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同志:建议普通高校经济类学科尤其是财经类高等院校的专业基础课,今年暑假之后立即恢复最低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课时
尊敬的袁贵仁部长:
您好!我们作为中国高校的一群经济学教授,在学习习总书记2016.5.17重要讲话之后,心潮澎湃,一致认为,应当给您写这封公开的建议信:
1. 目前,一个关乎经济学高等教育全局的具体问题,就是在绝大部分普通高校的经济类学科的专业中,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下简称”西经”)的课时已显著超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简称“马经”)的课时。在专业基础课中,西经每周6课时,马经每周只有2到3课时,有的高校经济学类专业基础课已不开马经专业课程。习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指出,“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高校经济类学科的专业基础课,正是这样的领域。
2. 这个具体问题,10多年来不少著名经济学者(如刘国光教授)和许多老师已向有关管理部门和所在学校反映过多次,都未能解决。当前,理应在贯彻落实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过程中,果断解决。习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他特别批判了哲学社会科学界的”西化”(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化)倾向,指出“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不了解、不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国经济学高等教育,如果再不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低课时量,尽快走出“西化”误区,真的要“贻误大事”了!
3. 在经济类的专业基础课中,马经课时与西经课时,最少应当1比1(或每周课时6:6),这应是不能突破的底线! 但现在已被严重突破。这就导致高校经济学教育严重偏离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大量经济类的博、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生,都严重缺乏马经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常识;他们升任领导干部后,只会使用西经的总体上不科学的思维方法。更严重的是,他们中已有不少人被渗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西经原理所“洗脑”,误认为在经济关系中,人都是所谓“自利经济人”;不懂得维护宪法,巩固和增强生产资料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主导力量的极端重要性;甚至站到广大劳动人民的对立面,提出有害的经济主张。社会主义大学怎能允许培养这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掘墓人?
4. 从经济学基础课设置的科学性来看,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和比重,这不仅是我国经济学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同时也是繁荣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门类教育的迫切需要。政治经济学虽然最初是作为一门资产阶级学科诞生的,但是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世界上就出现了互相对立的工人阶级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两大经济学阵营。它们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都是迥然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西经思想体系属于唯心史观,原理和方法具有表面性、片面性、欺骗性,以及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阶级本质;马经思想体系是唯物史观,其原理和方法指导人们认识客观经济规律,推动经济的社会形态向前科学发展,是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科学思想指导。怎么能让西经课程的课时压倒马经课程的课时呢?
5. 即使只从经济学知识教育的全面性要求来看,也至少应使马经和西经的教学课时相等。 国际上的经济学高等教育,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规定经济学类的专业基础课要开设马经课程。例如,日本高校经济学类本科课程设置,就同时开设“经济学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二”(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中国,怎能放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被随意缩减到低于西经,甚至被取消?
6. 10多年来,相当多高校在经济类专业基础课中,马经课时只占西经课时的1/3或1/2; 大多数财经类高校硕士生入学考试也只考西方经济学,而不考政治经济学。这导致的后果十分严重。当下,高校理论经济学师资队伍正在或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方面,高水平的政经教师已开始出现严重缺乏,另一方面,师资队伍出现严重”西化”倾向。由于马经课时量越来越少,加上推行西化的科研成果评价指标,致使马经师资队伍的人数趋于减少。一些原本上马经课的老师为了晋升职称和保工作量“饭碗”,不得不转向上西经课。问题更在于,许多中青年西经课的教师,因在高校读书时很少学习马经,进入高校当教师后,又不得不服从某些“海归”经济学科领导推行的、不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评价的所谓原汁原味“客观讲授”的方式上课,这就使大批西经教师放弃了对西经的批判性借鉴,使“照搬”西经的不良学风在高校漫延开来。
7.必须充分认识,恢复专业基础课马经课时量的最低限度,这是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经济学“西化”或资产阶级化,这是前苏联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是促使我们这群经济学专业的教授们,建议您敦促高校经济学教育管理部门,尽快抓好恢复马经最低限度课时这件事的主要动因。
8.决不要认为,这只是简单的课时调整。这实质是在为马经争时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恩格斯)。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马经课时,实质上就是取消高校经济学专业基础课中马经课程的存在;如不坚决果断恢复最低限度的马经课时,那末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就无从谈起;坚持总书记强调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经济的根本立场,也无从谈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效果,更无从谈起。
9. 决不要以为,要求今年暑假之后立即恢复马经最低课时的建议不切实际。现在还有包括暑假在内的三个月时间,抓好这件事,完全能做到。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普通高校“起死回生”,这与花大量人力物力,搞经济学学科评估,继续提高西经为主的经济学教学科研质量,要重要百倍!向上的东西表现在质上,向下的东西表现在量上。 扭转错误方向,向真理方向前进那怕一小步,也显然有重要价值!而在经济学“西化”方向上,继续推进,岂不是南辕北辙,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须知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许多教师,都并不反对必要的旨在提高教研质量的评估,但坚决反对在经济学“西化”方向上的评估。当下搞学科评估,不妨把保证马经最低课时量作为最基本的评估指标!在课时量上,应尽快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经过科学论证,制定出马经课程体系与西经课程体系的课时的比重目标,使前者超过后者。当然,实现这个马经占主导地位的目标,需要一定时间,但恢复经济类专业基础科中马经和西经课时1:1,已经刻不容缓!
10. 恢复马经课时的最低限度,毫无疑问会遇到高校已经存在的“西化”势力,以各种理由的阻拦。这实质是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阶级斗争。尽管对阻碍恢复马经课时的多数人来说,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在思想领域,这种矛盾具有对抗性。要落实这件事,教育部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果断地自上而下地行使行政权力。
11. 建议教育部对高校的巡视组应检查并敦促各普通高校迅速解决这个具体问题。
12.应当坚信,抓好恢复最低限度的马经课时这件事,必定会得到高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广大师生的热烈拥护,必将得到全国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真正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
顺致
敬礼
中国高校的一群经济学教授
执笔:
何干强 (南京财经大学)
许兴亚 (河南大学)
2016.5.27
(上文为作者提供的最新校正稿)
附:
(作者:邱海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经济学是当代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学科之一。经济学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其中,理论经济学不仅是应用经济学的基础,而且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国家制定各种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因而,理论经济学(以下简称经济学)及其教育在整个经济学教育和整个高等教育以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学及教育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至1970年代末为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经济学及其教育基本上是前苏联经济学的中国版;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为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经济学及其教育基本上是以前苏联的经济学为主,但开始介绍“西方经济学”;1990年代中期以后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学教育中同时并存,但“西方经济学”在事实上取得了“主流”和话语权地位。目前,中国经济学及其教育仍然处于第三个阶段。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学理论作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其性状总是由一定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状况决定的。我国经济学及其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特点正是由我国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状况决定的,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就目前来说,适应于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我国经济学教育的基本特点正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学教育中的同时并存。
这里需要指出,在我国目前的学科分类目录中,理论经济学包括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六个二级学科,其中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主要的学科。其实严格说来,“西方经济学”这个指称是不完全科学的,因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也是一种“西方”经济学。但是在习惯上,我国学界所说的“西方经济学”主要是指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外的所有经济学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理论流派繁多,其中新古典经济学又被称之为“主流经济学”。虽然西方经济学各流派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根本上的差异性和对立性则是被普遍认同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是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则主要是建设资本主义的经济学。
按其事物的本来性质来说,中国是一个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要搞资本主义。与此相适应,在我国经济学教育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理所当然应该居于主流的和支配的地位,而“西方经济学”则只是研究与借鉴甚至需要批判的对象。然而,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在事实上逐渐在中国经济学教育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经济学的话语权。这里所说的我国经济学教育存在严重西化倾向,首先是指这样一种现象。
对于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严重西化倾向和问题,早在2005年,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先生就著文批评过。其后,2008年西方发达国家爆发了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核心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政策在全世界都备受质疑,甚至在发达国家出现了“重新发现马克思”的社会思潮。然而,时至今日,中国高等院校经济学教育存在的严重西化倾向不仅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观,甚至还有进一步加深的趋势。这种不正常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和深思。
当前中国经济学教育中存在的严重西化倾向表现在各个方面。例如:
在课程的设置和教学方面:在许多重点综合大学经济学专业教学中,围绕“西方经济学”开设的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中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等等,这些课程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同属经济学学科下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专业的课程数量。许多大学开设这些课程的教师都直接采用西方原版教材(英文版)或其中文译本,而拒绝采用中国学者编著的教材(包括“马工程教材”)。受教材影响,教师在教学中也大多是照本宣科,而较少甚至没有分析与批判(科学的批判并不是简单的全盘否定)。这种状况,使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实际上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学习西方经济学,并且在价值观、社会观和历史观上深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
在研究生的入学考试方面:在绝大多数经济学博士点和硕生点的招生考试中,“西方经济学”所占考分超过一半以上,有的达到三分之二甚至五分之四。这种情况同样导致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和考试复习中把主要精力用于钻研西方经济学。
在科研考核和职称评定方面:在“国际化”有关政策的导向下,许多大学所制订的职称晋升或科研奖励标准中,都将教师在SSCI(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建立的综合性社科文献数据库)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作为最重要的考核标准和评定依据,在许多高校制订的核心期刊或重点期刊中,SSCI期刊都排在第一位,并且有重奖措施(有的学校对于在SSCI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所给予的奖金高达8万元甚至更多)。这种政策导致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无法进行自由的科学研究,而是把更多的甚至主要精力用于撰写符合SSCI标准的学术论文上。
在教师队伍方面:同样在“国际化”有关政策的导向下,近些年来,许多名牌重点大学竞相花重金大批引进海外而且主要是英美国家毕业的经济学博士和博士后,有些经济学院的“海归”人数已经占到全部教师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从专业特长方面来说,各学校主要引进的是能够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有可能在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的专业人才。这种情况导致同一个学院内的“海归”与“土鳖”在经济待遇、职称评定等方面的极不公平,而且还导致国内许多大学甚至是重点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生感到要进入高校任教前途渺茫,从而严重挫伤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在专业学术媒体方面:国内一些经济学专业“核心期刊”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作为主要选文标准,少数期刊甚至是无模型或计量分析的论文不予刊登;等等。
与此相对应,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教育中则被严重边缘化。主要表现在:除经济学专业外,许多大学甚至是重点大学的经济学相关专业(如财政学、金融学等)不再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或者学分极少(绝大多数不超过4学分);即使是经济学专业,政治经济学及相关课程的数量和学分也大大少于“西方经济学”相关课程;在硕士生或博士生的入学考试中,政治经济学及相关课程所占考分比例严重下降,有的只占到四分之一及以下;在一些重点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期刊或刊载政治经济学论文较多的综合学术期刊不被认定为核心期刊或重点期刊;一些大学经济学院在引进人才时基本不接纳国内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的优秀博士生或博士后;一些国内经济学专业学术期刊基本不刊登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的论文;等等。所有这些情况,不仅导致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的急剧萎缩,同时也沉重打击了从事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学习积极性。
以上这些情况表明,我国经济学教育的严重西化甚至“英美化”倾向已经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并且已经产生了各种严重危害。对此,我们必须进行认真分析和严肃对待。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形成中国经济学教育这样一种格局的原因或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政策导向的作用,又有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竞争所产生的效果;既有整个世界形势和中国社会环境变化所产生的客观影响,又有西方国家长期以来所采取的对华战略所产生的重大作用;等等。关于这几个方面原因之间的关系、它们在形成中国经济学教育现有格局中各自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等问题,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但有一点应该是确定无疑的,即现有中国经济学教育格局是以上所有这些因素或更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承认这一点,对于我们全面、客观、正确地评判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基本格局以及深刻认识中国经济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之复杂性都是极为重要的。承认这一点,也就意味着不能把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严重西化倾向简单地归结为某一个方面的原因产生的结果。
其次,我们必须深刻认识中国经济学教育存在的严重西化甚至“英美化”倾向这一问题的实质。众所周知,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我国,就经济学理论和流派而言,除了存在其他一些流派或分支外(例如演化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被视为理论经济学或经济学理论的两大主要流派。因此,所谓中国经济学教育严重西化倾向,主要就是指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教育中也占据了事实上的支配地位和话语权地位。与此同时,政治经济学则被严重边缘化。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如何评判中国经济学教育格局问题,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学教育严重西化倾向,实质上也就是如何认识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各种经济学流派在中国经济学教育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问题。
中国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无疑是党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党的几乎所有重大文件也在不断重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然而,如上所述,由于各种原因,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学教育中却在事实上是“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占据了“主流”地位和话语权地位。我们认为,这正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和弊端,必须得到纠正。
我们必须看到,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教育中,也并不是“主流经济学”一统天下。在日本一些大学,马克思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在教学中甚至享有同等的地位。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的众多经济学家包括一些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发表了大量质疑和批判“主流经济学”的著作和论文。
概括起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前提和基础,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问题,其基本信仰和主要结论是,以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能够自动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因而,“主流经济学”不仅反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甚至反对任何政府干预。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难看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和意识形态。由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大部分内容高度数学化,并且利用数理方法来证明,通过计量方法而被广泛运用,从而使一些人尤其是青年学生误以为这样的经济学才是真正“科学的”经济学,甚至一些人认为它是惟一科学的“现代经济学”。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主流经济学”的科学性在世界范围内都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在西方发达国家,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任何一个流派的理论真正取代了“主流经济学”的地位;我们更应该看到,在发达国家被称为“非主流”的许多流派的经济学理论,无论是从方法论上看,还是从根本结论上来说,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点上,它们与“主流经济学”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中国经济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不仅在于存在上述总体上的严重西化倾向和现象,而且在于即使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又存在偏重于介绍和传播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排斥其他各种经济学理论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倾向。这种经济学教育的过度西化甚至“英美化”的结果,不仅导致产生了大量充满形式主义、工具主义而并无真正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作品,而且导致了大量青年学生对于西方经济学的盲目迷信和对于资本主义的崇拜。毫无疑问,这对于中国经济学及经济学教育的健康发展,对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都是非常有害的。
我们应该看到,在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中,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是别的什么理论指导下,中华民族才找到并迈上了复兴的伟大之路。没有马克思主义及其创造性地运用,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伟大成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坚持正确的改革原则与方向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实现,理所应当需要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育和教学,对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目前中国经济学教育中存在的过度西化甚至美国化以及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严重边缘化的现象和事实,与这一要求是格格不入的。这种不健康、不合理的经济学教育格局和状况必须得到有力的纠正。
再次,从中国经济学教育以及中国经济学本身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个方面来看。众所周知,现代教育的本质,是培养和塑造人的独立人格与思想行为能力。而受教育者的独立人格与思想行为能力的形成,需要教育者提供一种科学的、开放地认识世界和事物的方法和知识。而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现有格局与这一要求也是相距甚远的。在本来存在多种的和多元的经济学理论和知识的背景下,过度偏重于给学生灌输其中一个流派的理论和知识,同时有意排斥、否定和边缘化其他各种流派的理论和知识,搞学术上的“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专制主义”,显然,这不仅与科学精神是背道而驰的,而且是一种对学生的不尊重和不负责任。在这个方面,前几年在法国兴起的高校经济学专业学生联合反对“主流经济学”一统天下的运动、美国哈佛大学曼昆教授被学生罢课等案例,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引以为鉴的。另外,从中国经济学本身的健康发展需要来看,我们必须以中国实践和中国问题为对象,在广泛吸收一切优秀的经济学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融会贯通和创新,从而创造出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中国经济学或中国经济学流派,惟其如此,中国经济学才能适应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然而,中国经济学教育严重西化和“英美化”倾向,同样是与中国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内在要求相冲突的。
上述分析表明,我们必须认真看待和高度重视中国经济学教育中存在的严重西化倾向及其产生的严重危害。党和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各高校,必须采取各种有力措施,纠正这种不健康不正常的教育格局。必须通过大力改革与调整,使我国经济学教育的生态环境回归正常健康状态,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正确开展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使我国经济学教育能够真正实现其本质和根本目的,即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与思想行为能力,有利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有利于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和创建,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