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青春(四)
父亲刘乃晏生长在沂蒙山区,战斗在沂蒙山区,抗战时期,他和山东纵队后来鲁中军区的许多战友不畏艰难,百折不挠,英勇战斗,留下许多红色的战斗故事。
10、大顶子突围战
1941年12月,父亲在山东纵队蒙山独立支队2营5连,在一次遭遇战中,与连队失去联系。他在寻找部队途中,和兄弟部队一起参加了大顶子突围战,不久又回归部队。
大顶子山,位于方城北10.5公里处,海拔728米,面积5平方公里,是蒙山东端较高的山峰,山势险要。
据父亲记载:“12月初的某日,我们连驻扎在北庵,深夜,副指导员带我们班五个人去大顶子山换岗哨。我走在全班的前头,副指导员带通讯员随后,驻地距哨位虽然只有两公里路,但天很黑,很冷,路也很难走,前进速度比较缓慢。
敌人“扫荡”已经一个多月了,我们连经过几次战斗,由一百五十多人减到现在不足一百人,我们班由十三个人减到现在的七个人。
夜很寂静,通讯员跑到前面传达副指导员的命令说:要提高警惕,注意敌情。
当我们登上山时,天已经亮了。在爬山的途中,我们发现山上有人,但不是我们的人。班里有人喊了一句:“是鬼子。”我命令大家迅速卧倒。敌人也发现我们,顿时机枪、小炮随即打过来,四周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我马上想到:我们在山上放哨的那一个班去哪了?顷刻间,东北方向有一百多个敌人向我们冲过来,我命令大家集中火力向敌人射击。那时候,我们配发的子弹少得可怜,每人平均才四发子弹,无法和敌人长时间对抗。山顶上的敌人,也向我们冲来,我意识到我们班被包围了,不能硬拼死守,我立刻带领全班同志向西北方向撤退。突然小郭中弹倒地,我急忙扶起他,他头上的血不断流下来,我用擦脸布捂住他的伤口,让他自己用手捂着,我和另一位战友(忘记了他的名字)扶着他继续突围。
四周的枪炮越来越激烈,子弹在我们身旁和上空呼啸而过,炮弹在我们附近不断爆炸。敌人的包围圈迅速地缩小着,四周的敌人跑动着向我们靠近,在枪炮声中,我们班不断有人倒下。枪声越来越密,情势越来越危险,令人十分紧张。
我们是在比较平坦的地面上跑,敌人是顺山而下,敌人跑的速度比我们要快些,本来运动速度,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因为我们除了一支步枪、四枚手榴弹以外,没有有分量的东西。而敌人却不同,除了步枪以外还有充足的弹药,装备齐全。我因为搀扶着受伤的小郭,带着他一起跑,速度就慢多了。敌人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有战友焦急地催我快走,眼见追击的敌人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十分担心和着急。
我一直在想:我们不能当俘虏,看样子敌人是想活捉我们,不然我们早就被敌人击中了。我回头看了一下,敌人离我们只有几十步远了,敌人叽里呱啦地乱叫,大概是要我们站住,或交枪之类的话。
面对险情,小郭怕拖累我们,对我说:“不要管我了,你们赶快走。”我对小郭说:“不行,要死我们也要死在一块,绝不丢下你一个人。”一位战士急躁地说:“副班长,你看敌人追上我们了。”我想我们绝不当俘虏,我们一定要突围出去。危急时刻,我急中生智,突然想起了手榴弹,我迅速取出了一枚手榴弹,用牙揭开盖,牙咬住拉了弦,没有回身用力向身后扔去,按规定手榴弹是不能身体向前手向后扔的,可当时顾不了这么多了。投弹以后,我们没有卧倒,继续向前奔跑,手榴弹爆炸了,不知道炸着敌人没有,但敌人却卧倒了,一下子我们和敌人距离拉大了。那时我们自己制造的手榴弹杀伤力不强,否则也可能会伤着自己。
我们乘机向西北迅速跑去,却碰见了一大群正在撤退的人,走近一看是我们的人。
我们跑到大顶子西边向北去的山口,周围的枪炮声越来越近,人群像潮水般一样涌动,男女老少中,有军人,有党政工作人员,还有老百姓,大家拥挤在一起,敌人的炮弹不断在人群中爆炸,不断有人倒地。
此时,如果冲过向北去的山口,就逃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人们边喊边跑,山口不大,却拥挤不堪。在我们左前方不远处人群里有个敌人的炮弹爆炸,硝烟刚散,我发现有一个人倒在地上欲起难立。“快去,扶他一把”我命我身边的战士。我们全班只有我们三个人了,不知道其他同志,包括副指导员去哪了?
山口两边山头上,坚守阵地的我军部队正在与进攻的敌人进行激烈地战斗,枪炮声响成一团,山头上笼罩着浓浓的硝烟。敌人妄想夺取山头,封住出口。
我们刚接近山口,有一位手拿驳壳枪的军人命令我们站住,到山上去参加战斗,同时还有其他几个我军兄弟部队的人员,被命令上山去参加战斗。正好,我也想和兄弟部队的战友一起战斗。
我们三个人,小郭虽然负伤,但能在别人的搀扶下行走。有几个老乡边搀扶着小郭边说:“交给我们吧。”小郭回头看了我一眼说:“班长,你要注意安全。”我看到小郭交给老乡,就放心了。我对小郭说:“放心吧,你要好好养伤。”和小郭告别后,我和那位战士(记不得他的名字)上了指定的右边山头上参加战斗。
我和战友并肩一起开始登山,山上枪声时急时缓,炮声一直不断,有几发炮弹落在山头上爆炸,震得我们耳朵嗡嗡直响,山上不断向下运送伤员和烈士。和我们一起上山的有七八十个兄弟部队的战士,有两个人未登上山就负伤下去了。
越接近山顶火药味越浓,呛得嗓子发痒,一到山顶,就看到阵地上枪、子弹袋、手榴弹横七竖八,许多射击位置上空着人,有一位拿驳壳枪的干部,后来知道他是连长,给我们两人指定了射击位置。我把比较安全的位置让给战友,我们相距约有两米远。
不一会,敌人猛烈炮击我们的阵地,这是敌人向我们进攻的前奏,连续不断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弹片和碎石在阵地上嗖嗖地响,霎时间敌人开始进攻。不一会,敌人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冲到了我们阵地前,我屏住气息,按照我平日练兵中学到的射击要领,认真沉着瞄准暴露明显的一名日军,一枪将他击倒。我看得很清楚,他倒地以后,他的枪摔出去好几米远,我暗暗庆幸我的汉阳造准确性不错,首战打死一名日本鬼子。同时,我不断告诉我的战友注意隐蔽。
在我们顽强阻击下,进攻的敌人在我们阵地前不远处卧倒,对我们进行猛烈射击,敌人有一百多人,在火力掩护下不时向我们匍匐而来。敌人离我们越来越近,连长命令我们:准备投弹,我将跟前十几枚手榴弹揭开盖拉出弦,连长一声令下:“投弹!”我一连投出五六枚手榴弹。在手榴弹的打击下,敌人退回去了。
战斗间隙,我们又有不少伤员和牺牲的同志抬下阵地,随后又上来十来个战士进行增援。我看了一下,阵地上顶多只有六七十人,有三四挺机枪。
敌人还在不停地炮击我军阵地,阵地上浓烟滚滚,但不像敌人冲击时那么紧张。
连长将换上来的人员指定好射击位置后,拿着一支三八式大盖枪和几袋子弹、手榴弹放在我跟前说:“把你的枪放一边,用这个枪打,要注意隐蔽。”
少时,敌人在激烈炮击后又开始在火力掩护下端着刺刀,嚎叫着向我们发起进攻。我的战友有些不安的对我说:“这一回,进攻的敌人比上次的敌人多。”我安慰他说:“没关系,我们枪好,子弹充足,敌人上不来。”正说着,我发现在我右前方不远的地方,爬上来一个手拿指挥刀的鬼子,连长命令我打掉那个拿刀的鬼子,我沉着瞄准,一枪将其击倒。说一口南方方言的连长对战说:“打得好,射击姿势再低一点,注意隐蔽。”
战斗打了好长时间,我已投出十几枚手榴弹,打了几十发子弹。那位连长再次告诉我姿势低一点,注意隐蔽。
这场战斗打得非常激烈,阵地上烟雾腾腾,敌人火力十分猛烈。我们不断有人伤亡,不一会,敌人又再次冲到我们阵地前边,连长命令大家上刺刀,准备和敌人拼刺刀。
敌人从我们的右侧,我们伤亡大火力薄弱的地方,突破了我们的阵地,我们阵地上的机枪集中火力向敌人射击,有的战士跃出工事向敌人射击,我起身猫腰端着刺刀准备向敌人突破的阵地方向冲去,连长命令我卧倒射击,他大概是看出我年轻身体不壮,当时我才17岁,不让我去与敌人拼刺刀。
冲上阵地的几个敌人被我军火力击倒或刺死,我军阵地很快恢复,我们再次击退了敌人。但不幸的是,连长头部中弹,撤下了阵地,不知道他能不能活下来,多好的连长。
增援我们的人,从山下又上来三十多人,带来一挺轻机枪,随后又陆续来了二十几人。副连长接替连长指挥,他调整了兵力,重新作了部署。我看到阵地上总共不到一百人。敌人炮击又开始了,敌人又要开始进攻了。敌人拼命进攻的目的是想夺占山头,封住出口,不让我们的人向外突围。
这一次, 向我们进攻的敌人比上一次又多了,约有二三百人。敌人的炮弹不断在阵地上爆炸,阵地上尘土飞扬,炮弹皮在我们头顶上嗡嗡乱飞,炮弹炸起的碎石不断地落在阵地上噼里啪啦地乱响,撞击到石头上的弹头嗖嗖乱窜,敌人的轻重枪猛烈地向我们射击,枪声像刮风一样,分不清哪是步枪响,哪是机枪响。面对强敌,我们不甘示弱,我们向敌人猛烈射击,手榴弹一排排地投出去,经过一阵激烈战斗,我们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
我们已经连续打退敌人四次进攻。我打了约三四十发子弹,投了约三十多枚手榴弹。右臂酸痛得很,起落都有障碍感了,我跟前还有六七枚手榴弹,几袋子弹,一支三八式步枪。我除了对敌人射击投弹外,还得照顾同班那位战友,因为他刚入伍不久,战斗经验不足。
大顶子战斗,敌人的炮火一直不断,不对我们进行猛烈炮击,弹片碎石在阵上乱飞,尘土、烟雾弥漫,火药呛得人呼吸都很困难,嗓子痛得难受,耳朵嗡嗡直响,每个人都灰头灰脸的,我的身上盖了厚厚的一层土。
面对炮击,我们全然不顾,仍然在阵地上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敌人,丝毫不敢松懈。
打了一会,我们有一位排长牺牲了,一班长代理排长指挥战斗。
这支部队,装备比我们蒙山支队的好。当时光顾着打仗,没问他们是哪个部队的,现在想,他们可能是115师的部队,用的武器大部分是三八式步枪, 歪把子机枪,弹药充足,战斗力不错。
比我们多好几倍的敌人尽管拼命进攻,但始终没有攻占我们的阵地,假如是我们2营,没有这么好的装备,有可能守不住阵地。我很羡慕这支部队。
山口向外突围的人渐渐少了,敌人又开始攻击前的炮击,敌人的炮弹在我们阵地上连续、密集爆炸。这次炮击落在阵地上的炮弹比前几次更加密集,副连长命令除留几个人警戒外,其余人都到山坡下去隐蔽,以减少伤亡。
这个时候,又有三十多人赶来支援我们。
敌人的炮弹稍停,副连长命令我们进入阵地,准备抗击敌人的进攻。
我们进入阵地后,敌人到达了我们的射击距离。我们又开始战斗,我瞄准敌人不停地射击,不断地投出手榴弹。我和战友们连续不断地射击和投弹,打击敌人的进攻。
这一次冲锋的敌人好像没有增加多少,我们倒是增加了兵力,提高了大家击退敌人的信心和力量。
经过约二十多分钟的激战,敌人伤亡很大,狼狈地逃回去了。
战斗停止期间,重伤员离开阵地,轻伤员不下火线,留下继续参加战斗。我们重新调整分配了弹药,准备敌人下一次进攻。
副连长给我提过来一袋手榴弹,有三枚,对我说:“小鬼打得很好,要注意隐蔽,射击、投弹的姿势低一些。”他在阵上走了一遍,检查指点。大家忙着整理子弹,有的擦拭武器,有的把手榴弹揭开盖,准备敌人下一次进攻。
停了一阵子,我们接到命令撤退。副连长命令我把我跟前的枪、子弹、手榴弹都带上。我除了我自己的汉阳造步枪以外,又扛上了四五支三八式步枪和一些子弹袋、手榴弹,走起路来颇感吃力。因为部队伤亡很大,多余了很多枪弹,有些人还要去搀扶伤员。
我们撤离战场向西北方向走去,敌人只是向我们打炮、打枪,没有追击我们。
“副班长,你负伤了”我们班战士指着我的脖子说,听他这么一说,我才觉着脖子丝丝拉拉的疼,伤不算重,只是擦破了皮,流血不多,他给我简单包了一下,继续随部队前进。副连长拍了一下我肩膀问:“不要紧吧?”“没事。”我立刻回答。他看了我一眼,对我说:“在我们这里干吧。”我没有马上回答他,因为我有我的蒙山支队部队,他见我没有回答,就向前走了。
部队沿向北去的一条小路走了约五六里路,在一个小山村停下来休息。副连长对大家说:“身上有干粮的少吃一些,没有的,同志匀给他一点。”
我和同班战友依靠在街的墙上,他问我:“我们怎么办,到哪去找我们的部队”。我心中没有数,只好说等等再说。
此刻,我在想:这是我参军以来打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消耗弹药最多,最激烈的一次战斗,鬼子火力那么猛,人那么多,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也没有攻上我们的阵地。敌人在我们阵地前尸伤遍野,武器弹药遍地,离我不远处还有敌人遗弃在我阵地前的一挺轻机枪。我觉得这次战斗打得很过瘾。我想,在这样的部队打仗,才痛快哩。
想着想着睡过去了,突然,我朦朦胧胧地听见有几个人小声说话,睁眼一看,是我们蒙山支队1营营长李振江。我虽然很羡慕刚才和他们一起在大顶子打仗的兄弟部队,这支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但我更加留恋我们的蒙山支队,那里有我们熟悉的首长和同志们。于是,我走近李营长跟前,向他报告说:我是蒙山支队2营5连的,今早与部队失掉联系,刚才和兄弟部队在大顶子山上打了突围战,不知道我们连队现在在哪里?他告诉我说:“你们部队就在大顶子山的西边。”他让我跟他一起走,马上要归队,我很高兴。我找到一起战斗的那位副连长,向他告别,临别时那位副连长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大盖枪要留下。”他这么一说我可急了,我着急地说:“连长,我的子弹都打光了,怎么办。”“别急,给你补上五十发子弹。"随后他让旁边的战士拿了五十发子弹给我,加上我原来的几发,我有五十多发子弹,很满意了,虽然没有达到带走那支三八大盖枪的目的。”
父亲回到蒙山支队2营5连,才知道敌人扫荡合围,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损失很大。他在手稿里记载:“回到部队我才知道,12月4日,敌人进行合围,在大青山突围战中,我们蒙山支队损失很大,支队政委刘涛同志,在右岗、金顶山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30岁。刘涛,山东荣成人,1933年入党,1937年领导发动胶东天福山起义,1938年转战鲁中,1941年4月,以山东纵队特务2团1个营为骨干,重建蒙山支队,他任政委。在大青山突围战中,我们蒙山支队机关和部队减员很多。我们5连副连长被俘,我们连只剩下二十多个人,部队士气有些低落。根据上级要求,我们连进行缩编,我所在8班和2班合编为一个班,也只有六个人,2排的闻士清为班长,我为副班长。
刘涛烈士
第二晚上,我们返回战场,掩埋烈士,寻找伤员。我们蒙山支队长朱则民同志在大顶子山上,召集支队全体干部、战士开大会,他在讲话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在蒙山,保卫蒙山。敌人疯狂不了几天,我们很快就要反“扫荡”了。现在我们要团结一致,勇敢战斗,为粉碎敌人的“扫荡”作出贡献,我们保卫蒙山,就是保卫我们的家乡,我们坚持在蒙山,一定要拖住敌人,和兄弟部队一起进行反“扫荡”斗争。朱支队长这番讲话,对全体指战员鼓舞很大,我对支队长的讲话深信不疑,对粉碎敌人的“扫荡”,取得反“扫荡”斗争胜利的信心更足了。”
山东纵队蒙山支队朱则民,湖北人,1934年底在狱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北平民先队组织部部长、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部民运部部长、八路军山东纵队蒙山支队政委,山东军区人武部部长、华东军区人武部部长、华东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华东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华东局农委主任、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兼秘书长。1979年起,任国家农委专职委员等职。我曾在山东省农委工作10年,朱则民过去是我父亲的领导,如今成为我的上级领导,真是历史的巧合。
晚年朱则民
11、在梧桐沟掩埋烈士
大青山突围战发生于1941年11月,是山东沂蒙抗日根据地军民反击5.3万日军“铁壁合围”大“扫荡”中的一次著名战斗,也是抗日战争时期津浦铁路以东山东敌后战场我方损失最大的一次突围战,山东省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国际友人汉斯�希伯、115师敌军工作部部长王立人、抗大一分校二大队政委刘惠东、蒙山支队政委刘涛等近千人壮烈牺牲。据说山东“抗大”牺牲三百多名学员,十分惨烈。当时,父亲亲眼见到抗大牺牲的学员,并参加了掩埋烈士的工作。
他怀着沉重地心情做了如下记载:“一天早晨,太阳刚出来不久,我们就接到了去梧桐沟掩埋烈士的任务。我们纷纷去老乡家借了铁锹,整队出发了。
梧桐沟位于大青山附近,就在我们离村子很远的时候,就看见了村子里树上吊着我们烈士的遗体,村子里焦臭难闻,整个村子破烂不堪,街上、树上、房子都被烧坏,到处都有被害烈士的遗体。有的一颗树上吊着五六个烈士,有的房框上吊着三五个烈士,多的有十几个。烈士们,有的衣服被脱光或烧光,惨不忍睹。在这个只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里,敌人杀害了一百多人,除个别是当地群众外,绝大部分是我“抗大”的女学员。”
为什么抗大牺牲这么多人?我查阅有关资料得知:抗大一分校有第二、第三、第五、特科4个大队,1个女生队,加上校部机关,共3000多人。第二大队为建国大队,学员是山东各根据地县区乡政权干部,战斗经验不足;第三、第五大队是军事大队,学员由第115师和山东纵队营连排级干部组成,战斗经验丰富,但他们大部分赤手空拳,仅有几百条破旧步枪,还没有刺刀,弹药也不足。一分校规模庞大、人员众多,驻在胡家庄、杨家庄、大谷台、李行沟、梧桐沟等十几个村子,绵延十几里。校部驻胡家庄、大谷台。
日军以一个混成旅团5000多人秘密进入大青山四周,布置了一个合击圈。这一严重敌情,抗大一分校没有发现。于是发生了大青山惨案。
我翻阅有关大青山突围战的史料,有这样的记载:血战后的大青山战场,我军政人员、学员的尸体漫山遍野,惨不忍睹。主战场李行沟牺牲600多人,梧桐沟牺牲200多人,东边第二大队战场和散在各处牺牲的200余人。女生队多是姑娘,她们向山下撤离时,被日军堵在梧桐沟东崖,只好退守3间孤零零的西屋抵抗。成群的日军包抄上来,他们要抓活的。女生队除了队长、指导员有手枪外,每人仅有两枚自造无把小手榴弹,就凭着这点武器,她们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使敌人无法靠前。最后,日军架起机枪向门窗扫射,并向屋内投掷手榴弹。不一会,屋内即无声无息了。屋门外几米处全是血水,屋内积血没过鞋面。
当年,父亲在梧桐沟现场,亲眼目睹这个血腥的场面,他记载:“据说,这些女学员手中没有武器,全是合围时被俘获遭到杀害的,她们大部分衣服被扒光和烧光,有的是被刺刀刺死,有的是被火活活烧死,等等。 面对牺牲的烈士,我们心中十分痛心,流着眼泪掩埋了自己的同志。十二月初的天气,地冻得像铁一样硬,我们十几个人累得浑身是汗,忙活了半天,也只能是简单掩埋了烈士。
面对梧桐沟惨景,被激怒了的战士们,不约而同地发誓:一定要多消灭敌人,一定要报这个仇。”
13、追击逃兵
父亲多次向我说起:1942年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 ,我们部队大多数人意志坚定,坚决跟着共产党抗战到底。但也有少数人,经受不住战争考验当了逃兵。父亲所在部队,有时候就发生叛逃事件。
父亲记述:“ 一天夜里,我们连进驻蒙山东面的一个小村,乘大家不注意,2排长张孝先、班长石德法逃跑了,并且带走了一名战士。得到这个消息,指导员马上带我和几个战士追了好几里路,没有追上逃兵,无果而返。为此,营部特派员单独找到我,因为我是除锄网成员,直接归特派员领导,他批评我警惕性不高,没有及早发现及早制止。为此,我很自责,没有发现这些隐患,于是我向特派员作了自我批评。在险恶环境下部队中出现逃兵现象,是意料之中的事,关键是早发现早采取措施。”
父亲还说:“抗战最艰难的时期,我们部队里一些理想信仰不坚定的人,怕这怕那,逃跑了。如果一个人想跑,是很难控制的,特别是干部,这次逃跑的三个人,都是费县人,距离家乡不远。他们临逃跑前就发现有点异常现象,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加以控制,果然他们逃跑了。逃兵,特别是干部逃跑,对部队的影响很坏。”
14、父亲为保护文件被敌人抓去
抗日战争时期,我爷爷刘惠厚为了保护“抗大”文件,惨遭敌人毒打也不交出来。
父亲这样记述:“1941年12月底的一天夜里,我们山东纵队蒙山独立支队2营进驻了磊石,当时我在5连任副班长。一天早晨刚吃过早饭,就听见了枪声,接着我们连就紧急集合,抢占山头,迎战一百多名伪军。开始时敌人试图攻占我们的阵地,一经交火,敌人不敢贸然进攻了。对峙了一会,敌人便撤退了。
这个时候,敌人的大“扫荡”已经基本结束,敌人围剿我军的势头大大减弱了,我军反“扫荡”斗争的反攻开始了。
磊石离我家沂南县双垢镇东梭庄仅仅七八里路,营、连领导悄悄告诉我:一定要尽量少接触熟人,以免暴露身份。因为我父亲刘惠厚被敌人抓去,关押在敌人据点里。
那个年代,村长分为三派,大部分人为我方人员,部分人为中间派,少数人为敌伪人员。父亲当时为双垢乡东梭庄村长,为我方村长,他和我母亲宁氏,为当地党组织秘密做了不少事,还经常冒死掩护八路军。我父亲是一个老中医,以行医之名做事,比较隐蔽,致使敌人始终不知道我父亲的真实身份,敌人对我父亲只是怀疑。
伪军大队副大队长刘乃仕猜测,我父亲给八路军保存了粮食、文件等,派人把我父亲抓去,要他交出公粮,交出给八路军保存的文件。父亲刘惠厚多次组织本村群众,为八路军筹粮送粮,发动群众为八路军做军鞋等。经过二十多天的关押,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之下,父亲不怕敌人威胁,不惧皮肉之苦,什么也没有说。
敌人见什么也问不出来,也就死心了。我家里人,赶紧把家里能变钱的东西全部卖掉,才将父亲赎出来。父亲腰部已被敌人打坏,回到家里,治疗休息了很长时间。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的确为山东“抗大”秘密保存了不少书籍、文件等物品。”
左二 刘惠厚、刘乃晏
我爷爷只是无数沂蒙女儿保护和支援人民军队的其中一员,父亲老家东梭庄村村志记载: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曾住在本村刘曰年家堂屋北屋2个多月。鲁中军区参谋长张仁初,曾住在刘曰顺家西屋3个多月。还有,东梭庄村志记载:战争年代,东梭庄出担架30多副,小木轮车21辆,青壮年80多人轮流上阵支前。每家每户做军鞋,织布袿,碾小米,摊煎饼支援前线,许多人还参加了淮海战役支前。1947年,鲁南军区、沂南县委授予该村“支前模范村”称号。这个小村庄的支前只是一偶,只是一个典型的缩影。战争年代,沂蒙儿女有100万人参加了支前,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徐向前
15、护送支队长去开会
父亲在蒙山支队2营5连时,曾经执行了一次护送支队长袁也烈去山东纵队开会的任务。
袁也烈,湖南洞口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干事,国民革命军叶挺部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龙州起义。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8军纵队参谋长、第7军第20师团长。后任山东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抗大一分校训练部部长、清河军区参谋长、渤海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纵队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对于护送任务,父亲作了如下记载:“1941年12月某日的中午,我连指导员许光召,集集闻士清班长和我等七个人开会,会上给我们安排的任务,是护送蒙山支队支队长袁也烈去驻沂山山区的八路军山东纵队机关开会。
晚饭以后,我们立即出发了。 我们七个人,是从全连战士中挑选的,编为一个班,闻士清为班长,我为副班长,指导员许光召带领我们执行护送任务。
黄昏的时候,我们来到村头集合。支队长袁也烈,刘涛政委牺牲后,朱则民支队长改为政委。支队长袁也烈同志早已在村头等候我们了,他们有5个人,其中一位是“抗大”的孙陶林同志,再就是警卫员、饲养员等人。
袁支队长早就认识我,也认识我父亲。支队长对我说:“小刘,我们要通过沂蒙公路,你来带路。你说说我们怎么个走法?”和支队长一见面,他就问我。我略加思索了以后对支队长说:“从这里到公路,我对这一带路很熟,过去公路就不熟了。”支队长接上说:“过去公路我就熟了。”我接着对支队长说:“路过盆泉东边,从太平庄到汪家庄之间过一条河。从双垢以西魂里庙东边过公路,不走村庄,有些地方没有路,但都是平地,你看行不行?”支队长立刻说:“对,尽量不走村庄。前几天的一个夜间,我们的人在太平庄遭到敌人埋伏。”说完以后,我们出发了。
一路上,我在想,尽管我们已经明确任务,但支队长不时询问情况,对我是一个考验。我知道这个任务的分量,心里觉得沉甸甸的。
我们一路上行军速度很快,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我们顺利地到达了大河边上,支队长命令停下。他问我:“盆泉庄到汪家庄之间有桥吗?”我回答支队长:“没有,有些地方也没有路,但是我们行军方向不会有错。”支队长又问:“这里到你家有多少里路?”我回答:“有两里路。”许指导员问我:“那里有桥吗?”我回答:“盆泉庄到汪家庄肯定都有桥。”支队长说:“现在河水结了冰,趟水过河太冷啊”。我回答说:“过桥就得走村庄,这不安全。汪家庄离崖子据点只有三里路,敌人要在太平庄或汪家庄桥头埋伏就麻烦了。我们从这两个村之间插过去,那里有一片树林,然后从魂里庙村东边过公路,这样就安全了。”支队长说:“过去公路,我们就向茶峪、磊石沟方向去。”支队长告诉我们要过河趟水,先把裤腿卷起来,小心冰水激坏了腿,不要怕冷。我对支队长说:“你们在这里等一下,我先去侦查一下,然后过河。” “好”支队长同意了我的意见。闻士清班长说:“我去吧”。我对他说:“我熟悉路状,还是我去吧。”
我带领两个战士,按预定的路线过了河,没有发现什么情况,我把两个战士留在小树林里警戒,我赶快返回来接支队长他们过河。
我们十几个人,只有支队长骑马,其余同志都是趟水过去。有的人腿被冰碴擦破了,有的地方水深过膝,的确很冷,但我们顺利地过了河。在树林里停下,穿上鞋子。我对支队长说:“你们先在这里等一会,我去公路边侦查一下。”支队长问有多远?我说一里多路。
我带领三个战士很快接近了公路,侦察了一会,没有发现异常,留下两个战士警戒,我返回来带他们过公路。
过去公路以后,我们三个人由前卫变成了后卫。随后我们发现有四十多个敌人从东向西沿公路行走。但此时,我们已经脱离危险区了。我如释重负,轻松前进了。
山东纵队机关驻在一个山村里。“抗大”孙陶林同志和我们分手去“抗大”了,我们十二个人住在一栋两间的草房里。这里太平景象挺浓厚的,好像没有战争痕迹,要是天气好,街巷会有很多人会出来晒晒太阳。
支队长的警卫员,给支队长每次打来的饭菜,都是两个馒头和豆腐白菜。我们也改善了伙食,一般都是高粱和地瓜干或黄豆煎饼,煮黄豆、萝卜白菜等。我们在这里安安稳稳,能吃上高粱煎饼,可谓是难得的好日子了。
在会议期间,我们除随纵队机关人员听听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事课以外,别无他事,在等待支队长开完会后护送他返回部队。”
右一张仁初
15、一份珍贵的礼物
父亲时常告诉我,战争年代,部队干部战士关系十分单纯密切,他们十分珍惜战场上结下的战友情。
在父亲手稿里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早饭后,南风徐徐,阳光和煦,村边的人熙熙攘攘。我和李启常同志在人群里边看边走着。
一位有点面熟但叫不上名字的干部拦着我问:“小同志,你怎么到这里来啦?”他这么一问我,没有马上反应过来,很快,我想起来了,这是在金顶山上见过的那一位伤员。我微笑地问他:“你的伤好了吗?”他轻松地回答我:“早就好了”。说完,他十分热情地一定要带我去他的住处坐一坐,我只好从命,小李返回驻地,我跟那位同志去他的住处聊一聊。
我首先向他说明了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但没有告诉他护送支队长开会的事,这是一个秘密。然后他告诉找:“我这一次负伤归队,伤好得这样快,幸亏你给了我两个大饼子。当时我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吃上你给的饼子,当天就走了好几十里路,根据你介绍的情况,我找到了部队。”听到这个消息,我为这位战友找回部队感到高兴。我们又热乎地拉了一会,我就起身告辞。他让我等一下,临走时,他找来一条肥皂,一双布鞋,一个牙刷,一包狮子牌牙粉,全部送给我。这么多的礼物,我真的不敢接受。谦让了一阵子,我悉数收下。只知道他在山东纵队机关工作,可惜我忘记了他的名字。
之前的一次战斗,我们在金顶山的石坎里发现了这位伤者,我给他包扎了伤口,给他两个用小麦碾碎后做成的饼子,足有三斤多,并告诉他去北边找部队,要尽快离开这里。当时他身上流着血,没有东西吃,走路比较困难。
袁支队长开完会,我们带着反"扫荡"的任务,护送支队长顺利返回。
支队长对这次护送任务很满意,他教育我要好好学习,提高本领。”
(刘卫平根据父亲刘乃晏手稿和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