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和平时期从军的父亲
作者：刘卫平 来源：军创网 浏览：6330 时间：2020-05-29 分享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国家和军队进入和平时期，转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阶段。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支援地方建设，确保国家稳定和安全。
父亲刘乃晏(曾任26军77师政委、济南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建国后一直随26军部队驻防山东胶东地区，在26军工作了28年。1978年调到济南军区后勤部工作，1985年离职休息。
上世纪40年代末至80年代，父亲先后在团、师、军、军区后勤部担任政工领导干部，常年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同时，参加了一些上级安排的地方工作。在4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父亲留下了一些难忘的印记。
深切的关怀。
这是部队进入和平时期，父亲遇到的第一件事情。
1949年7月上海解放以后，部队驻防在闸北区。有一天，时任8纵23师68团1营教导员的父亲，从连队返回营部。在接近营部驻地时，就听到街上行人议论纷纷，说是解放军打伤了人。此时，父亲立即产生了一种不详的预感，事情很可能就出现在1营，父亲怀着惴惴不安的的心情，急匆匆赶回了营部。
父亲一进院，高营长就焦急的说，咱们营一位新兵走火，误伤了南洋女子中学的一名学生。父亲听到后犹如晴天霹雷，一瞬间有些茫无所从。因为当时部队担负着上海警戒和维持社会秩序等任务，分布很广很散，不好管理，就怕出事，结果还是出事了。
父亲略作镇静后，询问高营长得知，受伤学生伤势挺重，是腹部贯通伤，已有副营长和卫生所长送到地方医院抢救去了。父亲正和营长交谈中，营部书记急忙赶来，说是李耀文(时任8纵政委)来电话，高营长对父亲说，他去医院看看受伤学生，便急匆匆的走了。
父亲怀着畏惧和愧疚的心情，快走走到电话机旁，喘着粗气拿起电话说:“我是刘乃晏，请政委指示。”“你不要太紧张，要冷静考虑如何做好工作”，李政委用平和的语气安抚父亲，父亲回答“是。”
李政委问明情况后，对父亲说：“你们要充分认识这起事故给伤者及其家庭造成的痛苦和损失，认清它给我军带来的不良影响。”父亲赶紧说：“我们没有做好工作，给一一”，父亲话没说完，李政委接着说：“现在先不要说这些了，你们要知道，上海是大城市，文化发达，信息传播很快，现在有些人还不了解我们，你们要做好工作。”父亲边记边答应“是。”
李政委又说：“你们首先要做好伤者及其家庭的工作，诚恳向人家赔礼道歉，讲明事故的性质和我们的态度，伤者的医疗和生活费用，由我们全部承担。要虚心听取人家的批评意见。要经常去医院看望，安慰伤者，去时要带些礼物。二是做好医院的工作，请他们尽力抢救和治疗伤者，费用由我们全部支付。三是吸取事故教训，切实搞好部队的管理教育，坚决杜绝事故。”父亲边回答边快速记录，生怕漏掉什么。
李政委最后略微提高声音说：“刘乃晏同志，你们要以实际行动挽回不良影响。”父亲回答：“我们一定要按照首长指示，做好工作，挽回影响。”放下话筒，李政委的声音仍然在父亲耳边回响着。
按照李政委的指示，父亲组织有关力量，使各项工作进行的都很顺利。伤者及其家人看到解放军这么诚恳热心，把伤者视为亲人抢救治疗，和国民党军队欺压百姓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感动的说，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解放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打伤了人及时抢救慰问。要是国民党军队打伤了人，他不但不管，还会找你麻烦的。不久，伤者痊愈出院了。
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父亲深深体会到李政委指示的重要性和时效性，李政委不仅指明了工作要点、方法和步骤，还提升了做好工作的信心，给人以力量。父亲说，要不是李政委的告诫，当时都不懂得去医院看病人还要带礼物。李政委那么忙，全军几十个营单位，为这件事，亲自给一个营教导员打电话作指示，为基层干部排忧解难，出谋划策，体现了李政委对下级的关心爱护。
多年来，父亲一直心存对首长的感激。
一、胜利完成抗美援朝任务，班师回国。
1952年6月，父亲怀着完成了党和人民交待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任务的心情，告别了炮火连天的朝鲜，回到了可爱的祖国。
父亲当时在志願军26军77师230团任政治处主任，跟随77师作为26军右路纵队，于
部队告别了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带着胜利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任务的答卷，意气风发的凯旋而归。
二、曾经在坦克部队担任团政委。
1953年1月，部队进行换装，26军每个师配属了一个坦克团，时任26军77师230团政治处主任的父亲，来到26军78师坦克团担任政委。
亲切的教晦。
1953年，26军抗美援朝回国后，驻防在胶东地区。当时，新组建的坦克部队都在昌潍地区(现潍坊市)集中训练。78师师部驻扎在烟台市，去师里开会要先乘火车去青岛，再乘公共汽车去烟台。时任78师坦克团政委的父亲，利用换车的空闲，来到青岛转转，巧遇了26军张仁初军长，让父亲留下了难忘的小故事。
1953年初冬的一天下午，青岛海边阳光明媚。蓝蓝的天空，浩瀚的海洋，清新的空气，衬映出红瓦绿树的青岛，令人心往神怡。海边上游人熙熙攘攘，缓步轻语。
父亲要去烟台78师开会，利用乘车前的时间，在青岛海边看看。父亲沿着行人稀疏的小道，信步向前走去，这是父亲第一次在城市的风景区走走看看。
行进间，突然发现迎面走来的26军张仁初军长(曾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父亲有些时候没有见到老军长了，只是听说他在青岛疗养，不料在此相遇，父亲非常高兴，赶紧快走几步，向张军长行军礼，报告了单位、职务、姓名和来此的事由。
张军长注视了片刻，高兴的说：“是你，什么时候来的?”父亲回答后，张军长约父亲去他那里坐坐，父亲有些拘紧的说：“不打挠首长了。”张军长坚持说：“一定要去。”父亲只好从命。
父亲怀着敬畏心情，跟随张军长上了停靠在路边的一辆黑色轿车，这是父亲第一次乘坐轿车。
轿车沿着海边公路缓慢行驶，不大一会进入了翠柏环绕的一座小院，院落清洁幽静。
父亲随张军长进入客厅，就坐后，军长招呼上茶，让父亲吃糖和水果。父亲有些紧张，不知所措，军长看出了父亲的心情，将水果糖纸扒开递给父亲，把苹果和水果刀放在父亲面前，并催促父亲削苹果吃。父亲此时放松了些。
张军长问父亲，吃过什么苹果?父亲回答，吃过沂蒙山和胶东苹果，还吃过朝鲜苹果。张军长说：“这是印度苹果，你尝尝，很甜。”
这是父亲第一次见到印度苹果。张军长的亲和使父亲的紧张心情慢慢放松下来，喝着茶，吃着水果，张军长先问了父亲的籍贯、年龄、入伍时间，接着询问坦克团人员编成、装备和训练等情况，当时78师坦克团装备了T34坦克和自行火炮(驾在拖拉机上的火炮)。
父亲一一认真回答后，张军长语重心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家还很困难，能购进这样的坦克和自行火炮装备部队，是要花很多钱的，很不容易。”
父亲边听边掏出随身带的日记本，把军长的话作了记录。张军长继续说：“你们要加强对武器装备的爱护，要保养好些装备，使之经常处于战备状态，能随时投入战斗。装备越先进，技术就越复杂，你的要好好干部战士，认真学习技术，尤其你们团的干部，一定要学好。只有熟练的掌握了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才能在战场上更好的发挥武器装备的作用，保证部队打胜仗。你们团的一些干部是从学校毕业来的，这有利于取长补短。你们一定要搞好团结，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才能做好工作。要搞好团结，关键是你们团的领导要搞好团结。你说是吧。”父亲听了后很受教育启发，向张军长表示，首长的指示很重要，回去后一定要向团的领导同志认真学习传达，落实好首长的指示精神。张军长还亲切的嘱咐:"回去代我问候你们团的领导同志好，你以后开会路过这里，到我这里坐坐。”
父亲怀着感激惜别的心情，告别了张军长。在返回部队的路上，反复思考着首长的指示精神以及怎么样传达贯彻好的问题。
从烟台回到团里，父亲召开团领导会议，向团里领导传达了张军长的指示。大家在学习讨论中一致认为，张军长在身体不好疗养期间，还关心部队建设，对部队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符合实际，这是军首长对坦克团全体指战员的关心和鞭策，一定要认真贯彻，抓好部队训练和建设，决不辜负张军长的期望。
父亲说，这是50多年前的事了，那次和张军长见面时间虽短，却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长的指示一直清晰的留在脑海里，现在回忆起来仍倍感亲切。
从南京军区回归了老部队。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部队接受了T34坦克等装备，我军装甲部队形或了建制。父亲在78师坦克团期间，带领部队熟悉装备，加强训练，使部队装备尽快形或战斗力。
1955年3月，父亲奉命带领坦克团来到南京附近，归属60军181师，坦克团还担负着为南京军事学院训练学员的任务。
父亲在60军181师坦克团工作了月余。
在60军181师工作期间，父亲人在南京，努力工作，但心系老部队。他曾去过华东军区干部部打探，看能否还能回到老部队。
一个月后，父亲接到了命令，如愿回到了26军。
三、步兵团的峥嵘岁月。
1955年4月，父亲从南京回来后，担任26军33师98团政委，在这个团工作了7个年头。
1955年第一次授衔，父亲被授予少校军衔，级别定为副团。
1958年父亲任98团政委期间，军委实行第二次授衔，父亲被授予中校军街，1960年级别调为正团。
带领部队圆满完各项任务。
50年代，26军驻防山东胶东地区，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扼守胶东半岛，保卫首都北京。
围绕这一任务，26军3个师中，76师作为值班师，常年担负军事训练任务。77师和33师所属部队，轮流进行军事训练和国防施工任务，98团亦在其中，承担了军事训练和国防施工任务。
父亲说，50年代，部队进行军训的主要假想敌，是台湾国民党军队，因为在美国扶持下，蒋介石集团一直想反攻大陆，胶东地处沿海，防御作战是主要任务。
艰苦的军事演习。
1956年秋天，部队驻防莱阳县(现莱阳市)。98团防御演习搞了40多天，工作量大生活艰苦，非常疲劳。演习结束后，团长郝廷晓约上父亲，带上司机，3个人来到栖霞县一家小酒店吃饭，要了3斤猪肘子、猪头肉、猪肝等，3个人很快吃光，又要了半年肉，这才感觉吃饱了。父亲说，那个年代缺“油水"呀。
艰难的国防施工。
98团50年代承担国防施工任务4年多，部队打坑道条件相当艰苦。全团仅有的几个机械钻头经常损坏不能使用，主要工具是钢纤和锤头，以手工作业为主，战士们一锤一锤的打出坑道，建成地下工事的。父亲有一次跟班作业8个小时，没有煤油灯，点着柴火施工，用钢纤和锤头凿山石，弄得坑道内石粉弥漫，没有排烟设备，空气非常糟糕，许多战士得了肺矽病。
父亲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98团连续几年，先后在烟台(现芝罘区)、乳山县、文登县等地进行国防施工，部队付出了很大的艰辛。
为了军队建设，部队中许多干战听从指挥，默默无闻，无私奉献，有的献出了生命，有的积劳成疾。
李耀文主任工作看的准，抓得紧。
1958年10月的一天，在济南开会的26军政治部主任魏伯亭来电话，要时任26军33师98团政委的父亲立刻去济南接受任务。
第二天早饭前，父亲见到了魏主任，魏主任交待:”军区政治部主任李耀文要求你，写你们团帮助驻地农村办集体食堂的事”。
这是魏伯亭主任在军区开会，汇报到98团帮助农村办集体食堂时，李耀文主任当机要求父亲来济南写出这篇稿件。父亲对魏主任说:“李主任抓的这么紧"。魏主任回答:"李主任工作看的准，抓的紧，够我们学一辈子的"。
父亲写了一天，晚饭时向魏主任交稿。魏主任看过后进行了指点，父亲接着进行修改，当晚再次交稿。
第三天上午，军区群工部郑洪武部长递给父亲一份《解放军报》，告诉父亲，这个稿件被《解放军报》刊登于头版头条，并说，李耀文主任对这件事抓的可紧呢。
父亲放下报纸，反复思考着，怎样学习李主任，干工作，看的准，抓的紧的思维和风格。
多年后，父亲一直思考着，并运用于工作中去。
李耀文主任在98团的日子里。
1961年秋天，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李耀文，来到文登县(现文登区)26军33师98团检查指导工作，父亲时任团政委，父亲说，这是全团的喜事，大家都很高兴。
晚饭后，后勤管理员对父亲说，给李主任做的菜退回来一半，说是明天吃。管理员还说，李主任要父亲去他那里。
父亲来到李主任驻地，刚进门，李主任就说:"我们下来和大家一样，按标准就餐，现在是困难时期，你们团连续几年施工，没什么家底，不要给我们伙食补助。”
父亲知道李主任生活简朴，对自己要求很严，
父亲说少补助点，李主任坚决不同意。
在98团七八天的时间里，李主任每天白天召开座谈会，和有关人员谈话，或深入到营、连了解情况，晚上还要工作到很晚。
郝廷晓团长(曾任26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说：“李主任每天都工作到深夜，昨晚十一点多了，他房间里灯还亮着，这样时间长了，会影响首长的健康，我们得给他说说，不能这样熬夜工作。”
团机关的同志也反映，军区首长生活简朴，工作夜以继日，我们年轻轻的更应该好好工作。
团政治处主任张玉环说：“军区首长工作上生活上的模范作用，对我们团产生了很大影响，政治处工作效率有了很大提高，自动加班加点的同志比过去多了。”
李主任离开98团之前，分别和团的几位领导干部谈了话。李主任对父亲这样说道：“你今后要在愿望和效果的统一上多作思考，抓工作时把动机和效果统一起来。”父亲认为李主任讲的实在中肯，符合实际。父亲说，首长的教诲，亲切自然，让人心悦诚服。
郝团长说：“这么多年来，这是头一次受到这么深刻的教育。”
李主任结束工作要回济南了，团领导都依依不舍，都期待着李主任能再来团里指导工作。
注重调研了解情况。
父亲从战争年代起，在8纵就一直作为李耀文政委的部下，跟随工作20多年，李政委给父亲留下了许多印象深刻的事情，其中最深刻的是，李政委注重而善长随时随地调查研究，了解情况。
1945年底，时任鲁中军区9师26团2营5连指导员的父亲不幸负伤，住在师医院里。师政委李耀文来到医院看望伤病员，他走到父亲病床前，仔细的询问了父亲的伤势，并表示了亲切的慰问。之后，李政委详细了解了父亲和连队干部有关情况，连队现有人员和参加过那些战役战斗情况等。
父亲回忆，第一次面对面见到李政委，感到这位首长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注重调研，随时随地了解情况。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以后和李政委的接触中不断加深了这种印象。
上世纪50年代末，时任26军33师98团政委的父亲，两次参加了时任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李耀文主持召集的座谈会。两次会议，是从全军区军师团政委中，分别选了五、六个人，探讨不同时期如何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问题。两次座谈会，李主任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并不时恰如其分的提问，都使父亲受到了很大启发。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时期，父亲都亲身经历过，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给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记。
让人振奋。
1958年，党中央制订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相继发起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父亲回忆道，刚听到看到大跃进、人民公社，之初的确让人振奋。以为党中央、毛主席找到了发展经济，又好又快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
父亲说，通过实施“三面红旗”运动，期盼人民生活尽快得到提高。那个时候，听报告、看文件确实感到振奋，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深信不疑。带着这个有盼头有奔头的想法，大家工作加班加点，连续开会，也不疲劳。
报纸、电台、广播每天都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某地方亩产几千斤上万斤，某地方练出了钢铁，有个县宣布吃饭不要钱了，等等。父亲当时在26军33师98团，部队整日训练高度紧张，没有具体接触到地方工农业生产，只能为宣传报道的好形势而高兴。
过了一些时间，父亲亲眼见到了一些现象，开始对"三面红旗"产生了疑惑。
1958年夏末，父亲参加了济南军区党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接见。会议期间，组织与会代表去看毛主席刚参观过的济南北园人民公社一块稻田，说是能亩产上万斤。到了现场一看，地里的水稻密密麻麻的，地头上安装了一个鼓风机向稻田吹风。这么密植，地里又不通风，能高产吗?父亲当时就打起了问号。后来听说北园稻田的稻子，是用几亩地里的水稻移植过来的，造的一个假现场。
令人疑惑。
父亲对人民公社、大跃进的一些浮夸造假现象，非常看不惯，这有违背我党实事求是的原则。他认为，这种浮夸造假的风气，是由上边建灶，下边添柴形成的。
父亲记得1958年，有一位中央领导人说，要研究研究，这么多粮食怎么消化。还有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说，今后农村也要过集体生活，实行男女分居，过周假日，银行存款可以归公，等等。
这些脱离国情脱离实际的言论，让父亲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充满期望，一下子转向令人疑惑不安了。
一次失败的练钢铁。
上世纪五十年代年末，33师98团驻防牟平县(现牟平区)解家庄营房。一天晚上，公社书记来到团部求援，请求部队派出人员，和地方一起用土法冶炼马口铁。
父亲和团长酒同文(曾任26军守备3师师长)带领部队参加了炼铁劳动，在技术员的指导下，先在地里挖坑，点燃木柴，再放上煤和矿石，最后盖上土。据说用这种方法，过上多少小时后就成为马口铁。
父亲和团长不懂炼铁，又没有参加过炼铁，但在私底下怀疑这种炼铁方法，迫于当时的形势又不敢说什么。
过了些日子，父亲问公社书记，铁炼的怎么样了?公社书记说没有成功，全部报废了。
当时，这个公社用了5辆汽车的煤和木柴，3辆汽车的铁矿石，就这么白白浪费了。
父亲认为，这种不讲科学，盲目上马的炼铁，造成了很大的人力资源浪费，劳民伤财，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全民大炼钢铁。
事隔不久，由上边发起了更大的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北戴河会议确定1958年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指标时，实际上前8个月只完成400万吨，当时的工业练钢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在剩下的4个月里完成700万吨的钢铁生产，只能搞群众运动，由此形起了全民大练钢铁。
父亲回忆说，1958年至1959年，到处都是大炼钢铁的景象。
在牟平县城，大的乡村都建起了炼铁炉，到处铁炉林立，广大群众纷纷上山找矿石，围绕大炼钢铁，人流涌动，城市乡村，男男女女，都组织起来找矿石砸矿石，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砸矿石的人，好一番热闹景象。为了让新建的炼铁炉尽早投入生产，广大群众上山砍树，用来烘炼铁炉，因为用量很大，把凡是能烧的木头全部找来，有的地方把棺材板也拿来烘炉子。
根据上级要求，部队也兴起了大炼钢铁。98团也在营区里建起了炼铁炉，全团三千多人都出去遍地找矿石，洗矿砂，炼钢铁。父亲和团的几位领导轮流守在炼铁炉边，督促检查炼铁情况，昼夜不离开炼铁炉，仿佛炼铁炉就是战场，部队拿出打仗的劲头参加了大炼钢铁。
为了推动大炼钢铁，许多单位开展了“放卫星”竞赛活动。广泛发动，收集铁制品，如炒菜锅、烤火炉、炒菜的铁勺子等都取来，放进练铁炉里练铁。
当时，父亲任中共牟平县委委员，县里开会布置开展“放卫星”竞赛活动，要求把冬季烤火炉全部砸碎练铁。
父亲觉着这么做不妥，再有两个月就要入冬了，炉子全部砸了怎么过冬?父亲和酒团长商量并报告了王师长。父亲采取的办法是，把能用的烤火炉全部保存起来，把不配套的少量烤火炉，放到院子里，找来几个战士，有来检查的就砸几下，不检查就不砸。
果不其然，刚进入初季，26军长陈宏和33师王师长先后打来电话找父亲要烤火炉，父亲安排给军里送去160个、给师里送去100个。不久，牟平县委书记也来要烤火炉，说是县医院妇科接生孩子，在地上生炭取暖接生，父亲听说后，立即派人给医院送去40个烤火炉，解了人民群众的燃眉之机。
父亲说，全民大炼钢铁，几乎全部失败。炼铁炉根本炼不出铁，好铁炼成硫铁，无法使用。折腾了一年多，纷纷下马，拆炉子停止炼铁，浪费了不知多少人力财力物力。
1958年是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跃进"之年，大炼钢铁是“大跃进”运动的显著特征，起因是1957年我国钢产量535万吨，在赶美超英不切实际的口号下，提出1958年钢产量达到1070万吨，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成为1959年至1961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诱因。
丰产了却没有丰收。
1958年9月底，农村劳动力都去大炼钢铁去了，庄稼地里一片丰产景象，可惜抽不出劳力去收割庄稼。
已临近霜冬季节，牟平县解家庄公社书记找到部队，请求派人帮助老百姓秋收，主要是帮助老弱病残的老百性。父亲和团领导商量，在不影响部队训练等任务的前提下，安排部分战士去地方参加秋收劳动。
父亲说，1958年，胶东地区风调雨顺，丰产的玉米、地瓜、花生遍地都是，十分喜人。由于全民练钢，壮劳力都抽走了，农田里的粮食没有及时收成。父亲说，许多地瓜地里，只是用犁耕了一遍，把地表面上的地瓜收了，地下还有漏掉不少没有收起来。经风吹雨打有些地瓜露出来了，但已经冻坏了，不能食用了。
老百姓普遍反映，1958年，丰产不丰收。丰产的粮食等作物，没有及时收上来，浪费在地里，对此，他们十分不满意。
陷入三年困难时期。
时隔不久，大跃进浮夸浪费的弊端暴露出来了，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物质匮乏，食品短缺，物价飞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陷入困境。
1958年至1960年，是最艰苦的时期，胶东地区因为缺粮，人们把地瓜秧、槐树叶都吃了。国家实行了票证制，粮棉油米肉蛋糖等连肥皂都凭票供应，物资十分奇缺。
父亲于1960年春节因病请假回到烟台(现芝罘区)，当时我和大弟弟在26军幼儿园，父亲、母亲和小弟弟3口人吃了一顿水饺，只有4两肉，因为父母供应关系都在单位，只能用小弟弟的4两肉票，这是春节特供的，平时没有，没有票是买不到肉的。我和大弟弟在26军幼儿园过的春节，因为回到家里没有东西吃。幼儿园当时受到特殊关照，军长陈宏(曾任军委装甲兵司令员)十分关心孩子们，指示有关部门对幼儿园，从莱西县(现莱西市)26军生产基地拨付粮食、肉蛋等副食品。
有一次，父亲带我5岁的大弟弟上街，地上有个苹果核，弟弟捡起来就吃了。此情使父亲一阵心酸，孩子竞饿、馋成这样，食物匮乏到如此的地步。
国家经济、人民生活困难到这种情况，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谎"灾，谎言作假造成的灾害。那个时候，到处都在放"卫星"。粮食生产动不动亩产几千斤、几万斤的放“卫星”。许多领导干部也信以为真，对所谓粮食多了怎么办，不知所措。有些地方号召"放开肚皮吃，甩开膀子干"。1958年秋收后，有些地方公社食堂敞开吃饭，不到2个月便断粮了。
其次是“冒”灾，超越现实的冒进发展。人民公社严重破坏农村生产力，剥夺了农民自主生产的权力，影响了生产积极性，造成了低效的农业生产。加上大幅减少粮食种植面积，许多地方抛荒了，那还有粮食产量了。
三是浪费灾。大练钢铁影响了农业生产，耽误了农业收成，大量粮食浪费在地里。公社食堂弊端很多，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食堂开办初期，社员不管劳动表现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许多农民以为，国家的粮食很多，吃完了政府会供上的，有的公社1958年底粮食就吃光了，最终没有等来粮食的供给。
群众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
面对吃不上饭挨饿的困难，人民群众怨气很大，也影响了生产积极性。
1959年春天，父亲和部队在乳山县进行国防施工。当地一个叫浪暖口村的一些社员，拒不参加农业生产。大队长找到部队，请求部队帮助种上地瓜，部队利用周末去地里压地瓜。一些社员看见部队来帮助农业生产了，这才下地干活。
父亲回忆说，当时听到一些社员牢骚很大，他们说是干也挨饿，不干也挨饿，饿着肚子没劲干了，反正共产党也不能让人饿死。
由于政策失误，导致干群关系相当紧张。一次，部队组织去看地形，从村里找了一个向导带路。中午吃饭时，公社书记也过来了，部队留下他一起吃饭。公社书记刚拿起馒头，向导一把将馒头夺过来，说:“你还吃饭，你瞎指挥害的我们吃不上饭了，你还知道挨饿吗"?
帮助地方办好食堂。
部队驻地牟平县解家庄是个较大的村庄，和其他村一样也办起了食堂。因为大炼钢铁，社员家连饭锅也没有了，都得到食堂吃饭。由于食堂管理搞的不好，群众有意见。父亲和团长商量抽空去看看。
11月中旬，天气已经十分寒冷，尤其是来了冷空气，更冷。父亲和团长，带着2个通讯员，冒着冷洌刺骨的西北风，在将近午饭的时候进村了。
在村头上，遇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大爷，一手柱着拐扙，一手拿着个饭盒，战战兢兢的走着。团长靠近老人问明老人是去食堂打饭，老大爷因为风大眼睛流着泪回答说:“老伴腿不好，不能去食堂吃。”团长说:“那就打回家吃。”"打回家就凉了，也没有锅了，没法加热，将就吃吧"老人回答。边和老人说着话，不觉经父亲和团长来到了食堂。
食堂在一个大院子里，屋内安放了几口大锅，没有桌椅扳橙。到了开饭的点了，老百姓一手端着盛菜的碗，一手拿着窝窝头，有的站着，有的蹲着，还有在院外路边上的，男女老少，几百口人在这里吃饭，好不热闹。父亲问：“能吃饱吗”?一个老百姓回答：“也就七八成吧。”另一个老百姓凑过来说：“这么差的饭莱，能叫饭菜吗"?看来群众对此十分不满。
父亲和团长在院子里走了一圈，发现有些粮食散乱在地上，白菜堆在那儿，有的烂了，父亲和团长向管理人员询问了有关情况，返回营房。路上，团长边走边说，这个食堂管理混乱，浪费严重，饭菜质量不好，老幼照顾不到，能办下去吗?父亲对团长说，我们帮助一下地方办好食堂。团长同意了。
经请示师领导同意，团里抽调了2名有管理经验的司务长，由特务连指导员带队，团领导对此提出了办好食堂的要求。
一个周后，父亲和团长又去食堂看了看，征求了有关方面的意见。群众反映，部队派人帮助办食堂，饭菜质量有提高，老幼病人得到照顾，管理也有了改善。
对此，得到了军政治部主任魏伯亭和军区政治部主任李耀文的赞许，并安排父亲写了材料在《解放军报》上作了报道。1958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总政治部主任谭政指示，让父亲作了书面经验介绍。
不敢讲真话。
3年困难时期，部队不仅副食品供应困难，粮食质量也下降了。98团连年担负国防施工，粮食不够吃，许多干战吃不饱饭，部队里发生水肿病人。团机关协理员脸肿的虚胖，不像个样子，也出不了门。
父亲去济南军区开会，为改善会议生活，军区派人去内蒙古狩猎黄羊。但会议代表普遍反映黄羊肉实在难吃，但父亲认为，这么困难，能吃上肉已经不错了。
回家探亲的干部战士，带回来的消息大都是负面的。但上级要求，不准传播这些负面消息。在这种情况下，让人们再说形势大好，实在说不出口。
父亲说，有一位团长回乡探亲，对弄虚作假等不良现象说了些批评的话，村里有人告发，说这位团长反对"三面”红旗，为此，这位团长受到了处分。
那个时候，有股黑云压城的意味，部队里人们有意见有看法不敢说，只能违心的说些迎合的话，但私底下却有许多负面的东西在流传着。
那个年代，农业大跃进的主要特征，是农作物产量指标的严重浮夸，连一向低产的西北地区都提出亩产1100斤的指标。1958年，农业部根据各地上报的粮食数据，估产高达8000多亿斤，1957年才3900多亿斤，明摆着是虚假的数据。这些现象，部队里许多干部战士都觉着是浮夸，但大都敢气不敢言。
人民公社制度初创时期，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上成为大刮“共产风”的过程。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造成对农民的剝夺，而且使农村生产力受到严重的破坏，带来了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人民群众生活十分困难。
四、从团单位来到了师单位。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父亲一直在团单位做政治工作。
1962年7月，担任了7年团政委的父亲，调到33师任政治部副主任。父亲在33师任政治部副主任期间，1962年第三次授衔，父亲晋升为上校军衔。
到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深造。
1963年8月，父亲来到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成为解放军政治学院一名学员。父亲从儿时就渴望求知上学，因为家境贪困，没有上过一天学。父亲参军后，多少有了些墨水，由普通一兵成长为军队政工领导干部，完全是部队培养和个人努力的结果。
反复学习了毛泽东选集。
由于，当时是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他作出规定，军队政治院校以学习毛泽东思想为主。父亲说，在政治学院，每天手捧毛泽东选集，天天学习。当时以自学为主，上课辅导不多，一至四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不知反复看了多少遍。
学习期间，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来学院讲过外交形势，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和几位副主任先后来学院讲过政治工作。
父亲于1965年5月毕业，当时校方想留父亲在学院政治部组织部工作，父亲谢绝了校方的留意，坚持回到了26军。
1965年5月，父亲在政治学院学习期间，我军取消实行了10年的军衔制和13年的军官制，军官改称干部。并实行了减酬定级，参照地方国家行政干部级别定级，父亲级别定为12级，减薪50元。
五、77师的艰难岁月。
1965年10月，从解放军政治学院毕业的父亲任26军工区副政委，11月又改为26军77师副政委。1968年8月，77师政委韩友庆(曾任二炮政治部主任)调到26军，父亲接任77师政委。
77师，父亲一入伍就在这支英雄的部队，1955年调离77师，10年后，父亲又回到了老部队。
当时，77师师长刘学山(曾任26军副军长)，副师长朱道良(曾任76师师长)，参谋长丁其朝(曾任烟威警备区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王俗易(曾任内长山要塞区政治部主任)，父亲和他们一起共事了两年多。
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社教运动简称“四清”运动，重点是在农村进行。
1965年10月，刚从解放军政治学院毕业的父亲，在文登县参加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吃住工作均在农村，1966年6月，父亲完成地方"社教"工作，回到了部队。
77师作为部队“社教”运动试点单位，也开展了“社教”运动，父亲作为副政委，参加了77师党委机关"社教”运动，前后40多天。
十年“文革"，让人难以回首。父亲经历了这段令人难堪的岁月，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父亲来到77师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这场内乱初期，父亲和师党委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军队“不介入”的指示，采取各种措施，保持了部队稳定。
父亲回忆道，“文革”之风先从地方兴起，以后又刮到部队。
部队开展“文革”，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学习文件，学习5、16通知精神。父亲说，开始，师党委一班人学的很认真，很高兴。都以为这是反修防修的重大措施，为保证党、军队和国家永不变色的重大举措，大家都坚决拥护。
第二步，机关进入大鸣大放大批判大字报阶段，师党委成员作检讨。
第三步，进行总结再教育。
父亲说，最“热闹"的是第二步。
违心的检讨。
父亲说，师党委成员的个人检讨，要求深刻剖析，触及灵魂，"上纲上线”，不惜说些违心的话，也要检讨到位。既便是这样了，第一次检讨，师党委成员多数仍然过不了关。有位党委成员写第二次个人检讨稿时，拿着笔，看着纸，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他说，想来想去不知从那里写起了，人被“炮轰傻”了。
按照规定，部队不准搞"四大”，只要求充分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对错误的东西进行批判。但受地方“文革”影响，部队机关里，只要是把予头指向领导的，就是正确方向，而且批判要有新态度、新观点、新水平，要"上纲上线"。这样一来，许多师党委成员很难过关，一位师党委成员流着眼泪对父亲说，我就不相信，就他们“革命"。
总政治部乱的不能正常开展工作了。
77师是部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单位之一。1966年底，父亲在26军、济南军区机关有关同志陪同下，去北京解放军总政治部汇报试点情况。
一进总政大院，满眼扑面而来的全部是大字报。原来安排听取汇报的是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因为被批斗没有来开会，开会时改为宣传部部长，刚开会不久，部长又被叫走去批斗了，只剩下副部长和机关几名干部在听汇报。父亲在汇报中提到，在部队中充分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批判，但不搞成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批判大字报，这一点引起了副部长的关注和重视，他和父亲进行了交流。
父亲说，此来北京，看到总政治部受到冲击，已经无法正常开展工作了。军队最高政治机关都乱成这样，可见"文革"对军队的冲击影响有多大。
北京到处乱哄哄的，招待所里住着到京串连的红卫兵，一片混乱景象。父亲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文革"画面，和学习文件时的感受大不相同”。
对"文革”的认识。
父亲对“文革”的看法，经历了有“好”到“不好”的过程。
“文革”刚开始，军队组织学习“五一六”通知精神，大家普遍认为，党和国家进行“文革”，是为了吸取苏联赫鲁晓夫篡权变修的教训，是我们党和国家反修防修、不改变颜色的重大措施。
父亲说，随着不断的学习，运动的不断深入，参加军队支持地方“左派”的活动，得到了一些不同的感受，对“文革”由初衷的“好运动”，逐步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文革”带来的是社会动荡，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
父亲认为，所谓“文革”，就是要发动全国人民、特别是学生，打倒一切领导干部，而不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越乱的地方，说成“形势大好”，不乱的地方，说成“死水一潭”。
对打砸抢的人、一些群众组织胡作非为，甚至打死人，一概不管不究，还称其“左派"和革命组织。不搞打砸抢的人和组织，称其“保守派”、“保皇派”。
有些被称为造反有理的人，组织串连，周游全国，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住宿不要钱。工人不搞生产，学生不上学校，全国共计1100万红卫兵到北京串连，这样下去，危害经济，破坏社会安定，败坏社会风气，影响年轻一代的成长。
“文革"造成各级党政机关一律打倒废除。
父亲回忆，“文革”开始时间不长，全国县以上党委政府全部推倒，所有企事业单位、学校等组织全部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成立革命委员会。靠打砸抢起来的人，纷纷成为各级革命委员会成员，更有甚者是，一些野心分子、冒险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各种社会渣滓，也进入革委会，取代各级忠于党和国家的革命干部。
在这种"革命路线”指引下，没有人抓生产抓教育，到处都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停工闹革命，停课闹革命，否则就会被戴上“只知低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的帽子，这样一来，黑白颠倒，社会岂能不乱。
“文革”划分出两条路线斗争。
父亲说，“文革”期间，提出“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另一条是从刘邓为代表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广大干部中无产阶级革命派不多，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则站在刘邓反革命路线一边，这是打倒一切的依据，所以老干部统统要打倒。
军队中极“左”之风盛行，乌烟瘴气。
父亲回忆，“文革”之风刮遍全国，军队也难以逃脱。1967年1月，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开会，讨论军队开展“四大”的问题。江青、康生、陈伯达等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叶剑英、徐向前、聂素臻三位老帅坚决反对。
后来，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达，然而，这样的文件已经无法扭转“天下大乱”的局面，包括军队。
“文革”中军队中具有“造反”精神的人受到“重用”。
父亲说，“文革”刚开始，中央就有文件规定，团以下单位不准搞“四大”，但也得发扬民主，发动干部战士，给领导干部提意见。部队里一些极“左”分子，乘机向领导干部发难，认为给领导提意见，越尖锐越革命，越有造反精神，越有水平。
有一段时间，上级提出，军队提拔干部，要选择具有“造反”精神的人。父亲说，当时，他所在的77师，就出现过少数有所谓“造反”精神的人。
70年代末，父亲调到军区后勤工作，机关里还有派性作怪，影响工作，影响团结，父亲深感“文革”的遗毒极深，一时很难消除。
领导干部反复检讨不过关。
“文革”期间，父亲和77师党委成员经常向机关干部战士作检查。父亲说，那个时候，领导班子除个别成员外，大都被划在刘邓路线一边了。个别造反派说，师长刘学山已经没有共产党员气味了，说父亲共产党员气味也不多了。因为当时在搞吐故纳新，父亲觉着，我们这些几十年跟党走的人，从枪林弹雨走出来的人，竞然成为刘邓反动路线的人，落到了这样的地步。为此，师长刘学山伤心的落泪了。
面对无休止的反复检讨，难以过关。父亲和党委成员只好说些违心的话，每次检讨，都要把自己上纲上线到刘邓路线上来，把个人说成是违反毛主席革命络线的人。
父亲说，刚开始这么讲，很不习惯，难以承受，次数多了，就习以为常了，因为大家都这么讲。
遇到问题就“上纲上线"。
“文革”期间，在职干部全部受到审查外调，发现问题无限上纲，就连军龄差了几十天，也成了大问题。有的干部入伍时间，登记表上和档案里不一致，也成了政治问题。
好在对父亲的调查结论，个人填报与档案完全一致，才幸免于难。
李耀文陪同杨得志来到77师。
1969年，时任济南军区副政委李耀文陪同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扬得志，到烟台福山县26军77师住了十几天。父亲经常陪同两位首长到各团、营、连视察，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李副政委每到一地，都详细了解部队训练以及对“文革”的看法，并经常有些精彩的插话，使父亲受益很大。
父亲说，老首长亲切可信，每次见到他，都愿意和他说些心里话。
先后参加了两次“三支两军”工作。
1967年3月，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地方上陷入瘫痪、半瘫痪的单位，包括边防、沿海、交通要道、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都应实行军事管制。后来，中央军委下达了《三支两军的决定》。
从1967年开始，军队派出大批人员赴地方“三支两军”，“三支两军”工作到1972年8月结束，人民解放军先后派出280多万人次参与，数量之大，持续时间之久，范围之广，影响之广，在军队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第一次“支左”。1967年至1970年间，在福山县、栖霞县等地“支左"，父亲担任福山县革委会副主任。
根据上级指示，77师具体负责福山县(现福山区)、栖霞县、招远县(现招远市)三县“支左"任务。并先后派出部分干战，赴济南、青岛、烟名三市厂校“支左"。父亲多次去福山、栖霞等地，在当时社会秩序混乱、情况复杂、斗争激烈的情况下，和部队干战一起坚持说服教育，为制止武斗、稳定局势、恢复生产做了大量工作。
1968年，军区党委办公室来电，要求父亲组织一个班子，去公安厅“支左"。父亲考虑到师长已带领部队去惠民地区(现滨州市)“支左"，一个单位不能两个主官都不在岗，向军政委魏伯亭汇报了这个想法。后来济南军区同意父亲的想法，改派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去公安厅“支左”。
第二次“支左”。1971年至1973年，父亲去东营市胜利油田“支左”。父亲和部队“支左”人员一道，在维护社会稳定，减少工农业生产损失，尽可能减轻“文革”的破坏，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完成了“支左”的任务。
组织部队野营拉练。
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指示，1969年冬和1970年冬，父亲和师领导组织带领部队先后两次野营拉练，在胶东大地，冒着寒冬，苦练杀敌本领，提高了在实战条件下，部队走、打、吃、住、藏等能力。
进行了整党建党工作。
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整党工作的指示，从1968年至1970年4月，77师各级党委和支部都进行了整党建党。
党的“九大”之后，部队开展了学习新党章活动。父亲坚持原则，按上级要求组织部队抓好党建教育，做好党建工作，不断提高了部队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战斗保垒作用。
进行了整党建党工作。
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整党工作的指示，从1968年至1970年4月，77师各级党委和支部都进行了整党建党。
党的“九大”之后，部队开展了学习新党章活动。父亲坚持原则，按上级要求组织部队抓好党建教育，做好党建工作，不断提高了部队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战斗保垒作用。
抓好先进典型总结和宣传工作。
六、26军的风雨岁月。
1970年10月，父亲告别了77师，调到26军任政治部副主任，在这个职位上一干就是8年。
1971年1月至1973年10月，父亲被军党委派去东营市胜利油田“支左"，担任胜利油田军代表、党委核心组组长。
稳定形势，搞好团结。
在油田“支左”期间，父亲面对文革'派性”干挠，还要解决地域“派性"(油田分大庆派、玉门派、胜利派)。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团结和工作。父亲从大局出发，从抓好领导班子团结入手，坚决克服派性干挠，和油田总指挥刘佩荣(曾任1军政治部主任、四机部副部长)等油田领导，相互尊重，相互配合，密切形成了工作合力，使领导班子成为油田坚强的领导核心。
只争朝夕，加班工作。
父亲带领一班人，不受“文革”影响，稳定形势，抓紧时间，推进工作。父亲说，在油田工作，没有节假日，天天上班，白天工作沒做完，晚上继续干。经常晚上开会到半夜十一、二点。有时候早晨父亲还没有出门，门口一群油田人等待父亲汇报请示解决问题。
1971年春节，由于工作紧张，父亲在胜利油田过了个春节。春节期间，和平时上班一样，研究工作，深入一线，抓好生产。这一年，父亲没有回济南和家人团聚，为油田操心劳累，给油田领导班子带了个好头。
抓好生产，提升产量。
父亲在油田工作期间，大干快上，新上了两个油田，一个是孤岛油田，一个是河口油田。孤岛油田的开发，父亲到油田之前，已经三起三落了。因为此地夏季蚊虫盛行，开会都要躲在蚊帐里，地质条件很差，不利于施工打井。面对困难和上级要求，父亲在油田领导班子会议上下了死命令，集中力量，克服困难，在孤岛必须打出油井来，否则，就等于打了败仗。
胜利油田石油工人们积极响应领导号召，不怕艰苦，顽强奋战，经过努力，终于打出了油井，逐步建成了孤岛油田。后来，加上河口油田的开发，胜利油田年原油年产量由1971年的400万吨，上升到1973年的1200万吨，成为全国继大庆油田之后的第二大油田。
父亲在油田"支左”两年零十个月，工作努力，团结奋进，成绩斐然。石油部对胜利油田工作较为滿意，于1972年在胜利油田召开了“文革”后第一次全国石油工作会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到会讲话。
父亲没有回家送别去世的爷爷。
1974年，父亲从胜利油田支“左”回军里不久，便接到老家我爷爷病危的电报，父亲找陈瑛政委(曾任解放军政治学院副政委)请假，陈政委没有批准，并说他父亲病故也没有回去送别。当时父亲分管组织和保卫工作，任务比较繁重，没有回去送别我的爷爷。
父亲还向我说起，我在幼儿园期间，得了痢疾，住院报了病危，父亲想请假到医院探视，但请假请不下来。父亲说，那个年代，公事为大，私事为小，个人利益完全服从国家军队利益。
七、告别了野战军，来到大军区机关。
1978年7月，父亲从莱阳县(现莱阳市)26军调任济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
1980年年底，担任了12年正师职职务的父亲，升任济南军区后勤部副政委。
26军军长陈福胜、政委徐玮考虑到军里"文革”落实政策工作没有了结，向军区要求让父亲完成这项工作后再去军区报到，军区同意，父亲完成任务后，于当年年底来到济南军区后勤部报到上班。
承担了军区后勤部繁重的政治工作任务。
父亲来济南军区后勤部工作两年后，升任济南军区后勤部副政委。
过去军区后勤部有四位副政委，父亲任职时，只有父亲一个副政委了，由此，大量的政治工作任务压在父亲一个人身上。
当时军区后勤下辖3个分部，还有军区总院、青岛一疗等师级单位，100多个团营级仓库、医院。后勤单位多驻防散，遍布山东各地。
当时，军区后勤除正常的政治工作外，还有"文革”落实政策工作尚未完结。面对大量繁重的政治工作，父亲紧紧依靠后勤政治机关，夜以继日的努力工作。
经常下基层下部队调研情况。
父亲在后勤工作时，经常处在紧张的工作状态，他带领后勤机关有关人员，常年奔波于山东大地，下部队下基层考察干部，调查研究后勤部队政治工作建设情况。
有一次，父亲到莱阳十分部考察干部，我当时在分部政治部秘书科工作，想请父亲来家里吃顿饭都没有安排上。父亲工作任务很紧，和我匆忙见了个面就去忙工作了。
完成了棘手的落实政策工作任务。
济南军区后勤部是“文革"重灾区，落实政策工作，情况复杂工作量大，其中有10起人命案件，涉及所属单位团营连干部数人。
这个“文革"落实政策的问题，一直是后勤工作的”老大难"问题，好多年了久拖未决。
父亲根据上级要求，决心彻底解决这些棘手的老大难问题。父亲在后勤党委的领导下，紧紧依靠后勤政治部和有关部门，按照政策要求，依据事实，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使这十起棘手的问题全部得到了妥善解决。
1981年，父亲任济南军区后勤副政委期间，级别调为11级。这是自1965年取消军衔制改为行政级，事隔16年之后，父亲才由12级调整为11级。
到胜利油田参加援建工作。
1983年8月至1984年，父亲受命，任济南军区援建胜利油田领导小组副组长。
当时，油田在孤东发现了新油田，急需开发，但基础设施落后，需要完成修路等基础设施才能进行开发。
油田找到济南军区要求部队援建，军区把支援油田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安排父亲和军区后勤部部长周水朵等领导，带领部队去完成援建任务。
当时，军区安排26军76师、炮8师、46军1个师赴油田。父亲和援建领导小组成员一起，努力工作，精心组织，抓好协调。部队干战不怕困难，不怕疲劳，经过一年多艰苦奋战，终于帮助油田修好道路，建好水库，为开发新油田创造了条件，父亲和援建部队圆滿完成了任务，受到济南军区通令嘉奖。
先后四次受到了毛主席接见。
第一次，
第二次，
毛主席接见与会代表并合影留念。
第三次，1965年，父亲在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期间，和全体学员到人民大会堂受到毛主席接见。
第四次，1968年，在北京市人民大会堂，毛主席接见济南军团以上领导干部，父亲也在其中。
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父亲和济南军区团以上干部赴北京，参加毛主席追悼大会并向遗体告别。
父亲留恋坚守在老部队。
建国后，父亲有几次差点调离26军，但命运却让他继续留在了老部队。
1954年，父亲时任26军78师坦克团政委。根据上级命令，父亲带领坦克团归属南京军区60军181师，在南京东边驻扎。父亲人在南京，但还是怀念老部队，父亲曾去过华东军区干部部打探能否回到老部队。1个多月后，父亲如愿调回了老部队。
1965年父亲在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毕业时校方想让父亲留校，在学院政治部组织部工作，父亲想回老部队，没有答应，校方尊重父亲的意见，同意毕业后回到原单位。
1965年，父亲于解放军政治学院毕业，安排惠民军分区任政治部主任，时任26军副政委魏伯亭得知此事，找军区把父亲要回了26军。
父亲曾经先后两次到胜利油田"支左”和援建，油田工作做的很有起色，深得国务院分管领导和石油部赏识和信任，一直想要父亲转业去油田工作。1984年，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来济南军区检查工作，点名要见父亲，父亲知道余主任此约，与让父亲去油田工作有关，父亲去军区招待5所见余主任时，刻意回避了此事。1984年，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钦点父亲去胜利油田担任一把手，要求父亲转业到油田工作5年。康总理对父亲说"老刘，你再去油田工作5年”。省委书记苏毅然也同意此事。接着，石油部找中共中央组织部要求调人，组织部找到总政治部，总政委托济南军区征求父亲去油田工作的意见。济南军区副政委潘启琪找父亲谈了话，父亲考虑年事已高，身体不好，还有对部队有几十年的感情，不愿意脱下军装离开部队。父亲想好了理由，在和军区领导谈话时，充分阐明理由，说服了军区首长，没有转业去油田，所以继续留在了部队直至离休。其实，当时潘副政委对父亲说了一句：“你已经退休了，来征求你的意见。如果没有退休，就下命令了。”
八、告别工作岗位，离职休息了。
1985年12月，父亲结束革命生涯，告别了45年来战斗生活的军队工作岗位，离职休息了。
父亲来到济南原军区联勤部干休2所休养，担任了干休所管委会主任。
父亲不顾年事已高，经常为干休所建设管理操心操力，出谋划策。
父亲还根据军区和后勤安排，经常去地方大专院校和部队有关单位，宣传革命传统精神。
由于父亲离休不退色，继续保持和发扬共产党人的传统作风，先后被解放军总政治部、济南军区、济南军区联勤部授予先进离休干部称号。
结尾一一离休后发探“余热"，继续为社会为人民为家乡作贡献。
为家乡捐款建挢。
父亲是从沂蒙山区走出的革命军人，当年在沂蒙山区打击日寇，与人民结众结下"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情谊。多年来，父亲始终没有忘记家乡，没有忘记沂蒙革命老区。
2012年，父亲从退休金拿出十万元，让我汇给沂南老家，想为家乡百姓做点事。老家位于临沂革命老区沂南县双垢镇东梭庄，沂蒙山区为中央扶贫地区，经过多年扶贫开发，农村经济社会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还欠发达。
父亲拿出这笔钱，想的是在村南边的小河上，建个小桥。父亲说，村南边有条小河，老百姓过河要脱下鞋子趟河过去，秋天水很凉了，过河不容易。这也是父亲多年来时常牵挂的一件事，经常说起这件事。
这笔款到了乡镇后，经过村委会合计，决定用这笔钱在村南河边上建一座漫水桥。
2012年底，桥建好了，村民们不用趟水过河了。村民们高兴地称之为”将军桥"，父亲也了却一个心结。
捐款给四川汶川受灾群众。
2008年，父亲被解放军总政治部授予“全军先进离退休干部”荣誉称号，并奖励1万元，当时济南军区仅2人获此殊荣。
事隔不久，四川省汶川发生大地震，父亲心系灾区群众，惦记群众的生活，拿出总政奖励金1万元，捐给了灾区人民。
宣讲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父亲于1985年离休，但人退志不退，继续发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传承"老八路”的传统作风。
父亲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应济南军区、军区后勤和地方大专院要求，多次去山东工业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建筑学院、济南大学、山东交通学院，给青年师生宣讲革命传统和战斗故事。
山东师范大学聘请父亲和山东省委原书记苏毅然、济南军区陆军学院原顾问孟方、济南军区一位副参谋长为校外政治工作顾问。
十多年来，根据军区后勤安排，父亲先后给济南军区联勤部驻济20多个单位宣讲战斗历程和战斗故事。
通过这些宣讲活动，让年轻一代了解共产党带领人民和军队打天下，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有多少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胜利来之不易，共和国的建立来之不易。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父亲用战争年代浴血奋战的亲身经历，讲述革命思想和传统，让年轻人了解我党我军的历史，让革命传统发扬光大，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得到军区领导的赞赏。
父亲离休后，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坚持义务宣讲革命传统十多年。父亲先后去学校去部队，宣讲几十场次。每次讲完课，被宣讲单位都安排宴请和赠送礼品，每次都被父亲谢绝。父亲对我讲过，“每次出去宣讲革命传统，从来不吃人家的饭，不受人家的礼，这样，心里踏实”。
父亲不吃请不收礼，义务宣扬革命传统精神，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的品格风范。
济南军区领导得知此事后，非常赞赏父亲的作法。特意委托济南军区联勤部部长张宗林，代表军区首长专门宴请父亲，答谢父亲发扬老八路精神，一身清风、宣扬正气、宣讲传统的革命精神。
刘卫平根据父亲刘乃晏手稿、口述整理。
（初稿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