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铭记历史，勿忘国耻，捍卫和平！
作者： 来源：昆仑策网综合编发 浏览：6042 时间：2016-9-18 分享
我们要求日本政府和一些政治人物对那场给人类社会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战争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负责的态度，对在那场战争中受到深深伤害的邻国人民的感情有起码的尊重，对在那场战争中不幸死难的千千万万亡灵作出符合道义的交代。
中国人民有比海洋、天空更为宽广的胸怀，但我们的眼睛里也决容不下沙子。
——习近平
“九一八”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黑暗时刻，是一个被中国人视为“国耻”的日子，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并由此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85周年，在日本政府不断右倾化的今天，重温“九一八”诸多历史教训仍然值得思考，可汲取智慧和警示。
历史无法重来，未来可以开创。铭记历史、警示未来；勿忘国耻、保卫和平；这是正义的担当，历史的重任。
1931年9月18日，中国人民永远难忘的一天。这天晚上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所属的河本末守中尉率其部下，经过长时间密谋和精心策划，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段南满铁路，栽赃嫁祸于中国守军。以此为借口，日本关东军向中国军队发起猛烈攻击，炮轰沈阳北大营和兵工厂，继而陆续侵占东北三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一、真相
一、日本蓄谋已久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确立先占领中国东北、内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侵略扩张政策。图为会议现场。
日本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把侵占东北作为其吞并中国、称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首要战略目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侵占朝鲜、中国的台湾、澎湖、辽东半岛，并攫取在中国设厂、开矿等特权。1904年到1905年间，日俄在中国东北交战，日本在东北亚取得军事优势，非法获得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驻军权利，并攫取了中国辽东半岛、旅顺、大连及长春到旅顺铁路的权益。
1927年夏，日本政府强化对华侵略政策。田中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图谋侵占“满蒙”的“根本政策”，抛出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对日本的生存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公然宣称“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是日本侵占中国野心的大暴露。在此前后的中国国内形势，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四分五裂。国民党把消灭共产党作为首要任务，连续发动对江西中央苏区和各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军事“围剿”。九一八事变爆发两个月前，蒋介石在告全国同胞书中，说什么“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作安内攘外之奋斗”。由于国民党实行“惟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更加狂妄，终于酿成战争的大祸。
二、不抵抗终酿恶果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屠杀中国民众
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举国震惊、各界愤慨。当时，日本关东军不到2万人，东北军有20万。除有小部分进行军事抵抗外，东北军奉行“不抵抗政策”。事变发生后，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传达张学良的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由于奉行不抵抗政策，日军300人就击溃了北大营的8000守军，9月18日当夜很快攻占北大营，第二天占领了整个沈阳城。短短4个多月的时间里，东三省大好河山沦入敌手，3000万父老成了亡国奴。
“九一八事变”后进入沈阳的日本侵略军。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内一片慌乱与无能。党政军要员发表的谈话、讲演，语调语气多灰色阴沉，或有慷慨激昂之词，也多是空话。当时，蒋介石坐镇南昌，忙于红军的第三次军事“围剿”。9月21日，蒋介石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以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日军占据“东三省官银号” 门前有日军站岗，门上贴着“日本军占领 犯者死无赦”。
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恶果，使日本的侵略欲望更加膨胀，肆无忌惮地扩大侵略战争，明目张胆地为其侵略行为诡辩。
三、美日曾有“秘密谅解”
李顿与顾维钧
九一八事变前一天，美国国务卿与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达成一项秘密谅解：美国保证不干涉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日本则保证其在中国东北的行动应限于锦州以北。直到日本侵占锦州，并向锦州以南进犯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才照会中国和日本，宣布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由于没有采取遏制日本侵略的具体行动，美国的这一政策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
1931年12月10日，在中国代表一再要求下，国际联盟通过决议，决定由英国人李顿爵士率英美法德意等五国代表组成调查团，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情况。
1932年2月，调查团从法国出发，一路上迈着蹒跚的步子，历时两个多月才抵达沈阳。国联调查团在东北进行了总共6周的所谓实地调查，起草了共14万多字的调查报告书。总体上看，调查报告书模糊是非、混淆黑白，暴露了西方列强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绥靖政策。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一出笼，全国人民表示强烈反对。
1932年10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通电，指出这个报告书“公开地最无耻地宣布了瓜分中国的新计划”，号召全国民众武装起来，“以革命的民族战争，来撕碎李顿的报告书”。
1932年9月15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左）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右）签订《日满议定书》。中国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图为《日满议定书》签字现场。
四、中共连发抗日宣言
红军北上抗日宣传标语。
九一八的炮声，震撼着中华大地，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各界群众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以《申报》为首的报刊在国内掀起了号召抵制日货、要求抗日救国图存的声音。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出现了东北义勇军和其他各种抗日武装力量。
处在国民党白色恐怖包围中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积极倡导挽救民族危亡，推动着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接连发表宣言，指出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的事件，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政权发出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强音，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成为抗击侵略者的强大力量，成为全民族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
五、未出版就传唱全国的歌
918事变后，东北锦绣河山沦陷敌手。东北军官兵，东北百姓，携妻带子被迫流亡关内。此时，出现了一首歌曲，它还没有出版，就在民众及东北军中传唱，而且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它不仅唱出3000万东北同胞悲惨遭遇和悲愤之情，更唱出了全国军民一触即发的抗战呼号。这首歌就是《松花江上》。
在西安，张寒晖耳闻目睹了几十万东北军和人民流亡悲痛的声音与惨景。他到西安北城门外东北难民集中的地区走访，与东北军的官兵和家属攀谈，听他们控诉“九一八”日本鬼子的罪行，听他们对失去故乡、亲人的思恋。以此创作出《松花江上》的歌词，并以北方失去亲人的女人，在坟头上的哭诉哀声为素材，写成《松花江上》的曲调。
毛泽东主席曾经这样说过，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松花江上》在日寇大举侵华的紧要关头，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乃至全国人民的悲愤情怀，唤醒了民族之魂，点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烽火。
“西安事变”前夕，西安爱国青年去临潼请愿时，行至十里铺，张学良将军驱车赶来，劝导学生勿去临潼，怕有危险。这时，有人唱起了……“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歌声悲壮，令人断肠。张学良将军沉痛地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可以说，这首歌，对“西安事变”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在东三省黑土地上最黑暗的夜，有一支队伍昂着头颅向前冲，尽管这支队伍不仅没有精良装备，而且饥寒交迫，但这支队伍誓与敌人血战到底——这就是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联牵制日军76万
东北抗联的英雄们。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于1931年9月20日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宣言》。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号召东北人民开展游击战争，打击侵略者。在此后的14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联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英勇战斗，前仆后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为光复东北、取得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据统计，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次数10余万次，牵制76万日军，消灭侵略者18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东北局书记彭真对东北抗联著名将领冯仲云动情地说了这番话——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最艰难困苦的时期主要有三个，即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三年赣南游击战争和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其中最艰苦的还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一封烈士的遗书
有一位清秀柔弱的女子赵一曼。她是一位3岁孩子的妈妈，是一位从巴山蜀水走来的女共产党员。1936年，她寄养在亲戚家的儿子只有8岁，而她壮烈牺牲。今天走出哈尔滨火车站，迎面就是用她的名字命名的一曼大街。出哈尔滨向东南沿着牛心山、乌珠河行约数十公里，有一座以她的名字命名的一曼村。
“九一八”事变不久，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存亡，赵一曼舍子从戎、奔赴东北。她组织了一系列宣传赵一曼的活动，而后带领一支游击队驰骋于白山黑水之间，红枪白马”的英姿令日寇闻风丧胆。一次激战中，赵一曼受伤被俘。负责审讯她的日本军官大野，为了获取所需情报，一边以药物治疗维持赵一曼的生命，一边软硬兼施，使用非人的酷刑和“心理战术”进行逼供，但无论是对肉体的摧残还是精神上的折磨，赵一曼崇高的革命气节和无畏的民族气概始终让日寇一无所获。
在无声的教育和感召下，董警官和韩护士暗中帮助赵一曼越狱，但半路上不幸再次被捕。穷凶极恶的日寇最后对赵一曼动用了电刑，企图通过破坏神经达到让她开口的目的。残忍的电刑下，赵一曼终于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呼喊，因为她的幻觉中，出现了她至爱的儿子、祖国和人民……日寇绝望了。在赴刑场的列车上，赵一曼提笔给儿子写下了遗书：
我的亲爱的可怜的宁儿，妈妈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什么是牺牲？就是在今天以前,你一直在妈妈的怀抱里；而在今天以后，妈妈却只能留在你的记忆里了。我亲爱的儿子，妈妈对的起你，因为妈妈是慷慨赴死的；我的苦命的儿子，妈妈又对不起你，因为你还要艰难地活着。赶快长大成人吧，我的宁儿，长大成人之后，你要自豪地告诉所有的人，你的母亲叫赵一曼。
1936年8月2日，带着对儿子的无限深情，赵一曼从容就义，年仅31岁。
一位赵一曼牺牲了，更多的赵一曼勇敢地拿起枪，投身到不屈的伟大抗争之中：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八女投江，这些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模人物成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位于哈尔滨平房镇的731部队是侵华日军在中国建立的最大的细菌部队，日军为保守秘密起见，称之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图为731部队建筑群全貌。
“九一八事变”使中华民族进入了最黑暗的一段历史。时隔85年，再思“九一八”，与其扼腕，不如深思。
——落后就会挨打。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在陷入列强瓜分的境地后已无力挣扎。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之所以肆无忌惮地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旧中国国力衰弱，国防落后。国弱则军衰，军衰则挨打。一个民族要维护尊严，一个国家要维护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就必须有巩固的国防和强大的军队。
——和平不是靠委曲求全换来的。“九一八”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面对侵略，躲不了也避不开。日本敢于发动“九一八事变”，正是摸清了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事变后，国民政府梦想国际社会干涉，没想到华北、平津、上海相继告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宣告破产，无路可退。
——克敌制胜我们需要一支中流砥柱。近代以后，中国人民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治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和民族内部的软弱涣散。面对日本军国主义这一强大而凶狠的敌人，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要完成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这一空前复杂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可能的。
辽宁省阜新矿业所，是满炭最大的煤矿，自1936年至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从阜新煤矿掠夺优质煤2527.5万吨，致使7万多劳工死亡，在阜新地区形成了4处“万人坑”。
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关捷指出，“九一八”是中国人民真正开始觉醒的时刻。义勇军从辽西组织起来，很快遍及全东北。
“沉重的历史灾难已经说明，抗战就是求活路，投降只有死路一条。要想取得最终胜利，全国人民必须团结一致，靠自身奋斗保卫国家安全、捍卫民族尊严。”
辽宁省档案馆馆长赵焕林说，在事变爆发前，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置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派出了精通汉语的专业情报人员，到东北各地调查矿脉、河流、山川、人口和道路情况，为发动战争和日后殖民统治做好了充分准备。
1906年成立的满铁实际是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工具，且承担着为日军侵略行为搜集情报的特务职能，他们对东北的掌握细如发丝，在事变前后承担了总后勤的工作。与此相比，无论是张学良还是蒋介石都没有制定长远的、持久的对日作战的军事战略，也没有看到蕴藏在人民之中的巨大力量。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人伪造证据，用数块枕木及军帽枪支，诬我军先进攻南满铁路。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副会长王建学说，事变爆发前，日本先后制造了“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为武装袭击寻找借口。对此，国民政府出于“攘外必先安内”的思维，不愿与日军正面冲突。
中国抗战大后方协同研究中心主任周勇认为，和平不是靠委曲求全换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无原则的妥协求和平则和平无。在处理“九一八事变”过程中，由于缺乏必胜勇气、缺乏应急军事准备，“怕”字当头，战争未发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9月18日夜，日军民暴动开始。图为手挥日军旗侵入我防线之一刹那。
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邢安臣说，日本关东军看透了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才敢于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事变爆发后的几个小时里，东北军层层请示，没人敢担当敢负责出兵迎敌，即使避战都没有应急预案。
史料记载，驻扎在北大营的将官多次电话请示参谋长荣臻，均被告不允许抵抗，导致东北军死伤无数，溃不成军。而日军仅付出了几十人伤亡的代价就占领了张氏父子经营几十年的北大营。
修筑秘密工程的劳工，在工程竣工后，大都被集体屠杀。图为在日军监视下修筑军事工程的劳工。
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沦陷史研究室主任张洁说，“九一八事变”爆发距离甲午战争仅30多年。在此期间，日本抛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抢占山东半岛，制造济南惨案，甚至炸死了张作霖，两国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但国民政府竟然认为日本不会妄开战端，希望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史料表明，在事变前一年中，日本在东北军事演习近百次，也未能引起国民政府和东北军的足够重视。他们错误地估计了日本国内政局和国际形势，不相信日本会发动大的战争。
沈阳城内日侨，由日军发给枪械，协助暴动。
军事评论家彭光谦先生认为，之所以对抗战纪念如此重视，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在历史上，日本的侵略行径确实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二是今年日本军国主义加速复活，也给我们带来了严峻的现实考验。
“在全面否认侵略历史、全面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中，日本当局悍然突破宪法和相关法律的约束，先后解禁对外武器出口和集体自卫权。这两个解禁，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重大警讯。它标志着日本已经为扩大军工生产，大规模扩军备战，再次开动日本‘战车’，打开了闸门，对此我们绝不能轻视。如果掉以轻心，就可能吃亏上当，可能出问题。”
对一个国家来说，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在过去挽救民族危亡时重要，在今天实现民族复兴时同样重要。
历史上，东南亚国家也和中国一样，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但是今天，极个别东南亚国家受到美日的煽动和利用，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不平衡心理，在南海问题上做文章，甚至不惜否认日本侵略历史，充当美国的打手。
“对此，整个亚洲必须团结起来，认清日本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真面目，迎接这个挑战。”彭光谦先生表示，所幸的是，多数的东南亚国家并没有被美日所左右，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美日也难以“绑架”整个东南亚。
战后日本社会对战争历史的认识经历的几个不同阶段
9月19日，东京《日日新闻》以头条消息报道柳条沟事件。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首席委员步平认为，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既不能全部概括为“不承认侵略战争”，“继续鼓吹军国主义”，但与作为战争被害国的中国、韩国民众的战争责任认识也有相当的差异。战后日本社会对战争历史的认识和对“战争责任”追究与思考，是在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后逐渐形成的。
第一个阶段是日本战败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10年，当时出现了对“战争责任”的第一轮讨论。不过，当时日本社会流行的“战争责任”的概念，其实指的是思考导致日本战败的责任，而根本没有触及导致广大日本民众陷入悲惨的责任，更没有思考导致中国及亚洲地区数千万人遇难的侵略战争责任。
第二阶段是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日本社会内部首先从文学界进而到思想界和知识分子层面开始关于战争责任的讨论。这一时期的讨论深入到思考战争责任对战后日本社会向前进的实践中的意义。
第三个阶段从60年代中期开始，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开始深入思考天皇与国民的战争责任，特别是日本作为侵略者的“加害”的责任。以恢复中日邦交的呼声日益高涨为契机，发起了发掘日军在华犯罪事实的运动。
第四个阶段是从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发生了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及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在国外对日本的战争责任的批判活跃的背景下，日本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就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第五个阶段是冷战结束之后，由于在冷战体制下受到压抑的战争被害国对日本的战争责任发出了强大的追究的声音，对日本国内追究战争责任的活动也有极大的影响。海外的战争被害者的声音传到了日本，促进了日本大众层面对于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的思考，特别表现在声援中国战争受害人在日本法庭进行的战争赔偿的诉讼。但是，这一情况同时也激起了历史修正主义以“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和“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等方式的激烈反弹，以致出现了中日关系的“冰河期”。
现阶段，一方面，历史修正主义的活动仍然十分活跃，右翼与保守势力支持的《新历史教科书》的采用略有增长的趋势，但对于历史问题，民间、学者，以及政府主导的共同研究都在逐步开展。总体来看，中日对历史问题的观察和判断比以前冷静一些，与过去偏重于政治判断和感性认识相比较，出现了重视学术研究的倾向。当然，还有很多分歧仍然存在。
日本人在占领黑龙江省鸡西煤矿期间，制造了7处“万人坑”，修建了5座炼人炉，有10万左右矿工被害。图为鸡西煤矿焚烧劳工的炼人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