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爹高丕俭,是在1978年
一点半钟左右,他们就从家里动身走了出来,这时候,大风就刮起来了,为躲避这股强劲的“顶头风”,老爹、小姑、哥哥,用小推车推着两个侄子,一出村,就沿着村西念河西岸高家莹的方向,朝金山寨车站赶去。走到金山寨道班房时,老爹朝我村北海的方向望了一眼,说了句:“海上的大浪已经起来了。”到了车站东的半山坡上,一股旋风刮来,小姑说到车站里避一避吧!在车站里,旋风仍不断,风越来越大,刮的人都睁不开眼睛。
老爹从金山寨车站返回后,挑了一担尿上了菜园,又帮妈妈腌了点咸菜。大概是三点钟左右,海上的事老让他放心不下,他又要重返海上,老妈说不要去了,他还是固执己见,说“鱼网不知拔上来没有,我得去看看。”说着就飞快地骑着自行车赶到海边。 大约三点半钟左右,他回到海上,把自行车的车腿一支,朝海边望了一眼,见海边上有一只“未吃满水”的小舢板就要下海去。岸上的人说不要下去了,他说:“西北的天不好,到如今鱼网还没拔上来,我是技术员,在岸上能坐得住吗?我得下去看看。”
在这之前,副队长杨同进已领命前往,让贺业胜、高文宾开着“挂机”,把全体下海的渔民和三条漂在海水中的渔船,先行拖到网区作业;接着再急速返回,拖另一条放在海岸上还没完全“吃水”的小舢板。就在渔民高丕发帮他把小舢板推入海中时,贺业胜和高文宾,也不早不晚地开着“挂机”到了岸边,父亲非要跟着下海不可。此时,一直在岸上的渔业队长,也同他一起随“挂机”前往了。
这时,天已狂风大作,西北天像一只“黑锅”,老爹来到网区的网船上,看到船被狂风掀起的小山般的巨浪,打得上下左右晃荡,不小船员被狂风巨浪颠簸得晕倒在船上,不停地呕吐,鱼网怎么拔也拔不上来,原因是“网吊绳”解不下来。副队长见队长来到,曾提出“弃网上岸”,队长没有吱声,就离开网船,与另外一个渔民去拔“网肠子”(一种拦截海鱼入网的工具)去了,天还没黑就返回了岸上。
这时,老爹把在一小舢板上的于先强叫到“大舶子”上,让其领头喊起了“号子”,他和杨万德则来到了小舢板上。此时,鱼网仍然拔不上来。是“立即弃网”还是“继续拔网”?在这决定一船人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父亲当即向副队长建言:“弃网返航。”要知道,网是他用心血设计而织成的,弃网如揪他的心。领导采纳了他的建言,网船一船人因此而得救了。
这时,因天气恶劣,“挂机”若将大船和小舢板全部拖回,弄不好会相互发生碰撞,造成船翻人亡的恶果。无奈,另外三只小舢板上的渔民,只得分头各自摇撸回返。老爹与渔民杨万德同在一条船上。当时,天黑、浪高、风大,他身穿沉重的雨裤雨褂,又不会水,就在“山浪收边”时,一个大浪打来,像片树叶似的小舢板就船翻人亡(此次遇难的还有同村渔民杨万德、杨玉良、杨文生)。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为集体的利益而英勇献身。时间大概在下午六点钟左右。
遗憾的是,老爹离去的时候,全家没有一个亲人在他的身边,有的则是那倒海的狂风在朝他凶狠席卷,那滔天的巨浪在朝他频繁激打,那压顶的黑云在朝他滥施淫威,那吃人的“魔鬼”在朝他发出狞笑。
老爹死的时候,哥哥及两个侄儿,正在烟台去往济南的火车上,我头天从家中休假返回莱阳后,正在军政治部值班室值班。凌晨三点来钟,我本家的一个侄子高文东,从金山寨的守备四师十二团九连,用部队的军线给我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告知我父亲遇难的噩耗。我给军区战友张先达打去了一个电话,要他在烟台至济南的火车到站后,立即请济南火车站给广播一下,说老家出事,让哥哥立即返回。可能是车站未广播,也可能是车站广播了哥哥未有听到。他到济南站后,又换乘了去宁夏的火车。这时,天已放亮,我敲开了我的处长王书利的家门,告知了我父亲遇难的噩耗,向其请了几天假。在去莱阳汽车站买票时,满脑子里想的全是父亲遇难的事,心慌意乱,慌不择路,竟将车站里的告示牌都给撞倒了。可想而知,当时有多么的狼狈。
出事的第二天,村里虽然组织人员,从金山港到双岛港,沿海边进行拉网式搜寻,但人们除了能听到大海的咆哮声之外,见到的只是被海水冲上来的小舢板,以及另一渔民杨万德绑在船头上的雨裤雨褂,老爹则什么也没有留下。第三天的下午,父亲的遗体在我母亲的老家云溪村的北海边上了岸。出事的第二天,烟台地区水产部门的领导,来村看望 、慰问了我的妈妈,村里为我父亲及遇难的人,各送了一口薄薄的棺木。父亲的英雄壮举,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他死的壮烈!死的伟大!
事后我们得知,按照以往,每逢大风来临之前,仅用一个多小时,就能把固定在浅滩海区的鱼网拔下运回岸上。可这次拔网,本来原定下午一点钟开始,可队长不知出入什么考虑,在老爹从海上回村后,他就决定不拔网了,并让于先本等人将漂在海水中的小舢板推到岸上。当他看到邻村金山寨渔业队拔网返回时,他又突发“奇想”,再次决定由副队长带队出海作业。由于领导决策错误,组织不力,重视不够,准备不足,加之办事拖泥带水、优柔寡断,使渔业队在风浪小的情况下,没能及时出海,延误了拔网的大好时机。而在风浪大、不易出海的情况下却二次出海,从而导致了这一不该发生的悲剧上演。
老爹的死,让老妈、儿子、女儿、儿媳、孙男弟女们,哭得死去活来。侄子高文东从学校里弄来了个留声机,一遍一遍地在播放着揪人心肺的哀乐。街坊邻居、亲朋好友,都络绎不绝地赶来吊唁,送来烧纸、冥币,劝慰老妈。第三天,老爹的尸首从老妈的娘家“云溪村”海边接回来的时候,身子还是软软的,见到家里的亲人后,不知怎的,嘴里、鼻子里、耳朵里鲜血直流,直到见到妈妈后鲜血才慢慢的凝固,尸体也僵硬起来。
最让我难懂的还有,父亲死后,其他的遇难者,大队都给了一些补助,而我老爹帐上欠了70来元钱,大队竟向老妈和在家务农的老三、老五再三催要。老妈和我两个弟弟据理力相争,说我老爹为了村里集体的漁业生产命都搭上了,一文钱的补助没有见到,我们没去找大队,大队反倒来找我们,真是岂有此理。后来,听说大队不给老爹补助的理由是:我家里弟兄多、生活好,不用补。
事后我想了许多:假如我老爹送走我哥哥后就呆在家里不到海上,假如他到了海边一直呆在岸上,假如他到了海上能“稳坐钓鱼船”不上小舢板,假如他把技术员的责任忘却脑后,假如渔业队的领导能当机立断早点丢弃鱼网,假如在岸上的小舢板能被同时拖入网区,假如他一心想着个人忘了别人和集体……死神能奈他如何!可是,只因老爹工作太积极了,做事太认真了,责任感太强了,脾气太倔强了,好强好胜的性格太难改了,为集体的思想在头脑里树立得太牢固了,偏偏总是听从死神的指挥棒指挥,一直朝黄泉路奔去,最终驾鹤西去!
用哥哥的话说,老爹真是一个无“福”之人。如果他能活到现在,看到儿女幸福,子孙满堂,看到儿孙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不知会有多么高兴!可遗憾的是,这样的日子,老爹一天也没享受过。现在,作为我们这些子子孙孙,只能在每年的“清明”等时节,到老爹老妈的坟头上,去多为他们磕几个响头,多为他们续点香火,以寄托我们的哀思。其它还能做点什么呢?!
(二〇二一年清明时节泪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