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李德伦

题记：谨以此文，向世界著名指挥家、新中国交响音乐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李德伦逝世20周年，致以深深的怀念。

记得小时候去电影院看电影，在正片前面都加演《新闻电影简报》，内容多为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宾，工农业建设快讯，科普知识，文体表演等等。从一个关于《交响音乐——沙家浜》的电影新闻里，我第一次看见李德伦先生。记得银幕上的他身材高大，面容严肃，手里拿着指挥棒，很是威风。当时我年纪尚小，听不太懂他们唱得什么，更不懂得什么交响乐，就觉得那一大堆乐手和合唱队都听他调遣，他手上的指挥棒一抬，乐队声音就大起来；他手上的指挥棒一落，乐队的声音就弱下去，那架势简直就像战场上的指挥员！当时我曾想，这辈子要是能见他一面该多棒啊！可没曾想到，几十年后，友谊之神不但让我见到了这位闻名世界的音乐大师，而且还与他成了心心相映的忘年交……

我第一次见到李德伦先生是在1993年5月24日。那天晚上，美国费城交响乐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作访华演出。恰巧我出差到北京，国务院文化部的一位朋友送给我一张票，座排号是楼下12排21号。晚7点，演出的铃声响了，台上的美国演员也都已就位，就在这时，一个令我万万想不到的场面出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以及其他国家领导人从过道后面走来，李德伦先生也在其中。李德伦先生身穿深色中山装，比我在电影里见到的还要魁伟。从我身边走过时，我感觉他就象一座山。当时江泽民总书记坐在12排1号！李德伦先生则坐在11排1号，而此时中前区11排只坐着李德伦先生一个人。第一次这样近距离的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见到李德伦音乐大师，我心里激动得怦怦直跳。整个音乐会过程中，我老觉得眼睛不够用，一面欣赏美国艺术家们的精湛演出，一面不时地看着李德伦先生向中央领导讲解着什么。那个场景令我终生难忘。

或许我与李德伦先生真是有缘，时隔一年，我居然又见到他，而且这次见面颇具戏剧性。1994年4月底5月初，正值青岛樱花盛开的时节，李德伦先生到青岛参加市交响乐团建团演出。主办方得知他不愿住宾馆，希望住在海滨别墅。因此市文化局的同志找到我，希望我所在的济南军区青岛第一疗养院能帮忙接待李德伦先生（我们疗养院地处青岛太平角，是青岛著名的别墅疗养区）。作为长期从事文化工作的我来说，有机会直接接待大音乐家李德伦先生——这简直就是天赐良机。我想，无论从名气，还是看资历，接待李德伦先生的规格都不能太低，为了得到院首长的支持，我准备了一大堆自认为充分的理由。孰料，我刚刚把情况讲完，还没等进一步“阐明意义”，院首长立刻表态，说“李德伦同志是老艺术家，也是延安时代的老同志，能接待他是好事儿！”院首长不但同意免费接待李德伦先生，还特意为他准备了一个独栋将军疗养楼。当李德伦先生及夫人李珏在有关部门人员陪同下来到疗养院时，全体院首长都出面迎接。看到几位大校军官以及其他穿军装的同志们，77岁的李德伦先生显得非常高兴。他说，“住在军营里我很高兴，在延安的时候我也穿军装。”他环视着满院苍翠的塔松和樱花树上怒放的樱花，连连点头说“漂亮，幽静，空气也好，这是我住过的最好的地方。”

那一次，李德伦先生在一疗住了半个月。其间，院里专门安排医护人员每天到李老住处巡诊。得知李德伦先生是中国回族协会会长，院后勤部门专门购买了新灶具和餐具，一日三餐为他单独准备清真饭食。李德伦先生生活安排得很规律：上午去青岛交响乐团排练，下午在楼内的大客厅里看乐谱，写毛笔字，天好时到院子里看看花，不会见记者，不赴宴，非常低调。每每有人提出宴请他时，他总是说，“我在家吃得很好，干嘛要出去吃？”他把我们疗养院当成了自己的“家”，这使全院的同志都觉得荣幸。那些日子里，唯一能宴请他的是一疗院首长。说是宴请，其实是陪同李老进餐。李老的食谱非常简单：小葱蘸大酱、窝头、稀粥、小米饭、炸酱面、蛋炒饭一类。大家最喜欢的是听他在饭桌上“摆龙门阵”，李老胸襟坦荡，知识渊博，阅历丰富，睿智幽默，他讲的故事、笑话、见闻，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且高雅有趣，富有哲理，让人听来是一种极大的享受。闲暇时候，李老夫妇会主动邀请我和爱人去他那里谈天说地。每遇这种时候最高兴的是我，虽然这时的我已经能写点东西，发表了不少作品，也有相当的采访经验了，可面对这样一个文化巨人，我一直不敢开口“采访”，总觉得不知该问些什么。谈交响乐？我那点儿音乐知识基本上属于“乐盲”；谈生活？跟李老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相比，我哪算懂生活呀？谈历史？李老30年代就是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他自称有“历史癖”，他把历史看成“第二专业”，跟他谈历史我肯定“对不上牙”。谈什么呢，其实我与李老之间还真没有正式谈什么，严格说来，我是跟李老“泡”了半个月：跟他去人民会堂欣赏青岛交响乐团的建团演出。因为青岛交响乐团是在李德伦先生的直接帮助和支持下成立的，在演出前，时任青岛市市长的俞正声特意邀请李德伦先生和他一起为乐团接牌。那天晚上，李德伦先生指挥年轻的青岛交响乐团第一次亮相舞台，演出了西方古典交响乐的代表剧目，并与著名的青岛籍旅美小提琴家吕思清联袂演出了中国音乐经典剧目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这一老一少著名音乐家，把一个千古流芳的爱情故事演绎的缠绵悱恻、如泣如诉，台下的观众听得如醉如痴；去海洋大学听他为学生做“怎样欣赏交响乐”的专题讲座（李老已经做了多年这方面的工作）。只见台上的李德伦先生讲得深入浅出、妙趣横生，台下的学生则是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演讲结束后，学生们立即“包围”了李德伦先生，有提问题的、有献花的、有近距离欣赏大师风采的、也有学校的“新闻单位”作“现场报道”的；空下来的时间就听李老谈天说地。他给我讲到他的身世，说他家是燕王扫北时来到河北的，恰巧我祖籍河北，据说祖上也是那时定居在河北的，因此他说我们是地地道道的老乡；他讲到青年时代日本人占领北京，市井破落，民不聊生，正是这时他接触了贝多芬的音乐，并深深地被那种不屈不挠的情绪所感染，下决心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让中国人活出个人样儿来；他讲到早在战争年代，周恩来总理就支持民族交响乐事业的功绩，讲到对他逝去的战友、朋友们的怀念；他讲到文化大革命中“智斗”江青和四人帮的“险情”；他还讲了许多我从未听过的文化含量很高的笑话，连相声大师侯宝林说过的《醉酒》《橡皮膏》《两只皮靴》都是根据他的笑话创作而成的。李老很重情意，他甚至为青年时代错误的对待同学至今还感到愧疚……无形中，一个真实立体、才华横溢、极富个性的李德伦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一股强烈地创作冲动在我心里升腾。于是，在一个不眠之夜，我写了一篇人物专访《大名人的小故事》。

第二天，我怀着忐忑不安地心情把稿子送给李老审阅。当时他颇有意味地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稿子中的几个小标题：率真质朴的李德伦、幽默机智的李德伦、乐观执着的李德伦、宽厚多情的李德伦——然后，他做了一个俏皮地模样说，“这么多天，想不到我们的老李还是个作家”。这句话把我吓了一跳，一时不知怎样回答，我不知道李老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个稿儿先不要发。你们当作家的最善于虚构，我得看看你写得是不是事实。”听他这样一说，我倒是放心了，我告诉他稿子中写得都是事实。李老不信，他戴上老花镜，拿起红蓝铅笔认真地审阅着。接下来的结果是，李老只在稿子上画了两个红圈儿：纠正了两处标点符号。他对我说，“对我怎么评价，那是你李作家的自由，我只要求你忠于事实”。就在李德伦先生离开青岛之前，青岛日报发表了这篇专访。我把报纸拿给他时，他什么也没说，而是把我叫到书案前，提笔给我写了一幅字：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落款是：李文庆同志存，一九九四年春，德伦。写罢，李老又对我说，“留着吧，我的字一文不值，可也千金难买。”“这是真的。老李的字不是什么人都给”，李老的夫人李珏解释着。说真的，我当时并不明白李德伦先生的意思。可是在即将分手的时候，李老写这样一幅字送我，我还是真切地感到他老人家对我那份父辈般的情感。李珏老师还特意拉着李老与我们夫妇合影留念。李老夫妇离开青岛的那天中午，主办方设宴为他们送行。酒菜上齐，李老就是不肯动筷子，他问道，“李作家为什么不来？”主办方领导马上打电话找我，此时已经过了吃午饭的时间，对方领导还是坚持让我参加，说你不来李老不吃饭。我赶紧打车赶到酒店。李老看到我马上埋怨说，“李作家为什么不来送我？”那顿饭李老吃得很高兴。临上车时，他对我说，“代我谢谢一疗的首长们，下次来青岛我哪儿也不住，就住一疗，还找你李文庆！”李珏老师也说，“老李在你们那儿住得很愉快。”

李德伦先生离开了青岛。但是他却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个充满情意的慈祥老人的形象，把一个大艺术家的平民风范深深地刻在了我这个普通军人心中。我不敢奢望再有机会与他老人家相处的日子，但是这段美好的时光已经足以让我幸福一辈子。此后，我与李老夫妇时有信件电话往来，每年新春佳节，李老夫妇每年新年将他们二人合影新照背面写上字，作为贺年片给我们寄来。我们夫妇也会寄贺年片给李老夫妇，送上真挚地祝福。我去北京出差，去李老家里探望，与他在“自建阳光房”（门外一小块空地搭建的玻璃房）神聊，李老曾还让我在家吃饭。李珏老师说，“文庆，这可是老李接待卡拉扬的的规格。”

有句话说，只要心诚，石头也会开花。这话我信。4年后，也就是1998年的盛夏，李德伦先生再次来青辅导青岛交响乐团演出，他事先特意让人转告我，他还想住在一疗，时间还是半个月。天呐，命运之神对我如此垂青，真是不可想象，我高兴地喘不过气来！但是有个情况使我感到为难，当时正值疗养旺季，院里的疗养住房十分紧张，我委婉地向院首长作了汇报。院首长也感到不好办，因为在现有的情况下，很难再腾出一栋将军楼接待李老夫妇。可如此一来，李老会不会有意见呢？谁知李老反馈回来的态度是“就住一疗，拿钱住也行。什么也不讲究，有张床就行！”院首长听了十分感动，当即决定挤出一套军职疗养房免费接待李老。

是年8月初，李老携夫人再次来到一疗。我满心欢喜地去迎接他们，一见面我却大吃一惊：4年前走路还算轻便自如的李老，如今却坐上轮椅了！脸色也不如上一次来的时候好。见到我吃惊地样子，他风趣地说，“没想到吧，我也有专车了！”把李老夫妇领到屋里，我解释说，疗养用房实在太紧张了，只能让他住这么个套间房，真是抱歉。他却说，“抱什么歉？客厅、卧室、卫生间，样样都有，还要怎么样？”我又说，青岛今年夏天出奇的热，我们院的疗养房硬件设施很滞后，都还没有安装空调和热水器，您这“一百来斤”的体重洗澡也不方便（平时李老他总是把自己的体重说成“一百来斤，公斤！”）。听到我的话，他立即脱掉了衬衣和长裤，上身光着脊梁，下面只穿着一件大裤衩，手摇着一把大蒲扇。“这样行了吧？没什么了不起嘛，我在家也不用空调。”他一脸得不在乎地样子使我当时心头一热。我敢说，世上见过李德伦先生的人不计其数，可是见过光膀子穿大裤衩的李德伦的人微乎其微！那些天，由于行动不便，李老出去的不多，更多的是他的学生们上门请教。看到李德伦先生整日里大汗淋漓，学生们都劝他到有空调的宾馆去住。逢到这时候，李老总是固执地加以反对。他多次对我说，“老李，晚上没事来陪我说说话儿。”我说，李老，您可不能这么称呼我，在您面前我是晚辈。对此他的回答是“不一样，我们是战友。”

一周的时间，我天天晚上去李老的住处。在院子里的小竹林前，他坐轮椅，我坐石头，俩人都手拿蒲扇，光着膀子，我们无拘无束地聊着。有时我爱人也一块儿去，他总是先道歉，“我这个样子让女士见笑了。”逢到这时候，李珏老师就会说“别那么讲究了，没人笑话你。”与以往不一样，李老这次来青岛，有了些明显变化：说笑话的时候少了，谈论有关中国交响乐未来发展的话题多了。特别是谈到有些年轻人，因为嫌挣钱少而不太安心交响乐团的工作时，常常面带忧郁。他认为有关职能部门应该更加关注中国交响乐事业，并多次提到在延安的时候，为了支持鲁艺的交响乐团，周总理专门派人冒着生命危险到敌占区去购买乐器。作为中年人，我能理解李老此时的心情。当一个人把自己钟爱的事业看成生命的全部时，他（她）对这项事业的期冀和热爱是常人难以理解的。

李老此次来青演出，地点是在丽晶大酒店。演出前，当身着燕尾服的李老被学生们用轮椅推到现场坐在指挥台上时，全场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这掌声是对一个81岁老人的尊重，是对一个音乐大师的崇敬，也是对一个不图名、不图利、为祖国交响乐事业繁荣和发展倾尽全力的老文艺战士深深地景仰！鲜花，掌声，美誉，演出非常成功！以至演出结束很长时间了，观看演出的各界人士还久久不肯离去，人们纷纷上台与李老合影留念。此时的李老脸上露出微微地笑容，他站了起来，为了方便大家合影他居然拄着手杖站了起来！我被他的举动惊住了，这是内心崇高的理想使他站了起来，是一个艺术家良好的艺德使他站了起来，他硕大的身躯犹如丰碑般屹立在舞台上！当时场面很热闹，要求合影的人们一拨接着一拨。不一会儿，李珏老师来到我身边，说李老他们夫妇俩要和我们夫妇俩合影。于是，在李老的亲自“导演”下，我们两家人照了两张相。接着，李老还单独和我照了一张全身像。遗憾的是，很快我们就没有机会单独在一起了。因为天气太热，李老的学生们终究还是把李老接到宾馆去了。他是突然走的，事先我不知道，是李珏老师给我留了纸条，说到了新地方就给我来电话。傍晚时分，我接到李珏老师打来的电话，说他们住在某某宾馆，还说李老要我们马上过去看他。

当晚，我和爱人如约来到李老住的宾馆。一见面，李老就说，“我被关禁闭了，11层楼，哪儿也去不了！”我说，这儿有空调，洗澡吃饭也很方便，比我们那儿好。“不好，我不喜欢！”李老毫无顾及地抱怨着。他立刻把客厅里的学生们“请”出去，言称他来客人了，有事先放一放。这让我们觉得很是不好意思。那天晚上，我们坐的时间不长。临走时，李老让夫人拿出他写得一叠字，说“老李，你喜欢哪一幅，我给你写上名字。”我慌忙说李老，您可千万别再这么叫我，我真得担当不起。我不懂书法，您送我哪一幅都行！众目睽睽之下，李老给我精选了一副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落款是：李文庆同志指正，李德伦，1998年8月14日，时年81岁。“我喜欢这首诗，有些事就是要从多方面去看去想才能弄明白。”“怎么样，我的字有进步吧？”他边写落款边问。我坦言不懂书法，真得说不好。李老指指身边的夫人李珏说，“其实我的字再练也不如她写得好。”见此情景，在场的文化界老师不无羡慕地说“文庆，你可以啊，我们还没这待遇呢！”告别的时候，李珏老师拿出几样水果给我们，说“这都是朋友送的，我们一点儿没动。”李老坐在沙发上说，“老李，我起不来了，让李珏送你。”我上前握住李老那双温厚的大手，心里一阵难过，竟然没说出话来。走廊里，李珏老师对我说，“文庆，谢谢你和东亚，老李看见你们很高兴。”之后，我们夫妇又去看过李老，李珏老师主动提出来他们夫妇与我们夫妇在房间里合影留念（回京后她很快将洗好的照片给我们寄来）。由于工作关系，李老这次离青我没能当面同他告别。不过他留下话，说明年再来。我也很期待再次与李老见面。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照例在新年来临之际给李老夫妇寄贺年片，平时有空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出差去北京也争取去李老家看望他们。可我一直没能见到李老，因为这期间李老身体不好，大部分时间住在协和医院，为了减少交叉感染，医生在他的病房门上挂出“谢绝探视”的牌子。在这种情况下我更思念李老，也更关注媒体关于他的任何报道。1999年11月19日，我在电视中看到李德伦先生与美国著名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两位音乐大师在北京世纪剧院上演《莫扎特第三小提琴协奏曲》的报道，一位重病在身，另一位也满头白发，两位80多岁的老人，以他们丰富的音乐阅历、透彻地人生感悟和超凡绝伦的艺术技巧，演出了近乎悲壮的“世纪绝唱”（这场演出后数天斯特恩与世长辞），使我心灵受到极大的震动。李老说过，“我希望更多的人都来听听交响乐，感受它的魅力，领略其中蕴含的人类智慧。”这就是为什么在生命的黄昏中，他们还能奏响如此摄人魂魄的华彩乐章，这场面这精神足以让任何关于人生意义的文字解读都黯然失色！李老在1978年曾患肾癌，由吴阶平大夫给他做了手术切除了一个肾。1990年李老又患过脑溢血，由于治疗及时，也没留下什么大问题。所以我相信他终将还会站起来，我期待着与他再次相约青岛！

苍天不负有情人。2002年12月2日，我再次见到李德伦先生，地点还是在青岛，只是这次不在一疗疗养房而是一间多功能厅。此次李老和10多位著名文艺老同志组成了一个“老同志革命气节传统报告团”。此时的他瘦了许多，脸色有些苍白，一幅大病初愈的样子，但走路可以了。他们一进门，大厅里就响起热烈地掌声。我看见李老，却是满心地惊讶：哎，是谁告诉我他已经因病逝世了？还有他骨灰安放仪式的报道，他这不是好好的嘛？这是怎么回事？我跑上前去，用力握住他的手。李老的手宽厚而柔软，只是有点凉。我放心了。看着我着急的样子，李老说，“李作家，这下你放心了？我是到马克思那儿去了一趟，可是马克思说‘你的工作还没做完，请回去继续完成。’我就又回来了”。李老还是那样幽默。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可我还是高兴不起来，因为原先传来的噩耗实在太可怕了。“李老，你可把我吓坏了！我以为真得见不到你了。”我紧紧地抱住他老人家，在他宽大的怀抱里，我才深信他还活着。李老这时也很动情地抱住了我。我哭了，泪水打湿了我的面颊。我用手擦眼泪时猛然间醒了！做梦？原来我是在做梦！！我赶紧闭上眼蒙上头，想再回到梦中去，可是越急越回不去，我只好慢慢睁开眼，四周静悄悄黑乎乎。墙上的夜光表指针是2002年12月2日凌晨4时27分。我赶紧起身，找来纸和笔，我要把刚刚与李老“见面”的情景记下来。我一边写一边流泪，我知道李老他没有走远，心里默默地对他说，“李老啊，您要多保重，千万别太劳累！我非常想您，有空时您一定来看看我，哪怕是在夜里，在梦里……

 注：2001年10 月19 日，李德伦先生因患肾衰竭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84 岁；次年，他的骨灰安放在河北易县华龙皇家园陵文化名人苑。

此文部分章节收入《忆德伦》文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