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青春(十三)
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中,父亲刘乃晏不仅记录了打仗的“实况”,而且记录了一些日常生活场景,让我们看到八路军真实的生活画面。
68、和石司令员的一次单独会面
父亲说的石司令员,叫石潇江(1909-1945) ,历任八路军中队长、营长、山东纵队蒙山支队副支队长兼参谋长、司令员,鲁中军区、清河军区参谋主任,渤海军分区副司令员等职。1945年10月,遵照党中央的命令,率领部队通过渤海海峡进军东北途中不幸遇难。
1942年6月,父亲在沂南县鲁家庄鲁中军区教导队学习期间,鲁中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石潇江单独约见父亲,并请他吃了一次饭。
父亲回忆:“有一天,我们正在上课,听到一声“报告,首长请刘乃晏同志去司令部。”鲁中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石潇江(原蒙山支队司令员)的警卫员向正在讲课的邓指导员报告说。邓指导员找到我,对我说:“刘乃晏。”我说:“到。”邓指导员接着对我说:“石参谋长让你去他那里。”“是。”我答应后即随警卫员去鲁中军区司令部。
我问司令员警卫员:“首长怎么知道我在这里?”警卫员回答我说:“我前天见到你,能不跟司令员说吗?”当年,石司令员在沂南县东梭庄我家住过一阵。1941年石司令员到2营还问起过我,我才知道石司令员是我们山东纵队蒙山支队司令员。
进院以后,我在门外向石司令员报告,他走出屋来让我快进屋,他示意我坐下后,首先问我父亲怎么样?问了问村子里的情况,继而问了我的情况以及在武工队敌占区活动的有关情况,我一一如实回答之后,他问我在教导队学习和教导队有关情况,我汇报以后,他对我进行了鼓励,讲了当前形势,尤其是怎样看待目前的困难,我感到很受教育,我表示了不怕艰苦、好好学习和工作的决心。不一会,我觉得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于是我请求回队,石司令员执意要留下我吃饭,我只好留下。
不一会,警卫员说:“开饭了。”石司令员吩咐警卫员多打饭,菜是一荤一素,小米稀饭,馒头十六两一斤,一个一两重的馒头打来二十几个即一斤有余。首长吃了两个馒头,一小碗稀饭后,说吃饱了,让我多吃点。并吩咐警卫员再去伙房拿馒头,不一会又拿来几个。我一口气吃了二十四个(一斤半)馒头,剩下两个不好意思吃了。首长劝我吃了,我说吃饱了,菜和小米稀饭自然是一扫而光。石司令站起来将两个馒头拿起来:“装上、装上。”边说边装进我的上衣口袋里,我满怀谢意地向司令员敬礼告辞了。
这次短暂的见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首长那么平易近人,对战士关心备至的形象至今仍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遗憾的是以后我再也没见到他,只是听说他抗战胜利后去了东北,也有人说去了渤海军区,只知道他曾在渤海军区任过分区司令员。”
石潇江
69、“多吃”油饼的小故事
父亲和战友去鲁中军区二分区政治轮训队报到的路上,和战友们“多吃”了油饼。
据父亲记载:“1944年的春节,我是在山东蒙阴具公家黄泥埝过的。这里当时是敌占区的腹地,周围五六个日伪军据点距此仅有十至十五里左右的路程。每一个据点驻着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大队或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个中队不等。但我们武工队的战斗力越来越强,在此活动,不用再像过去几年,遇见敌人东躲西藏,可以公开活动了。
我记得年三十晚上年夜饭,吃的是馒头、白菜炖猪肉,初一早饭是水饺,晚上是小米饭。这是近几年来过得最丰富的一个春节,吃的不错,大家都很高兴。因为天下了雨雪,满街都是泥水,出门时我爱惜刚发的新鞋,只好光着脚出门。
因为我接到通知,去鲁中军区二分区政治轮训队学习,太阳刚落下,武工队队长和全队同志送我出了村,我和小李告别大家后,兴冲冲地向山里走去,不到半夜我们到达了目的地,炊事员老胡安排我睡了一会。
第二天吃过早饭,和炊事员老胡简单交代了一下,告别他和房东一家人,房东大娘对我十分关爱。然后我去二分区费东独立营取介绍信,当天,我们就到达了二分区轮训队的驻地临沂下柳庄。
我们去分区政治轮训队的路上,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我们费东独立营的三个学员,在去轮训队的路上,一起在沂南县岸堤吃中午饭,我们把粮票、菜金交给村长,因为是春节期间,村长特别关照我们,带我们去岸堤一家饭店里吃饭。
饭店店主见我们是八路军,十分客气,说给我们烙油饼吃,她把面称好,把水和面放进盆里,让她儿媳妇和面。我们三位学员中,有位段同志把自己茶缸里大半缸水倒在和面盆里,我不明白什么意思,急忙问:“这是干什么?”段同志回答我“这面不够称,刚才我看见了,缺斤少两,我在家是开饭店的,她骗不了我。”店主儿媳妇和面,和稀了,只得偷偷地再去添面。从和面开始到烙饼,段同志一直守着。香喷喷的油饼做好了,精明的店主一看,面多了,她问儿媳妇:“怎么这么多饼,这面称多了。”儿媳妇回答她:“娘,不是你称的面吗?”店主不解地嘟囔着:“是啊,我称的面不多,怎么烙这么多饼?”可段同志一直守在那里,她不好意思把多的油饼拿走。
这一顿饭,我们三个人吃得饱饱的,然后告别店主,大家启程了。我们一位同志问段同志:“今天我们占了人家多少便宜?”他严肃地回答说:“大半斤面。”我一听“多吃多占”了,我对段同志说:“这样可不怎么好啊。”段同志回答我“这些做小买卖的,缺斤少两,是常事,还不知坑了多少人哩。”另一位同志问段同志,“你在家里也这样吗?”段同志回答他:“哦,我不这么干,所以我得治治这家店主。” 说完,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70、为房东大娘打“保票”
父亲在鲁中军区二分区政治轮队学习期间,发生了一起为房东大娘打“保票”的故事。
他回忆:“1944年3月份,鲁中军区二军分区组织机关人员在沂水县纪王崮开荒,那时候我们八路军边打仗边生产,解决部分粮食自足问题。我们轮训队学员随军分区机关参加,军分区司令员吴瑞林,政治委员(兼地委书记)王一平,军分区机关从干部到战士都要参加,开荒场面是非常动人的。
我在开荒中,遇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在参加地段勘探时,我被雨水淋着,患了感冒发烧。有一天早晨上工时,轮训队支部书记高振其让我在家休息,学员队的同志走的时候把门给我关上了。我住的这家房东,以为我们学员都去开荒了,她悄悄召集全家三个党员,在家开党小组会。会上,她家调皮的小姑娘抢先说:“娘组长,我先发言。”我在隔壁听见,想笑但没敢笑出声来。他们开完会以后,我出屋去上厕所,被房东大娘发现,我没有去开荒,她立刻不安起来,慌张地问我:“同志,你怎么没有去开荒?”我平静地告诉大娘:“我冻着(当时对感冒的称呼)了,没有去。”她又问我:“你在屋里没有睡觉?”我看了她一眼,回答说: “我非常难受,根本睡不着。”
其实我明白他们一家人为什么这么警惕,当时的地下党员身份都是秘密的。一个党小组(一家三口),在我面前一下暴露了,当然,做小组长的母亲自然是很着急的。
到了晚上,学员们开荒返回来,我们轮训队支部书记高振期向我问起这件事,我把这件事如实作了汇报。高书记马上去告诉房东大娘:“不要紧,在家养病的同志也是党员,是我们的同志”。和房东大娘说完以后,高书记又告诉我,这家房东家三个党员的事,让我千万不要暴露他们,我说我会保守秘密的。一会儿,房东大娘过来,对我问寒问暖,悉心照顾我,要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出去她家三个党员的事情。我对大娘打了“保票”,绝对不说,让她放心。
战争年代,有许多事情是秘密,有一段时间,我们连队里谁是党员都是不公开的。”
71、参加了第三次攻打吴化文战役
第三次讨伐吴化文战役,是1944年3月至4月,八路军第115师和山东军区部队在山东省莱芜、安丘之间讨伐吴化文的战役,父亲参加了这次战役。
父亲回忆:“1944年3月下旬,我在鲁中军区二分区轮训队学习期间,参加了第三次攻打吴化文战役。分给我们轮训队的任务是负责做战勤工作和新区的群众工作。战斗打响我,我先参加伤员转运工作,我和学员们冒着枪林弹雨,把伤员从阵地上抢救下来,正在紧张转运伤员中,遇见了身负重伤的曾是我们指导员的刘金星同志(南方人,红军,当时是蒙阴独立营某连指导员)。我亲眼见到刘指导员伤得这么重,心里非常难过。
两三天以后,轮训队分配我和地方党政人员去新区开展群众工作。新区敌人活动很猖獗,我方必须要有武装人员参加,才能开展工作。我们十几个人,军队、地方各一半人员,负责五个村的群众工作,每个村我们去三至四个人,我们八路军人员都带着枪,以保护好地方同志。”
王一平
72、向王一平政委汇报工作
父亲曾给鲁中军区二分区政委王一平汇报工作,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父亲记述:“记得有一天,支部书记告诉我,晚上去军分区王一平政委那里汇报工作。听到这个消息,弄得我十分紧张,和这么大的首长接触,不知道如何是好。虽然我过去听到过王一平政委给我们作报告,开荒时也见过他,对他十分尊敬,但要我直接给王政委汇报工作,还是有些局促不安。可当我见到了王政委,说了几句话,紧张心情逐渐放松了,首长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多么可亲可敬的首长啊。我汇报完后,首长冲我点点头,笑了笑。
后来,1947年春天,挑渠阻击战时,我在8纵23师68团炮兵连当指导员,8纵政委王一平一见到我,马上叫出我的名字,让我十分惊奇,首长的记忆力这么好。”
王一平,1914.12~2007.02,山东荣成人,26军政委。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第五届委员会主席,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共产党第八次、第十一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刘卫平根据父亲刘乃晏手稿和口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