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稿有喜也有忧

       1964年我当班长时，发现新兵来了老兵就懒，打水、扫地、出公差，全让新兵干，老兵们跷着二郎腿，当起了婆婆。班务会上，我批评了几个老兵。事后我写了篇稿子，题目是《莫要三年媳妇熬成婆》，寄到《前卫报》。不久，编辑刘崇刚给我回了信，几天后就见报了。这可了不得了，轰动了全连，领导表扬。
       从此，写报道就成了我的业余爱好。回头看看，我共写了600多篇，刊用200多篇。
       我当指导员时，连队成立了四人报道组，我敢说这是独一无二的。虽然没写出大文章，但由于写稿多了，大家的水平都有提高，在营团有了知名度。其中一名复员了，其它三名陆续让营团选走，提了干，重用了。王世训成了各级的笔杆子，后来当了处长，转业到威海日报社当了副总编。吴明田调机关工作，转业到滨州日报社当了副总编。赵良志任师政治部主任。
       我是个带兵的人，没有时间专门找稿子写，都是稿子找到我。有一次我参加连队搞老兵教育，有个老兵晚饭后到操场哭。为啥？原来是他从一张表上发现了指导员写他名字时三个字有两个别字。他回想入伍三年指导员也没和他谈过心，党也没入上，这就要退伍了，越想越冤。我听了很震动，第二天就找这个指导员谈话，他认错态度很诚恳。之后，我写了篇《指导员写错战士名字之后……》《解放军报》刊用了。
       结合工作写新闻报道，我感到顺理成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条件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新变化，了解这些情况才能有针对性地做思想政治工作。我组织宣传科调查了1000多名战士的文化素质、家庭富裕程度、求知欲望的状况，写了篇调查报告，《解放军报》给编发了2000多字。
       我觉得在工作中，不经意间就能碰上线索。在我们党内，无论职务高低都要参加党小组活动，但大领导往往成特殊党员。对此，我写一篇《党小组长要敢管带“长”字的党员》，军报很快刊用了。有一段时间，从地方到军队，小道消息盛行，还牵扯到政治内容，不知真假。我便及时写了篇《以“北京时间”为准》，要大家以“北京时间”校正自己的“表”。万万没想到，《解放军报》登了个头版头条。
       业余时间写新闻报道不影响工作吗？我体会是真不影响，还能提高自己辨证看问题的能力，促进工作。我身边的战友们，谁发现我写稿子了？没有。因为我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军政委姜福堂、张文台，对我结合工作写稿多有鼓励，我很感激。回想这些，我至今沉浸在喜悦中。但至今不能理解的是，有些高高在上的大领导看到我写的稿件一篇篇登报，就认为我不务正业，不是带兵的料，恨不得叫我这个走上师团领导岗位的人当报道组长。上哪说理去？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