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本来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理论阵地,肩负着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使命,更是党中央方针、政策的宣传者和维护者。因此,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应该是思想观念更坚定、理论水平很高、纪律性更强的。但是,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党校一些人反党,很难让人想象,但是,事情就是这么诡异。
2015年11月23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校工作的意见》。同年12月11日至12日“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七常委悉数到齐,可见这次会议的重要程度。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党校姓党”。这说明,党中央也发现党校不姓党的问题是很严重的。
事实也证明了情况确实如此!
一、宋福范的共产主义虚无缥缈说和新中国前三十年邪路说
2013年1月8日,我参加了单位举办的“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培训班”,领教了两个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宋福范和李庆刚的“高论”。
宋福范在讲解党章时,在讲到共产主义和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时,语气始终极为轻蔑。他说共产主义虚无缥缈永远达不到,十八大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是个错误,中共应该抛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新中国前三十年是一条邪路,连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也过时了等等。
宋福范授课时言语间充满了对共产主义、对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本人的嘲讽和挖苦,比如称呼共产主义为“这个东西”:“当然这个东西呀,一讲共产主义就觉得‘嘿嘿’(干笑两声)虚无缥缈,……永远达不到。”再比如讲到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时,宋福范用轻蔑的口吻讲:“他按照苏联那个模式走,走着走着不行,他探索,探索,探索来探索去,把中国引上邪路上去了,……如果你稍微有点脑子的话,党员,大家都是有这样的共识,按照毛泽东思想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无异于做梦,无异于做梦,不可能的事。”
宋福范把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称之为“邪路”,谁不认为是邪路谁就一点脑子都没有,可是在刚刚过去的十八大胡锦涛同志的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月5日讲话都是把前三十年肯定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难道宋教授认为两位总书记没有“脑子”?
什么是邪路?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是这样说的:“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按照十八大报告,“改旗易帜”才是邪路。
关于什么是邪路,小平同志早有论述:“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3页)按照小平同志的说法,走资本主义道路才是邪路。
习近平同志也刚刚在前两天提出两个不能否定:“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在贯彻十八大精神的课堂上,公开对抗十八大精神,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就是牛!
二、李庆刚歪曲抹黑党的历史
也是在这个十八大精神培训班上,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李庆刚讲授了党的历史。
李庆刚教授在讲授党史时,存在很多的知识性错误,就是一般的历史老师也不应该,这个暂且不谈。李教授讲课中故意矮化、歪曲党的历史,如:没有张学良中国共产党早就被消灭了,党的纪念日定在“七一”是个错误等;污蔑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光辉历史,如:抗美援朝只是新中国领导人作秀;刻意丑化毛泽东主席,如:毛泽东一贯玩弄“权谋”打击党内同志,之所以发动文革是因为早年在北大遭受歧视、心理压抑而报复知识分子等。
李庆刚在极尽造谣、诽谤、污蔑之能事,恶毒攻击毛泽东主席方面下足了功夫。比如他说:“毛泽东文革时为什么把矛头对准北大?这与他早年在北大遭受心理压抑有关系。”并说什么胡适任何轻视他等等。把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描绘成一个心胸狭窄的阴谋家的打击报复。这个丑化毛主席的话题不是李庆刚一时心血来潮,在社会上也能找到呼应,比如,《炎黄春秋》2008年第七期登载了李锐的文章《毛泽东和反右》,“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毛泽东发动这一场斗争不是偶然的,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从早年开始,他就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带有很深的成见了,这同他的家庭环境和早年生活有关。”李锐、李庆刚们把毛主席描绘成一个嫉妒和报复知识分子的形象,纯粹胡说八道!毛主席的度量之广,岂是这班小子所能忖度的!
毛主席终生以天下为己任,从无私敌。比如蒋介石数度挖了毛主席祖坟,毛主席却电令解放军好好保护蒋家阴阳宅。1949年5月6日,溪口解放前夕,毛主席电告三野“粟张(转谭王吉),并告陈饶,刘邓”:“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1)如果毛主席心胸狭窄想报复蒋介石,只要不吭气,革命群众早就把蒋氏祖坟改造成猪圈也未可知。至今丰镐房和山清水秀的蒋家祖坟供“果粉”凭吊,没有毛主席的保护,能做到吗?所谓“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带有很深的成见”丝毫不靠谱。要说大知识分子,梁漱溟大不大?公认的“中国最后一位大儒”,我估计李锐、李庆刚等不会认为自己大过梁漱溟。当然,即便他们自己觉得比梁先生有学问,大家也不会认可。1985年,美国记者文凯采访梁漱溟,梁先生回忆起毛主席当年对他的批判时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那件事后,我的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我知道那是毛泽东的意思。”(2)“最后一位大儒”、“享有”毛主席专文批判“殊荣”(3)的梁漱溟尚且没有感觉到毛主席对大知识分子的成见,李锐、李庆刚们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是怎么体会出来的?
三、柳建辉讲“一大”
2011年6月,为纪念建党九十周年,单位请来了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柳建辉讲座党史。在两个多少时的讲座中,柳建辉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论证“七一”做为党的纪念日是个错误,是因为延安时期毛泽东和董必武记不清中共“一大”召开日期了。柳教授与李庆刚教授一样,故意混淆和等同“一大”召开日期与纪念日两个概念,也是故意混淆和等同“一大”召开日期与成立时间两个概念,无非是制造话题,混乱党的历史而已。如果照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们的谬论,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时间是1924年1月,难道孙中山的国民党是1924年才成立的?胡扯!
柳教授在讲到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的作用时,故意回避甚至矮化,比如他说:上海中共一大会址,有一副画,毛泽东站着讲话,其它人认真地听着,事实不是这样的,当时毛泽东的地位很低,不可能是他讲话别人听。
几年来,我一直想当面问一问柳教授:你怎么知道毛泽东当时不可能讲话?中共一大在上海开了7天,十几个人,毛泽东是湖南首席代表,怎么没有讲话可能?如果毛泽东讲话时,其他人就不能认真地听吗?
以前社会上传说中央党校有的教授如何如何贬低毛泽东,有点影子时要贬低,没有影子创造影子也要贬低,原来始终不信,现场听了柳教授的言论后,信了。从那时起,对中共中央党校就产生怀疑了。
四、周天勇是这样“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在2013年夏以“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为主题连续在新浪微博发表言论,宣扬马克思主义无用,建议大中专学校取消马列课程,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论错误并会造成中国动乱等等。以下是他的“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系列微博中的一部分:
1. “曾与退休老领导聊,多次进党校学资本论,第一次老师说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理论;第二次说是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理论;第三次说是有计划商品经济,可以补充发展个私经济的理论;第四次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理论。我说,这你要理解,党校老师也难呀!”
周天勇的言外之意是,心中尽管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但是还是得不得不违心地讲解这些,所以“难”。
2.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在于:1978年拨乱反正,不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30年,从世界史讲,确实创造了发展奇迹;8000多万党员,精英都在党内,没有一个政治力量能替代共产党稳定和发展社会,实现公平;尽管利益集团阻力很大,中央还是坚决推进改革和反腐。”
周天勇的意思,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前的执政是不合法的。
3. “作为一个中共党员,我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最好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若马克思今天活着,他会非常高兴。未来很长时间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等时机成熟,在3510年左右,在全世界迎接共产主义社会的来临,实现马克思的伟大理想。”
看上去是周天勇是在表明自己“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语言却是极为轻浮,对马克思和共产主义理想极为轻蔑。
4. “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无比英明正确。但是前苏联和柬埔寨确实把共产主义极端化了,杀死了很多人,是反人类的。作为共产党人,我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资本主义一定会灭亡。然而不能操之过急。正如党的有关报告中说的,要几十代人的努力,30年一代,就需要1500年以后才能实现。”
苏联推翻了沙俄农奴制,解放了广大农奴,周天勇却称之为“反人类”,原来周天勇的所谓“人类”只包括大资本家和农奴主,不包括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奴。谈到共产主义,语言仍是那么轻浮。
5.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就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我不是说大学不学这些理论,马克思主义也要学。现在大学中,四分之一时间学这类课程,化时间太多,对就业基本没用;而失业大学生,拿着剩余价值和剥削理论,去煽动农民工,搞动乱,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在周天勇眼里,不仅马克思主义无用,毛泽东思想无用,连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也无用,不仅无用,反而会威胁社会“和谐”。工人反对剥削,谁不愿意?当然是资本家。周天勇的立场昭然若揭。
6. “向中央和教育部建议的是,在大中专学生的课程中,取消这个论,那个论性质的课程。其对他们就业和创业毫无用处,是当大领导用的知识。如果学的太多,他们失业了,拿着资本论去农民工的工棚,宣传受剥削压迫理论,将是极大的社会动乱的不稳定因素。为什么执政后还要学革命理论呢?”
周天勇的“和谐”社会,就是工人、农民甘受压迫、剥削的社会。对于资本家的过度压榨,工人们稍有不满就是“社会动乱的不稳定因素”。
7. “另一基石是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理想。事实求是讲,前苏联和柬埔寨的极端共产主义,确实在20世纪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除了少数几个国家,绝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政要企业家等,都对其没有好感。美国21世纪的任务就是防止极端共产主义再次蔓延,不论对错,过去确实造成过重大灾难。”
周天勇没有说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是“反人类”的,但是恐怕他心中一定是这么想的。美国到处横行霸道,在周天勇眼里神圣得不得了。
8. “另一基石是唯物主义。而宗教是唯心主义。现在许多看似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认为党员不能信教。我出生在青海,那个地方回族藏族全民信教。全国有3亿多人信教,那的村长村书记乡镇长和书记不信教,根本就无法领导群众。对造毒食品,往地下灌污水,这么多年马克思主义也管不住呀。”
周天勇们制造毒食品、乱排污,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可是周天勇这个时候却讽刺马克思主义管不住排污。轻蔑,还是轻蔑!
9. “后来资本主义社会服务业小企业,并不遵从马克思大工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规律,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就业;科技进步,一方面形成一些失业,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领域,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他原来想的掘墓人,都基本就业了,不掘墓了。马克思万万没有想到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总是不灭亡。”
如此轻浮地讥讽马克思主义,远远不止周所长一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10.“马克思经济学,以劳动、剩余价值、剥削为核心。我担忧的是,大学将这种理论当作经济学的主流课程,学了这种革命的理论,将近1000万失业大学生,当他们遇到就业的不公,看到失业后无工作无生活收入,他们会会不拿着《资本论》到农民工工棚中去,号召反对剥削,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呢?”
1000万失业工人遇到不公是活该,必须老老实实地忍受,不能对资本家的压榨有丝毫的威胁,这就是堂堂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的逻辑。
11.“马克思经济学,以劳动剩余价值剥削为核心。仅有劳动,没投资机器设备商标技术管理,根本就不会有企业,但价值全部分给劳动者,投资技术商标、技术管理的,就是剥削,就分不到红,这恐怕没有人办企业了。这一理论,与我国目前近80%劳动者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就业现实,是严重背离的。”
如此轻浮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果是一个入学不久的大学生,或者可以原谅。但是,歪曲者居然是个教授,还是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如果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确实如此肤浅,让人难以理解!如果他们稍微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不应该如此肤浅。马克思什么时候说过不要机器设备、不要投资、不要技术了?
周天勇的这些微博已经删掉了,但是,周天勇迎合袁腾飞、李开复等人,咒骂社会主义国家是人间地狱的一些微博还没有删干净。如果不心虚,你周所长为什么要删掉?
(五)王长江的中国共产党私利说
王长江,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北京市委顾问,北京大学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行政学院、中山大学等高校和干部教育院校的客座教授……一大堆头衔,个个吓人!7月29日起,王长江又火了,在一个据说是给全国各级党校系统几百位骨干教师进行集中培训的讲课视频中,这位中国共产党党建方面的大权威大放厥词,用极为轻浮、轻蔑的语气,说什么马克思主义中看不中用,不适合中国国情,雷锋写日记是为了给人看,毛泽东搞垮所有对手却搞不好经济,等等。让人一时搞不懂,这位党建大权威是中国共产党的,还是谁。
据网上传说,现在有关方面正在彻查,但是,遗憾的是不是彻查王长江,而是彻查谁把王长江的讲座捅向社会。如果这个传说属实,也就是说对于有责任“彻查”和负责“彻查”的中国共产党有关部门和大领导来说,王长江反对马克思主义,侮辱雷锋、黄继光、董存瑞和毛主席,歪曲、丑化党的历史是很正常的,是很正确的,是司空见惯的。
王长江最近火起来的这个讲座,主流媒体和数不清的党务部门选择了沉默,与党务部门相反的是,很多老百姓在自发地维护党的“初心”。对于他的这个讲座,最近民间批判文章比较多,我这里就不说了,这里说说王长江十几年来一直坚持并公开宣扬的“私利说”。
王长江曾有篇《党的自身利益是一种客观在》的文章,发表在中央党校主管主办的《学习时报》第534期,新华网、光明网等党媒都转发了这篇文章。王长江自己讲“本人早在2004年就写过《要重视对‘党的利益’问题的研究》一文(《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4期,《新华文摘》2004年第21期全文转载),表达了对党的利益问题的基本看法。”王长江毫不隐瞒多年鼓吹中国共产党应该自私自利,应该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切割,并且为此洋洋得意。
王长江说:“政党都有自己的目标。实现目标,第一个条件就是执政。执政才能使政党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执政就是政党最大利益之所在。”看起来言之凿凿,但是王长江虽然贵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的主任,居然忘记了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什么。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带领全体人民共同过上好日子,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就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些内容,党章上写得明明白白。王长江公然与党章对抗,算不算“公开妄议”?习近平同志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
王长江说中国共产党的最大利益就是执政,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目的不是为了老百姓,而是为了自己一伙儿人吃香的喝辣的。王长江这样的“共产党”确实有自己不同于中国人民的利益,但是与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两码事。王长江一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应该知道中国共产党是靠着全国人民的拥护才建立新中国的,没有全国人民的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就是空中楼阁。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与全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所以中国人民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如果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私利,而不是与中国人民的利益相一致,中国人民凭什么要支持中国共产党?
现在有一些共产党员,披着共产党的外衣,却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暴发户,他们非法获得的暴利的确是一种“客观存在”,但这不是应该保护的“客观存在”,而是应当清算的“客观存在”。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没有同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利益是解放全人类,除此之外不应当有什么特殊的自身利益。那些与人民群众不同的利益一定是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背叛!从自身利益产生的那一刻起,就背离了“初心”!苏联共产党搞特权,产生了与人民群众不同的自身利益,最终垮台了。王长江难道也想要中国共产党垮台?
王长江多年来的中国共产党私利说,危害是巨大的,在许多干部看来,既然中央党校已经讲了,共产党是一个利益集团,那么老子作为这个利益集团的成员,牟取个人利益就是天经地义。于是,数不清的高级干部“理想信念动摇”了,腐败了,一部分被双开了。
王长江的谬论遭到了很多普通党员群众的驳斥,著名反伪斗士司马南就对王长江公开进行了批评,对于司马南的批评,王长江完全是一副学阀作风:只有我们这些党建理论家才是最懂党建的,你们懂啥!
2011年11月王长江微博回应称:“最近才得知,司马南在青年政治学院演讲时给我扣上了一顶‘反党’的吓人帽子。看来司马南深谙此道:给党内力主改革者扣这种帽子最容易引起反改革者的共鸣。但可惜的是,30多年前这套玩意儿管用,如今嘛,最多不过是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恶心一下而已。我倒想看看这位新入门的党建工作者还能说什么?”王长江称自己是“力主改革者”,谁不同意他的观点谁就是“反改革者”。我想如果党内有他这样的力主改革者,绝对是中国共产党之祸。
有些东西是可以改的,有些是不能改的,这一点,看起来堂堂中共中央党校党建当家人并不清楚。我这里给他普及一下这个常识。比如王长江这个姓名,把“长江”二字改成“密西西比河”,他还姓王,别人看到这个姓名还知道他爹是王老爷子。但是如果他把姓改成“布什”或者“克林顿”,别人肯定搞不清他爹姓啥了。有些东西是可以改的,有些是不能改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点是不能改的,改掉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就彻底变成了一个攫取私利的政客集团。
司马南批评得对,王长江的私利说“是普世价值挂帅,照西方党的规则来格式化中共”,王长江的“私利说”“是对党的宗旨的根本背叛,是对千千万牺牲英烈的背叛。”如果中共把“私利说”写进党章,这个党“就不再是中共,而成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西方党争’概念下的资产阶级党,成了中国历史上那些皇权前争宠,民权前逞凶的尚黑之徒。”
对于司马南的批评,王长江发微博回复道:“……我就是扪心自问后坚决地认为,党应该回到常态,落到地面,从取信于民开始,而不是从党内大多数都已经不相信了的假设开始。”王长江这里所说的“党内大多数都已经不相信了的假设”虽然没有明说,但是结合前后文,就是指共产主义理想。王长江这里表达了两个意思:虽然党内还有一小部分人信仰共产主义,但是作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的王长江自己早已不相信了。看起来,在中共中央党校,否定共产主义理想的教授绝不仅仅宋福范一人,我估计也绝对不仅仅就他们二人。中共中央党校本来应该是教育全党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堡垒,谁能想象得到很多教授却在不遗余力地瓦解普通党员的共产主义信念?
也许,站在王长江们的立场上,“私利说”是很有道理的,君不见很多“党员”,他们身家多少亿、拥有住房多少套、拥有跨国大集团、常年与国际金融寡头推杯换盏,他们当然有自己的私利了。不承认私利说,他们的利益就不能得到肯定,他们攫取的私利就很难披上一件合法、合规的外衣,他们的贪欲就会被束缚。
而我们这些普通党员,本来就是普通群众的一员,我们这些普通党员的利益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本来就是一致的,中国社会发展了、民族复兴了,我们这些普通党员与其他普通群众一样会有好处。相反,如果社会主义基础被瓦解了,我们一点儿好处都没有,落在我们头上的同样是下岗、是看不起病、是买不起房,甚至是流离失所妻离子散。我们普通党员与其他普通人民群众的命运没有不同,唯一的不同是我们有个共产党员的身份,我们本来就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一员。
王长江们虽然身居高位,但毕竟只是中国共产党员中的少数,绝大多数党员都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一员。王长江的“私利说”确实能够代表很多“党员”的愿望,但是肯定代表不了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员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个民主集中制的党,代表不了绝大多数党员的利益,当然也代表不了中国共产党的利益。
收听新闻,我们常常听到:“从巡视组反馈的情况看,被巡视单位党组织普遍存在着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从严治党不力等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由王长江这类人掌舵,党建工作焉能不缺失?
六、左凤荣恨中国不苏联
中国社科院《居安思危》党内系列教育参考片《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用铁的事实诉说了苏联亡党亡国后的惨状和教训。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左凤荣对此不满,2013年在《探索与争鸣》发表《片面解读苏联教训的又一“力作”》对这个教育片无端横加指责,比如不顾事实地指责该片只是采访了左派学者,没有采访其他人,说什么“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阿巴尔金、梅德韦杰夫,以及戈尔巴乔夫重用的知识分子,也应该听听他们如何反思这段历史;研究苏联这段历史的著名学者,如:索科洛夫、索格林、皮霍亚、夏金等;俄罗斯现任领导人,包括普京、梅德韦杰夫”,其实该片多次出现这些人的身影。左凤荣还指责该片没有引用右派学者茹科夫说的斯大林时期杀害了2000万至3000万人的数字,左凤荣的意思很清楚,只要说苏联坏,哪怕是谣言也应该引用,凡是提醒中国人不要重蹈苏联亡党亡国覆辙的,都应该闭嘴。
七、蔡霞为谣言和反党洗地
蔡霞,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北京市党建研究部特邀研究员,曾获中央党校优秀教学奖,优秀科研奖,北京灵山杯优秀党课奖。就是这样一位中央党校“优秀”得不能再优秀的教授,居然为网络谣言大v薛蛮子、秦火火鸣不平,为任志强反党洗地。因为事情过去不久,大家记忆犹新,我就不多说了。
去年夏天,在单位举办的一个培训班上,请来了中共中央党校的另一个王姓教授讲座“一带一路”,听了两三个小时,居然没有抹黑党的历史,居然没有辱骂毛主席和革命烈士!下课后,我心情激动地走到他面前说:“感谢王教授!你是我见到的唯一没有歪曲党史和毛主席的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的激动有些莫名其妙,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本来就不应该歪曲党的历史,这是天经地义,我一个普通党员激动什么?这是因为,从心理学角度讲,当一个人的心理预期很低的时候,非常容易得到满足。我当时对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的心理预期是只要不是疯狂地歪曲党史、辱骂毛主席,我就很知足了。
王教授的表现说明,中共中央党校也有不反党的。
近些年,一些人打着爆料、揭秘、独立见解,以及新思想、新观点等旗号,否认既有结论,歪曲、丑化、抹黑、泼污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说轻点儿是标新立异以显示自己博学,其实是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令人诧异的是,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居然是这支队伍的主力军。中央党校是培养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是学习、研究、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和党性锻炼的熔炉。可是,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们却打着中共中央党校的金字招牌,到处兜售历史虚无主义,与党中央唱反调,给党员干部传递负能量,直截了当与习近平总书记“两个不能否定”对着干,他们这种企图全盘否定我们党和人民艰辛奋斗的光荣历史,“其实质是为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重新拉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制造思想政治舆论”(中国社科院李慎明副院长语)。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一日
(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见《占领吴淞嘉兴等地应注意的问题》。
(2)摘自《梁漱溟问答录》,作者:汪东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