林夫妇共同进餐。在“文革”期间,当刘竹溪得知曾经备受迫害、历经磨难的老大姐回到上海工作,立刻启程赶往上海探望。之后,刘竹溪凡是去上海,总要上左英家拜访,当面问候老大姐。而左英,每年都会在新年到来之际,寄一张亲笔写的贺年卡给刘竹溪、张林,一直到她去世的那一年。
2009年5月,刘竹溪与胞弟刘庆泗作为当年解放上海参战部队的老战士,且是幸存健在的唯一老哥俩儿,都应邀参加“上海解放60周年”纪念活动。
尽管刘竹溪已是90高龄且身患癌症,仍不顾舟车劳顿,坚持要女儿陪同一定要先去看望恩人左英。在老大姐家里,刘竹溪以极度感恩的心情对左英深情地说:“大姐啊,我可是要给你敬一个军礼啊。这个军礼在我的心中可是敬了一辈子。”左英则一个劲儿地夸刘竹溪:“你非常坚强,那时受那么重的伤,一声不吭,真是很不简单,了不起啊。”
在纪念上海解放60周年活动,《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媒体刊登了对刘竹溪的专访和照片。面对记者采访,刘竹溪发自肺腑表示:“好汉不提当年勇,我的生命是先烈和战友用鲜血换来的,也是医护人员以高超医术和精心护理获得的。”
刘竹溪当然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另一位恩人。纪念活动结束后,在女儿的陪同下,刘竹溪专程去看望了张涤生院士。两位鲐背老人一见面,激动万分,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久久不愿松开。
并肩落座后相谈甚欢。刘竹溪感恩道:“当年幸亏由你给我矫形,重新赋予我有质量的生活。正因为你的高超医术,我才能这样长寿。”张涤生哈哈笑道:“你能恢复得那么好,真不容易。”
两人还回忆起当年分别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的情景,真是有说不完的话。告别前刘竹溪赠送了一个花瓶给张涤生留作纪念,张涤生则从书橱里取出两本书,一本是《张涤生传》,一本是《张涤生院士学术述评集》,并在扉页上题写“刘竹溪老战友惠存。祝友谊长存,长命百岁,共同庆贺!”
走出张涤生家时,刘竹溪对女儿说,这次来上海我能来看望了两位恩人,死而无憾!可见这份感恩之情在刘竹溪心里埋得有多深。
上海纪念活动之行结束后,刘竹溪的儿女将这次父亲同两位恩人见面的30张照片制成纪念册,作为贺年卡,并由刘竹溪亲笔签字,分别寄给左英和张涤生,这是刘竹溪生前寄出的最后一次“贺年卡"。很快刘竹溪也收到了左英寄来的贺卡和张涤生的亲笔回信。
一个多月后(2010年3月25日8点15时),刘竹溪停止了呼吸。张林全家不敢把这悲痛的消息直接告知左英和张涤生,担心影响两位老人的健康和情绪,总想等到再见面时当面告知。就这样,在刘竹溪去逝一年后,2011年新年来临之际,刘家依旧收到左英的贺年卡,是她在病重中坚持亲笔写的。同年8月,左英逝世,这竟也是左英寄出的最后一份贺年卡,是给她曾经的病人。
刘竹溪的儿女在2011年8月左英逝世,2015年8月张涤生逝世时,都派代表专程赶到告别仪式的现场,替母亲送别他们全家的两位恩人最后一程。
后记
2020年5月3日,是刘竹溪百年诞辰。老伴张林和子女、故交好友、渤海老区的乡亲等原先准备聚在一起,举办一次纪念活动,怀念这位抗日将领的革命一生。不料被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计划。于是谨以此文,献给为中国革命和上海解放流血奋斗的老革命刘竹溪及他以真诚感怀之情相伴一生的医生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