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悔的选择（一）

  至今算来，我离开军队已经31年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由学校到军队，再由军队到地方，大方向是正确的，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

  当年，我们这些从军者，在部队能干多久，能干到什么职务？真是无法估测。如果幸运，少数人干到师团，按服役条例，50至55岁之前就要退休。这个年龄段，正是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好时候，如果在能干事的年龄退下来，闲着无事，还不如去地方上多干上几年。有些战友，有的40岁出头就从部队退下来，在家闲得慌，出去找事干，因为没有业务，没有技术，找到物业、保安岗位也干，之中不乏营团职干部。

  面对现实，我想趁年轻早些去地方吧。但前提是要加强学习，拿到正规大专以上学历。我高中一毕业就去当兵了，这个高中文凭，是在“文革”中拿到的，没有真金白银，含金量低。当时在烟台一中上学时，连个正规课本都没有，教材是油印的。上学期间，每年还要拿出几个月，去学工学农学军。正值获取知识的大好时光白白浪费掉了。1977年恢复高考，我认真作了参加高考的准备，但事后听说，现役军人不能参加地方高考，让我求学的心凉了。“文革”结束后，部队大力开展学习文化活动，我参加了一些学习，但不系统不正规，一直渴求去正规大学学习。还有，八十年代，部队一直风传要恢复授衔，授衔是一种荣誉，一种标志，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所以，我始终抱有拿到正规学历和授衔以后，再考虑转业去地方的想法。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1985年，济南军区与山东大学商定，从全军区部队中挑选一百名后备干部，参加成人高考寻取后上山东大学中文系。听到这个消息，我十分高兴，山东大学是我向往的高等学院，能踏进山大校门，是莫大的期盼。我是幸运者，单位确定让我去山大学习。1985年，我从分部政治部秘书科副科长岗位上离职，到山东大学中文系学习了两年。在学校，如饥似渴地学了两年，许多教授给我们授课，看了不少名著，受益匪浅。

   1987年7月毕业后回到分部机关，我努力工作，写了不少政工材料，有的获得军区后勤部奖励。不久，组织上提升我为分部政治部秘书科科长(副团级)。尔后，中央军委决定在1988年的10月1日正式实行新的军衔制。9月14日，上将军衔的授衔仪式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进行。16日，中将、少将和部分校官的授衔仪式在各军区分别进行。我也和全军官兵一样，更换了新的军服，肩膀上戴上了新的军衔肩章，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在这次授衔中，按照资历、职务等条件，我被授予为陆军中校。

  作者于1988年

  授衔以后，说实话，我没有再多的想法了，也不再对自己在军队里作任何打算了。

   1988年年底，我调离分部去济南某单位工作，临走前向时任分部的一些领导告别，部长、政治部主任等领导，劝说我不要着急走。政委直接了当劝我，马上会安排我到某团单位任政委，分部管辖近20个团单位，让我去团单位任正职并不难。但此时我没有多想什么，对再上一职也没有多想。于是，谢谢领导的好意，离开了近20年的莱阳军营，调到济南，因为家人在济南。

  虽然离开了莱阳济南军区后勤十分部，但毕竞在这方热土上从军，工作生活近20年，至今，时常想念分部对我的培养教育，感谢帮助过我的领导和战友们。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性格决定命运，由于有了转业想法，于是在1990年，我在济南的一个部队单位作出了转业决定，结束军旅生涯，去地方“闯荡”了。

   1989年，此时，已经在向往、期待去地方工作了。当时，我对地方工作，地方单位没有什么概念，党委政府各部门工作、业务、职能等，全然不知。只是听别人说，进省直单位比市直单位好。当时只抱有一个想法，一定要进省直单位。那个年代，进省直的要求是，军转干部大专以上学历，年龄不过45岁。当时我学历够了，年铃30多岁，符合条件。那一年，省军转办没有实行计划安置，而是采取双向选择办法，让军转干部自己去找单位，单位认可即成。我带着在部队的工作成果，即在部队写得一摞材料，找到山东省农业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我记得很清楚，他对我说，干农业要不怕吃苦，要经常下乡，调研、了解情况，当好领导参谋。在省直机关，能写能说能想能干才能立住。我向他表示，我当过兵，不怕吃苦，一定努力，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接着，他向我点头默许。下半年，我接到转业接受单位通知，到山东省农业委员会报到，由此，我的人生开启了新的征程。可以说，转业去地方，也是一个无悔的选择。

  人世演绎到半程，应该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了。

  人生后半程，应该是"而今迈步从头越”，期待着“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在地方工作24年，得到不少有益的收获。见识长了，眼界开阔了，思维变化了。这么说吧，一生过来，一半在军队，一半在地方，地方上的人生阅历，部队是不可比拟的，或说是无法得到的，当然，如果没有从军经历，军人阅历也是无法得到的。离开军队转业来到地方，见识了未闻未见的一些东西，人生阅历仿佛增加了好几倍。

  山东省人民政府

  作者1991年冬于省政府大院前

   1991年冬季的一天，下了一场大雪，我冒雪来上班，巧遇一位同事在拍雪景，印象中那个年代，冬季大雪并不多见，他热情地招呼我拍个雪景留念，于是留下了山东省人民政府大院门前的留影。

   1990年转业后，我被分配到山东省农业委员会，就在山东省人民政府大院。当时大院内有省政府办公厅、计委、经委、人事厅、科技厅等部门。一进大院，就有一种庄重而神秘的感觉，大院内五星红旗飘扬，大门口武警战士站岗执勤，进出门要验查工作证（后来熟了不查了）。大院内有上千人，但有序安静，大家都在办公室里埋头工作，到了晚上，几栋办公楼内灯火通明，许多人挑灯夜战。有些省长办公室晚上也有灯光，也在加班。当时省政府有三位副省长，都四十多一点，年轻有为。因为工作，我陪委领导多次去分管农业的省长办公室，请示汇报工作。省领导待人和蔼，才思敏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那年代，大家都在为山东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而努力工作，山东九十年代发展较快，GDP一度曾超过广东、江苏，我们的工资收入也在不断增长。所以，在省政府大院里工作十年，尽管有顺利也有挫折，但总体上充满自信和快乐。

  转业后正式上班前，按照省军转办要求，军转干部要到山东省军转培训中心学习3个月。所学内容，是在地方工作的知识，和军队完全不一样了，让我产生了新的求知欲望，渴望学到在地方工作的知识。学习期间，结识了不少分配在省委、省政府等有关部门的军转干部，大家喜气洋洋的，对到新单位工作充满信心。

  学习结束后，我怀着憧憬和期待，来到省农委上班了。这个部门刚刚有省委农工部改为省农委，一百人出头，三四十多岁以上的干部居多，我三十多岁，不算老也不年轻，刚开始，二十多岁的大学生有几个，凤毛麟角，后来，每年都进来一批大学生，大学生干部越来越多，后来，除军转干部，基本上都是大学生，干部队伍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农委大多人一直从事农业工作，情况熟业务通。农委主要职能是综合、协调、服务、指导。在农委工作，我们经常和水利厅、林业厅、海洋渔业厅、农机局、畜牧局等单位联系，要情况要数据，汇总后上报省委、省政府。在农委，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围绕全省农村改革发展，调研情况，出思路出主意出政策，为省委省府领导决策当好参谋。

  当时省计划委员会、省经济委员会、省农业委员会，号称“三大委”，曾几何时，都有副省长兼任这三个委员会主任职务。农委是农口的综合部门，顶盛期间管理林业、渔业等部门的人财物，“权大位重。”

  我到地方后，第一个处室是农委调研室，该处主要职责是负责全省农村改革、农村政策等相关工作，比较宏观。

  作者在农委调研室办公

  和在部队工作的区别是，工作性质、内容、范围、层次、思路、眼界完全不一样了。主任满腹学问，大笔杆子，写材料的高手、快手，副主任也很有才气，写材料的高手，且硬笔、软笔写得很捧。处里有四位大学生，他们聪明能干，专业知识强。还有两位年近60岁的老同志，工作经验相当丰富。和他们在一起，我学到了不少东西。

  我印象较深的是，到农委不久，陪同调研室主任去云南参加了国务院农业产业化会议。第一次参加国家层面的会议，让我大开眼界。

   1991年，我接受重任，参加农业部组织的《中国农业全书山东卷》编篡工作，一年多的时间，和农业部相关单位以及省领导、省直30多个相关厅局委打交道，让我初步了解地方工作程序、流程、特点等，了解全省农业农村基本情况。

九十年代，山东农业结构、规模、格局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首先是诸城贸工农一体化产生，让我们看到农村改革的方向，随之，我们大力研究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山东各地涌现出许多典型，我们加以总结提练。

  那个年代，一度出现过全国农业看山东的景像。外省农业部门纷纷前来考察，较多的是江苏、浙江、四川等省市区，我陪同外省考察团下去考察有不少次，也亲历现场学习观摩。当然，我们也出省考察，比如去广东、深圳和江苏、浙江等省份。1992年我去广东，乘坐航空公司图154去的，这型飞机比较落后，噪音较大，让乘客提心吊胆的。

  在调研室，我还从事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工作。一位年轻有为的小伙子，学农经的大学生干部和我一起负责这项工作，我们一起共事几年，合作得很愉快。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工作，这是中央建立的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系统，专为各级党委政府指导农业农村工作提供重要决策参考。这项工作是直接在村和农户设立样本进行调查，调查内容涉及农村社会经济各方面2000余项指标。我和同事们，经常到全省各地，深入到村、户，调查了解有关情况。当时，山东最富裕的村和最贫困的村，我都去看过，深感改革开放对农村带来的巨变，农村彻底脱贫任重道远。我们对农民收入、农业生产成本、农村贫困等进行研究分析，形成报告上报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农业产业化、规模经营、减轻农民负担、工业反哺农业等，那时候我们酝酿相关政策，想农民所想，把农民对国家的期盼变为政策，怀着这种情怀，调研、思考、分析，提出对策建议。今天看，这些几十年前研究的课题，全部变为政策落地，让农民得到实惠，农业得到大发展。

   1993年，我去科技处任副处长，这对一名军转干部来讲，“官复原职”挺快的了，也知足了。我主要负责农民体协和其他工作。几年来，和一位学体育的大学生干部，组织农民体协工作，他热情高干劲足，是个得力助手。我们多次往返北京、上海等地，带队参加全国农运会，取得名列前茅的好成绩，和各省代表，到过中南海，受到时任副总理田纪云等领导同志接见。第一次来到中南海，心中特别仰慕，这里曾经是毛主席、周总理办公、生活的地方。

    建国45周年成就展

  作者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演出

   1994年，我和同事们在北京完成国家交办的八省市建国45周年展览后，十月一日晚上，在天安门广场和党、国家领导人相聚同庆。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安排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为我们进行慰问演出。

   1996年，国务院在广东召开六省粮食规模经营工作会议，我陪同有关领导同志参会。分管农业的国务委员陈俊生到会，我们参会人员，和国务院领导同志一起探讨发展粮食生产的经营模式、政策措施等问题，让我颇有收获。

   1997年，我到农村基层处工作，参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工作，经常要到全省各地调研农村合作经济建设发展情况，这种合作摸式，和人民公社完全不同，比＂单干＂更有力量和效益，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我们为省政府起草推进相关工作的意见，召开全省现场会，请省长到会讲话，大力推开这项工作。

  还有，山东农村于1984年解决温饱问题后，开始有序推进农村小康建设。农村小康是啥样子？我们和省统计局反复研究制订农村小康标准，每年到一批县市区查验小康工作，整体推进全省农村小康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