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产到户好？三十余年后的现实告诉你是错的！

    我国的农村体制改革是从废除所谓“左的指导思想”的产物——人民公社体制——开始的。30多年的实践证明，包产到户在特定的历史时段、特定的地区、特定的人群中，有其权宜性或者说合理性，在有限的范围内具有积极作用。但综合全局来看，全面废除人民公社体制，解散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村危害严重。现在，就家庭联产承包、解散集体经济造成的严重后果告诉大家，希望大家对农村的这个包产到户的弊端有个详细的了解：

一、农业生产力整体上明显下降

　　包产到户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这是一些人的结论。然而，这个结论是典型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笔者不否认，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包产到户后一些人主要是而且也只能是劳动力多、劳动力强的家庭，在自发动力之下通过多劳作而实现了有限增产。但农业生产力是多种要素的结合，这点积极性与其它生产力要素的损失比较起来，无异于杯水车薪。30年的包产到户，使农村生产力要素在以下几个方面明显受损。

1、水利设施损毁严重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设施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劳动资料，它在保证干旱和水涝时期农作物稳产和平时的高产方面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由于水利设施建设非集体大协作莫属，一家一户根本无能为力，因此，30多年的包产到户，不但使本来就还不能完全满足农业生产需要、还需要扩展和加强的水利设施建设停滞，而且使已有的水利设施逐步损毁。按照官方公布的数字，全国近年来已投资或计划投资除险加固的小型病险水库一项就达到近5万座。世界闻名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已经面目全非。2010年西南地区遭遇大旱，农作物严重减产甚至无收，原因就是水利设施严重损毁。水利设施损毁严重，不但使干旱、水涝时期的农业生产能力大大降低，而且正常年份的生产能力也要受到明显影响。

2、土地肥力不断下降

　　土地同样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劳动资料。在集体化时期特别是学大寨时期，很多贫瘠地、坡耕地、盐碱地得到了改造，形成了一大批稳产、高产田。包产到户后，农田基本建设完全停滞，按照江西省樟树市芗溪村村民胡细珍说法：“用的还是大跃进的水，种的还是学大寨的田。”就全国范围而言，在18.26亿亩耕地中，坡耕地仍有3.6亿亩。长江上游三峡库区坡耕地占耕地面积的57.7%，怒江流域占到68.4%。农田基本建设完全停滞，明显阻止了农业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提高。但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包产到户后，一些种粮大户存在短期行为，过度使用土地而又舍不得基本建设投入;普通农户由于资金、能力、种植习惯以及短期收益等原因，“有些人甚至宁肯放任水土流失，也不支持各级部门关于水土保持的各项工作”。这无疑成为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肥力在已有的水平上不断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地方如东北的有识之士，已经发出了救救黑土地的呼声。土地肥力的下降，就意味著农业整体生产能力的下降。大量使用化肥，只能救短期，不能救长期。

3、农业生产完全丧失管理协调

　　现代政治经济学已将管理归结为生产力要素。管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生产效率。在集体化时期，即使管理水平不高的生产队，至少也能做到两点。一是合理搭配劳动力，使不同生产能力的人在不同的生产环节上能够有效发挥，形成整体合力，总体生产效率相对较高。二是能够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如今年种小麦的地，明年一般要改种蚕豆。因为蚕豆的根瘤菌能改善土壤，肥沃土地，使土地得以休息养生。包产到户后，农业生产的管理协调完全丧失，处于自由放任状态。在劳动力搭配上，由于一般家庭无法适应生产分工，壮劳力就不得不去干剪红薯苗这一类轻活，半劳力就不得不去干体力重活;有专长的人得不到发挥，无专长的人要去干不熟悉的农活。前者是有劲使不上，后者是那点劲不够使，形不成整体合力，总体生产效率肯定降低。在土地资源使用上，由于一家一户分得的土地有限，以及个人偏好等原因，土地资源无法统筹安排、合理利用，土地越来越贫瘠，如果没有化肥的大量使用，产量早就明显下降了。

4、农业机械化进程严重受阻

　　农业机械化水平是衡量现代农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现代农业靠科技，而农业机械是推广应用先进农业技术的重要载体。深耕深松、化肥深施、节水灌溉、精量播种、高效收获技术等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只有以农业机械为载体，通过机械的动力、精确度和速度才能达到”。农业机械化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提高了农产品的竞争力，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要素。但现阶段这种一家一户的经营模式却阻碍了农业机械化的实施。因为一家一户的土地面积较小而且较为分散，地宽者十几米，地窄者两三米，机械化操作十分困难，不得不恢复劳动强度大的人工田间劳作，重蹈了几千年的覆辙。手工田间劳作效率和强度之大与机械化操作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农业生产技术是倒退还是进步不言而喻。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包产到户后在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群中形成的那一点自发动力是多么微不足道。2010年12月21日，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农田水利建设滞后是影响农业稳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的最大硬伤，从根本上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持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首先要夯实农田水利这个基础。”这说明仅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停滞一项，就对农业生产力形成了重大影响，其造成的损失无疑远远超过了包产到户带来的那一点薄利。资改派精英鼓吹包产到户，一贯是别有用心。我们钟情于包产到户，除了对农业生产的不了解外，恐怕与眼光短浅有很大关系。

二、农村集体经济荡然无存

1、农村集体经济名存实亡

　　改革献策者们将包产到户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实现形式，其理由是：家庭承包土地的所有权仍属集体，农民只有使用权并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但这些书斋学者们忽略了这样一种实际情况，联产承包既没有联产分配，也没有上缴集体积累、没有承包关系的家庭单干，集体所有权真正被严重虚置了。在个人利益至上的情况下，往往是先满足自己的，不考虑集体的，被迫按规定交国家的。根本做不到“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至于承担义务想都不要想，整个农村集体经济纯属一个空壳。

2、乡镇企业衰落夭折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被彻底否定后，乡镇(社队)企业除极少数已经具有一定基础和实力的企业转手个人承包后得以发展下来外，大部分农村社队企业都逐渐衰落夭折了。社队企业的衰落，不能不说是一大悲哀。它不但严重损毁了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加剧了农村劳动力过剩局面，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造成了严重影响。

　　一方面，社队企业消失加大了农村劳动力的过剩，必然会在农村造成很多相对贫困甚至是绝对贫困。包产到户后，农民主要得益于农产品的大幅、持续提价，但农产品提价毕竟是有限的，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都将成倍增加，“三农问题”严重恶化，包产到户的神话将会被击得粉碎。

　　另一方面，社队企业消失又为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分享中国人口红利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严重摧残了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包产到户后，除了像南街、华西等8000-10000个坚持集体经济地方，由于社队企业一直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不但没有人外出打工，而且帮助其他农村地区解决了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外，大部分的中国农村都要面临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所以，尽管外资和私营企业给出工资特别低，工作环境特别差，劳动强度特别大，还是有2亿多农民兄弟姐妹蜂拥前往，遭受严重的剥削，而2亿多农民工创造的红利落入外资和私营企业腰包后，尽管GDP在持续增长，但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已被严重削弱，农民的福利没有相应保障，总体收入相对下降，不但使城乡差距在持续拉大，而且极大地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形成了发展瓶颈。

3、集体事业全面衰落

　　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凭借强大的人民公社集体资金资本的快速原始积累，村办小学，村办养老院，村大队部，村卫生室，村机械队等公益事业，公共生产设施进一步完善，村庄功能逐步齐全，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村开始有了东方红大拖拉机，农村开始走向高效率的机械化农业，这时，农民也有了农户单独经营土地的物质基础，为分田单干创造了个体劳动工具的物质条件和基础设施生产的资源条件，由于人们自私自由主义思想的鼓动，对物质直接占有欲望的萌生，使本来刚刚复苏的中国农村大农经济，随着小岗村人的一面改革大旗的树立，中国农村一下倒退到中国农村几千年来一直按于“本分”的小农经济，中国农村重新陷入中国历史上无法克服的小农困境，于是现在出现了在目前体制下无法解决的三农问题。从而加速了城乡的收入差别，加大了城乡人们的贫富悬殊。自从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村很难哪怕办成一项公益事业，很多人民公社时期公共发展基础设施资源，被逐步损毁，而无人问津。南方靠集体力量修葺的公共水渠，被人为破坏，因此，由双季稻改为单季稻，白白耽误一季收成，北方的排水沟，抽水渠被人为私有霸占，也由高效的大功率抽水机，换成能耗大的小潜水泵，当然，由于农户地块的零散分配，很多高效率的大机械，被迫改成低效率的小机械，这标志着生产力的倒退。

　　所以说：人民公社的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诞生，断送了农村发展高效产业的能力，拉大了城乡差别，加剧了城乡人们的贫富悬殊，使农村只能发展低效益的农业产业，并使农业生产关系和新生的高科技机械化的生产力需求产生严重的矛盾，使生产力被迫倒退，生产效率被迫降低，因此出现了现在农民收不抵支，纷纷弃耕经商，弃耕进城打工，从而出现了大片大片土地撂荒现象。

三、农村相对贫困普遍增加，绝对贫困大量存在

　　在官方公布的数据中，2010年农民收入增速自1998年以来，首次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速。这说明起码在12年中，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相对贫困一直在增加。而问题还在于，城乡之间居民收入的差距太大，农村居民增幅高几个百分点作用甚微。以2010年为例，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109元，农村居民全年人均纯收入为5919元，前者是后者的3.2倍。假设2011年农村居民收入增加10%，增量为592元，城镇居民收入增加6%，增量为1146元。2011年城镇居民的收入仍然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1倍，差距只缩小了0.1倍，起不了多少作用。在农业生产成本大幅增加的条件下，个体农民靠种地已经很难形成利润，副业收入同样比较微薄，外出打工创造的价值的大头又进了私营老板和外资的腰包，因此，短期内根本无法改变农村相对贫困的趋势。

　　除了相对贫困以外，包产到户后农村存在大量绝对贫困人口。按照官方公布的数字，到2007年，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只有1千多万。这是按照人均年收入785元人民币确定的。按照这个标准，每人每天只有2.15元，显然太低。按照世界银行的评估，以每人每天1.25美元为贫困线标准，2008年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仍有2亿多，其中90%在农村。实际情况到底如何，我们以相关的调查为准。2009年6月初，中央党校中央国家机关分校局级干部进修班一行50余人，赴湖南湘西万召村进行了考察。“该村有5个自然寨，共343户1573人。2008年人均纯收入仅1020元…因生活贫困，该村约50%的人常年在外务工谋生。”“我们从村干部那里了解到，像万召这样的贫困村在湖南就有7000多个，万召村还不是最贫穷的。”这个资料透露了3个信息：一是2008年万召村人均纯收入仅1020元，低于国家新颁布的贫困标准1196元，更不要说世行的标准;二是万召村还不是最贫穷的;三是像万召这样的贫困村在湖南就有7000多个，意味着仅湖南省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按照中国的标准就有1千多万。这与官方公布的2007年整个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只有1千多万悬殊太大。

　　包产到户后，官方只看到了部分地区和人群中劳动力多、劳动力强的家庭实现了有限增产，看不到劳动力少、劳动力弱的家庭可能减产，更看不到他们的困境。在网站上，我们时不时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只有几岁的孩童背着比他们高得多的草禾在吃力地行走。这类家庭就是典型的劳动力少、劳动力弱的家庭。尽管还应该在父母面前撒娇的孩子都派上了劳动用场，但这类家庭往往还是每况愈下，十分贫穷。我们仍以湘西万召村为例。该村袁大五全家7口人，3个弟弟2个是残疾人，只有最小弟弟成家育有2个女儿。劳作一年下来没什么钱，用钱靠卖猪或柴火，生活相当拮据。全家仅有住房2间，可谓家徒四壁，且多处透风漏雨。小弟一家住着1间，其余3兄弟挤在1间。

　　这种家庭在农村相当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农村孩子早早辍学，为什么不少农村孩子考上大学却交不起学费，有的干脆撕毁录取通知书，外出打工的原因。

　　家庭劳动力弱，种地仅够勉强糊口，再加上集体事业衰落后，外出打工只能得到微薄的小头，两种情况叠加，短期内同样无法改变农村存在大量绝对贫困人口的局面。

四、农村基层党组织基本丧失作用，政权面临挑战

　　首先，农村集体经济是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的重要基础。包产到户后，集体经济名存实亡，大家各顾各，农村基层党组织一是“失去了统的基础”，二是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经济能力，因此农村普遍存在“依靠党组织还不如依靠暴发户”的现象。以前的“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农村基层党组织已经不再具有号召力和感召力。“无论是对上完成任务，还是对下解决问题，往往因集体经济困难而束手无策，直至问题成堆，无法着手工作。”

　　其次，在金钱至上的大氛围下，无论是党组织还是党员，都失去了往日的光环。人民公社时期群众把思想进步、政治荣誉看得很重，开会学习很积极。而如今的农村党员都很少开会，难于开会。长期不交党费是十分平常的事。大家的心都在钱上，而不在政治荣誉上。党组织的作用和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自然消失。

　　其三，爆发势力严重干预基层政权，政府公信度不断下降。在家庭经营条件下，国家每年拨给农村的扶贫款、项目款、银行和信用社发放到农村的贷款大都集中扶持了少数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造就了一批暴发户。随着…个体及私营暴发势力越来越大，他们甚至垄断了当地的地矿资源及城市建设规划中的黄金地段，并且随意买卖，暴利横生。当个体及私营暴发势力拥有的财力超过了一个基层政权拥有的财力，势必危及基层政权，乡村一级就不必说了，就连很多县一级政权已受到这些暴发势力的严重干预。有些暴发户干预甚至插手政策制定;通过不正当手段进入人大、政协，甚至买官;干预执纪执法;等等。爆发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渗透、支配基层政权，必然导致政府的天枰倾向富人，使“政府的公信度不断下降，干群矛盾不断升级恶化，突发事件有增无减，小到几十人的群体上访不断，大到成千上万的群众围攻县政府已不为罕见。面对这种情况，农村基层党组织恐怕已经无可奈何。

　　农村爆发势力干扰插手农村基层政权，还只是一个现状。从发展的趋势看，这些爆发势力必然成为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中坚力量。“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中国要发生改旗易帜，也逃不出这个历史铁律。就像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的发展，氏族内部分成了很多集团，“其中每个集团都有好多新的共同的利益，这种利益在氏族、胞族内是没有存在的余地的，因而就需要创设新的公职(打破氏族制度，笔者注)来处理这种利益”一样，改革开放后随着公有经济的全面衰落，包括农村在内的整个社会已经形成了很多新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的利益是与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的，要求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是这些利益集团的共同政治追求。笔者不否认帝国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民众灌输资本主义价值观，策动颜色革命的作用，但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国内不少人特别是党内不少人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存在打破现存所有制的主观动机和追求，帝国主义的颜色革命很难起到实质性作用。我们党现在的执政权利和社会主义制度所面临的挑战，与原始共产主义所面临的挑战具有同样的性质。所不同的是，原始共产主义所面临的挑战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现在面临的挑战，是一些资改派精英利用我们认识判断上的失误，处心积虑地设计的改革政策的结果。

五、思想道德全面滑坡倒退

　　在农村集体经济时期，由人民尤其是工农劳苦大众当家作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物质财富实行按劳分配，不存在贫富悬殊，不存在富人和穷人。经常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先进典型事例宣传，在那个时代，没有吸毒贩毒，没有赌博，没有黑社会，没有土匪恶霸，没有杀人越货，没有卖淫嫖娼，没有三妻四妾、二奶三奶。整个社会表现出来的优良的社会风气、高尚的道德情操，也是人类社会几千年文明史上十分罕见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鱼水情深;党政各级干部普遍都清正廉洁、奉公守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虽然也偶有贪污盗窃、堕落腐化现象发生，但都能够及时制止，不会蔓延扩散;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处处表现出良好的道德风尚，爱国家、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的风气，集体主义，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公而忘私的精神均蔚然成风，道不拾遗，夜不闭户。

　　包产到户后，社会主义教育被当作左的东西否定了，宣传的是小岗村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农村党组织不起作用了;追求金钱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唯一价值取向。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思想道德必然全面滑坡，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偷盗现象十分严重。集体化时期的农村，能做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小偷小摸现象极少。农民思想道德全面滑坡后，大规模偷盗时常发生。有的暗中成立偷盗团伙，偷农村的猪牛羊，偷国家的通信设施、电力设备，盗伐集体树木;靠近铁路的偷货运列车，靠近石油的偷石油，靠近煤炭的偷煤炭，等等。

　　二是抢劫、强霸已不鲜见。村匪路霸曾是社会治安打击的重点，如今仍然在危害农村社会。有的在农村欺行霸市;有的拦截汽车进行抢劫;有的设置路障，强行讨要过路费，甚至发展成为整个村的集体行为。

　　三是赌博成风。农村赌博随处可见，因赌博弄得家庭不和、夫妻反目的事情经常发生。

　　四是不孝敬老人现象大量存在。在小岗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精神影响下，不少农民自私自利甚至极端个人主义膨胀，最典型的莫过于为了自己过得舒适，连生他养他的父母都不顾了。这种现象农村有目共睹，无须赘述。

　　五是集体化时期农村青年普遍存在的上进心已荡然无存。现在的农村青年普遍不问政治，热心于贪图享受，醉心于赚钱包括用不正当手段赚钱。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新中国农村建设发展60多年的历史证明，前30年逐渐发展起来的集体化，虽然也存在不足，也走过弯路，体制还需要改革调整，与集体化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还需要在实践中总结、提高、完善。但是，毛主席倡导的农村集体化的方向和道路是正确的，不但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缩小了农业现代化差距，保证了粮食的大幅增产和粮食安全，而且推动了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成绩是巨大的。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少数农村和生产环境特殊的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有其权宜性，但总体上推倒农村集体经济明显是错误的。它既在整体上削弱了农业生产力，又给农业和农村带来了不少严重问题，还使我们丧失了在农村推进集体化的难得的历史机遇。即使在少数不适应集体化和生产环境特殊的农村，包产到户所蕴藏的那点潜力早已释放干净，要走出新的困境，都需要面临如何重新集体化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突破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农村问题，正确认识和重新评价集体化及大寨精神，改变不当的宣传导向，纠正不当的改革路径，取消不合时宜的改革办法，大力宣传华西、南街、周庄等坚持集体经济、实现高速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经验和做法，使其成为农村社会的主流取向，组织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共同富裕，过上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