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青春（一）

从我懂事起，父亲刘乃晏经常向我说起他的战斗故事，以及鲁中军区的领导和战友们，如王建安、张仁初、王一平、孙继先、陈宏、李耀文、王芳、王建青、董超、李怀德、张健等。还有魏伯亭、刘立封、曹普南、韩友庆、冯凯、马连辉、张正德、刘佐、王法山、刘丁浦、于步血、李中元、侯启荣、刘学山、王立升、支福田等。

父亲离休后，写了一些他所经历的战斗故事，根据他的口述和笔记，我进行整理形成初稿。几易其稿，都有不尽之处，所以，再加工一次，这是第四稿，加上一些年代背景形势和人物介绍，力求反映出战争年代鲁中军区老战士的战斗足迹和鲁中军区的历史印记。

    前言

2022年3月9日，父亲刘乃晏离开我们两周年了，他的音容笑貌，言谈吐露，特别是他在战争年代的战斗故事，时常浮现于我的脑海里。

多少年了，在干休院父亲住宅的院子里，那棵伴随父母40年的玉兰树，每当春天花蕾吐放，芳香四溢的时刻，在绿树成荫的大树下，我们一大家人还有孙子、孙女们围坐在他的身旁，听他娓娓道来，讲述他不惧生死、奋勇杀敌的战斗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精神血脉，已成为我们的家风。

这些战争年代的红色故事，让我们牢记共和国来之不易，牢记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让我们懂得和平宁静的生活，对于国家和人民尤为重要。

父亲于1940年不满16岁参加八路军，先后在山东纵队蒙山独立支队独立营、鲁中军区费东独立营、鲁中军区警备2旅4团、鲁中军区9师26团、华东军区8纵23师、华东野战军26军77师、志愿军26军77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浴火奋战了12年，曾在土山集战役荣获三等功两次、淮海战役荣获二等功、上海战役荣获三等功、朝鲜长津湖战役荣获三等功。他在战争年代五次负伤，是一名二等甲级残疾军人。

他16岁，就投入抗日的战场，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才21岁，他把自己的青春，奉献在枪林弹雨的抗战战场上。他一生都是在军队里度过的，是一名经历战争风雨的革命军人，战场上不惧生死拼杀出来的英雄战士，战场上不怕困难充满血性的钢铁战士。

战争年代，他参加过几百次战斗，大到淮海战役、长津湖战役，小到几个人的战斗。他经常向我们讲起当年打仗的故事，有的故事充满惊险，有的颇具传奇色彩。父亲留给我的印象是，战争年代，他在一线部队总是在和敌人打仗，不停地在战斗，一直到打到人民解放了，国家和平了。

战争年代，他始终坚持在作战部队特别是在一线连队战斗，难道父亲不怕死吗？我问过父亲，他给我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坚守理想信仰不动摇。这个信仰，就是和战友们一道，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打倒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有了这种信仰，他不惧生死，不怕困难，无论是与敌人作战，还是与伤病斗争，都表现出英勇顽强、不畏艰难、浴血奋斗、坚持到底、取得胜利的信念。那个年代，条件艰苦，环境恶劣，生死一线间，但他始终坚守信念，将革命进行到底，正所谓“枪林弹雨何所俱，笑谈人生迎新天。”

我把父亲的战斗故事，从抗日战争开始，用文字记述下来，传承下去，作为对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最好的纪念。

左一刘乃晏、左二作者刘卫平

战火中的青春（一）

抗日战争期间，父亲刘乃晏一直在连队、武工队，参加对敌斗争。他先后参加过激烈残酷地反扫荡系列斗争。在充满危险、异常困难的敌占区，坚持抗战，多次参加了敌后战斗。抗日战争胜利之际，参加了攻打王洪九战役。

1、第一次上前线打仗

第一次参加战斗，父亲印象特别深，这是他给5连传达营部命令留在阵地上参加的。

父亲记载：“1940年9月17日，日本侵略军纠集1.5万余人，分南北两路向沂蒙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扫荡”。

8月份，我刚参加八路军，在山东纵队蒙山独立支队2营，给时任教导员李怀德当公务员。我在蒙山独立营营部期间，参加了一场战斗，这也是我入伍后第一次上前线参加战斗。

10月初，我们营奉命由驻地费县诸满附近村庄移至蒙山东南角的上闫店村。对敌人的这次“扫荡”，我们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在战斗前，部队进行了粉碎敌人“扫荡”的动员，每人发了三天的给养，补充了弹药，等等。

      两天后的一个早晨，在上闫店西北的山岭上，我们部队同敌人首次交火。天亮以前，我们吃过早饭上了山，约在七点左右，从诸满方向来了日伪军约有七八百人，敌人分两路向我们进攻。此前，营首长研究了这次战斗的打法，在敌人接近我阵地时，营首长叫我去5连传送命令。

我冒着枪林弹雨，来到5连，把营部的信交给韩指导员，他和连长研究了执行营部命令的战斗方案，我在边上一直在看。韩指导员看见我没有走，问我：“小刘，你想跟我们参加战斗吗？”我说：“是啊。”他说：“你跟我吧。”我高兴地回答：“是。”

稍后，敌人向我营的阵地正面发起了攻击，5连随即从敌人进攻的右侧发起了反击。我紧跟韩指导员身后，战斗打得很顺利，我们一反击，敌人马上撤退了。不一会，敌人轻重机关枪、火炮一齐猛烈向我军阵地轰炸射击，我身边不时有子弹飞过，但我一点也不害怕，不久，敌人步兵开始进攻了，我端起枪，向敌人射出第一颗子弹。敌人进攻以后，我随5连迅速撤回阵地，我们全营在阵地上奋力抵抗一阵后，迅速向西北撤进了山里。敌人占领我军阵地后，没有向我们追击。

      我跟随到营部汇报战况的5连韩指导员回到了营部。李教导员见我回来，第一句就问我：“叫你去送信，你怎么参加了连队的战斗呢？”我马上立正，畏惧地回答说：“我错了。以后一定要改正。”教导员说:“你这是违反纪律，你知道吗？”我忙说：“是，是我违反了纪律。”韩指导员急忙说：“这不是他的责任，是我让他参加战斗的，教导员，你让他到我们连来吧。”教导员说：“这事以后再说吧！”随后，教导员听取了韩指导员的汇报。此时，我的心里略感一丝宽慰。在从连队返回营部的路上，我就想到我这样做是不对的，是要受到批评的，我做好了接受批评的思想准备，但没有想到受到的批评不重。一会，教导员对我说:“你还站在那里干什么，去想办法烧点开水来。”“是，我去烧开水。”我高兴地去烧开水了。

      这一次战斗打得不怎么激烈，部队伤亡不大。一是敌人数量尤其是日军比我们多；二是装备和敌人就更没法比了，我们全营没有机枪、步枪型号既杂又旧，子弹也很少；三是部队刚刚整编，战斗力比较差。所以，一旦交火，我们不敢蛮战。但就我个人而言，却收获不小。营长、教导员分析情况，制定战斗方案我在场，5连研究具体打法，我也在场，颇受启发。特别是指挥作战方面的常识，算是有过接触了。过去也看见过几次战斗，但这一次我收获最大。

    敌人的“扫荡”持续的时间不长，我们营后来打了几次仗，但都打的不是很激烈。”

人民军队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实践中探索规律，最终成为一支强大的军队。父亲作为人民军队的一员，也在战场上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他刚兵时才16岁，就已经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干部中学习打仗了。

    父亲的老领导李怀德，开国大校，山东沂水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中队指导员、连指导员、营教导员、抗大学员、沂水县武装科科长、大队长、沂北行署主任、鲁中军区军分区武装部部长、军分区参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政委，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勤学院政治部主任、副政委等职。

父亲每次说起他的老教导员李怀德，都是富有感情的，因为李怀德是他当兵时的第一位领导，也是他的启蒙老师，他入伍后的第一课是从教导员那里学来的，他和李怀德在战斗的岁月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两位革命老人都已离休，年龄大了，但还不忘联系。1995年，我去北京开会，父亲托我去看望李怀德政委，李政委和蔼可亲，和我说起他在鲁中军区的一些战斗故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左一李怀德、左二刘乃晏

2、浴火重生的蒙山支队

山东纵队蒙山独立支队，成立于1940年秋天，是由国民党驻蒙山前的保安第六团近2000人，在团长邵子厚的带领下，接受八路军的改编，命名为“山东纵队蒙山独立支队”，邵子厚任支队司令，朱则民兼政委，赵子育任副司令，石潇江任参谋长，何侠任政治处主任。1941年，在国民党反动派猖狂反共、投降派日益猖獗的情况下，本性难移的邵子厚于4月29日率部投敌，充当了伪费县保安大队长。

对此，父亲有所记载：“1941年3月，蒙山独立支队2营派我到我家乡附近收集日伪军活动的情况。

不久就听说，我们蒙山独立支队有的部队，该部队是原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在一些旧军官的带领下叛变了，我军的一部分干部主要是政工干部被捉走了，后来陆续返回，主要是一些战士将他们放回，以后，战士大部分也陆续返回。在此基础上，又调来几个连队，成立了新的蒙山支队，朱则民为支队司令员，刘涛为支队政委，下辖三个营。”

我看过父亲战友，济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杨慕陶的一篇回忆文章，详细记述了蒙山支队重建的情况。据他记述：“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投敌通敌、反共反人民的黑暗逆流愈加泛滥。为了声援新四军，打退国民党的反共投降阴谋，我山东党政军民于1月22日在费县诸满召开了大会，各界代表一致响应中共中央的九大要求，并于2月25日开会追悼新四军受难烈士。会上，大家愤怒地表示：誓为受难烈士报仇雪恨，继承死难烈士忠勇抗战遗志，肃清亲日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斗争到底。这些活动，对士兵们来说，是一次最实际最有说服力的教育，使他们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更加坚信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抗战的中坚，救国的依靠。可是对邵子厚这些大地主来说，却是个沉重的打击，又加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八路军、新四军完了，需要寻找新的出路，就在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投降日益猖獗的情况下，邵子厚这个反共投降派，不顾人民的坚决反对，背叛了民族利益，于4月29日拉起部队投降了敌人。

邵子厚知道公开打出投降的旗号会遭到士兵们的反对，便欺骗士兵说“移防”，并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绑起了营、连的政工干部，拉起部队向费县城开去。士兵们对这一带的地理非常熟悉，越往前走，越觉得不对头，就纷纷议论开了： “移防为什么到费县方向去？”“为什么有的政工干部被捆绑押解？”“为什么后面有追击的枪声？”“不好，邵子厚要投日寇当汉奸!”“叛变投降是历史的罪人，当汉奸可耻，决不能跟邵子厚去费县当汉奸……”士兵们反抗了，有的躲在麦地里，藏在村庄里，然后，跑回家去，后来就有十个二十个的战士一起跑了。有个副营长藏在厕所里，当夜跑回了家，第二天就找到我们部队悔过自新。

我们的政工干部都是在党长期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坚决反对和抵制邵子厚的叛变，并与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4月29日黄昏时分，我们的政治委员朱则民同志在诸满开完会，回部队驻地颜林，途中和邵子厚相遇，朱问他到哪里去，邵子厚支支吾吾答不上来，转身向西跑去，刚跑出几十米，便向朱则民开枪射击。朱则民同志的警卫人员立即还击，终于安全脱险。支队政治处的干部，在邵子厚叛变时，也曾据守驻地，顽强抵抗。被捆绑押解的政工人员，由于和战士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有的被士兵们偷偷地放走了，也有的被士兵们掩护起来，以后跑回部队。

邵子厚叛变投敌，当地群众非常愤恨，成群结队地去剿了他的老窝，扒了他的房屋，分了他的浮财。邵子厚这些地主们落了个鸡飞蛋打，群众的抗战热情进一步被激发起来，纷纷掀起了参军参战热潮，决心打鬼子保家乡，支援主力部队作战。

为了继续坚持蒙山地区的革命斗争，纵队首长指示我们要重建蒙山支队，任命朱则民同志为支队长，刘涛同志为政治委员，并抽调纵队特务营和鲁中军区二团四连为骨干，重新组建这支部队。那些具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因邵子厚叛变而离队的战士，听说我们建立蒙山支队踊跃前来，重新入伍，一两个月内，几百名原来部队的干部、战士纷纷归了队，并且还动员了许多青年一道前来参军参战。同时，山东纵队又派来一批有战斗经验的干部，整顿和教育部队，使蒙山支队从此获得了新生。

3、到扩军队招兵

1941年春天，山东 纵队蒙山支队为了扩编，派出人员到地方，广泛动员农村青军参军入伍，父亲执行了这个任务。

他记述：“我在十多天的时间里，完成营里派我到我家乡附近收集日伪军情报的任务后，回到了营里，不久，营部就派我到去扩军队参加招兵工作。

我到扩军队时，扩军队只有副指导员刘巨儒五个人，加上我六个人。我们经过一个多月的招兵工作，扩军队发展到60余人，但兵员质量普遍不高，年龄有四十多岁的，也有十五六岁的，都没有文化。其中有一名姓邵的，30多岁，在国民党军队当过排长，拉拉扯扯的。

在扩军队时，我和战友经常到村子里去宣传抗战的道理，动员农村青年参加我军。还有，发动当地人，回到村里去通过熟人联络发动农村青年参加我军。在扩军队，我受过刘副指导员多次表扬，说我任务完成得好，并且有警惕性。

营特派员崔希法同志来扩军队多次，听取汇报，了解情况，也专门找我向他单独汇报。崔特派员介绍我加入除奸网员，我直接接受特派员指导，从事反奸工作。

不久，我们扩军队完成扩军任务，奉命回部队了。我们2营扩军招收的新兵，有二十多个人被分配到5连，其余人被分配到4连和6连。我一直想去连队，营首长同意了我去5连的请求。”

4、参加清除奸细的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被秘密吸收为除奸网成员，参加了清除敌人奸细、保持我军队伍纯洁性的斗争。

我在编写《特殊较量》一文中，有一段关于开展锄奸斗争的情节：“在抗日战争中，山东不但在硝烟弥漫的公开战线上对付强大的敌人，而且在隐蔽战线开展强有力的锄奸斗争。那时，日军在以重兵“扫荡”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同时，还派出大批间谍、汉奸潜入我抗日根据刺探军情、偷窃文件。日军还发展了大量的中国籍间谍，潜伏在中共及抗日武装队伍中。此外，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同时向我内部渗透。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某个县，由于当地暗臧的汉奸告密，先后有12个积极抗日的村长被敌人杀害。针对此情，山东分局于1939年1月专门成立锄奸机构即保卫局，主要任务是侦破消灭共产党内部的特务、汉奸、奸细。八路军山东纵队在团以上政治机关全部建立锄奸机构，由对党绝对忠诚及有信仰的干部担任领导，专门挑选政治可靠的人员建立锄奸网，由特派员、纲员、助手三级组成，彼此之间没有横向联系，直接受锄奸保卫部的领导。”

父亲告诉我：“为了纯洁八路军队伍，保证部队军事行动的安全保密，那个年代八路军山东纵队各部队专门成立了锄奸网。这个锄奸网是一个秘密组织，实行单线联系，直接归政治部领导。只有对党忠诚不怕死的人才能成为锄奸队成员。组织上让我担任锄奸队队员，由营特派员直接领导。这一身份，全连人员包括连领导都不知道。”

1942年之前，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我军一些人经受不住考验，加上敌人奸细的渗透策反，部队时常有人叛变和逃跑。父亲的部队，山东纵队蒙山独立支队2营，就曾发生过一个连被奸细策反集体投靠国民党军队的事件，父亲所在的5连也发生过2排长带着几个战士叛变投敌的事件。发生这些叛逃事件时，父亲当时在山东纵队蒙山独立支队2营5连任副班长。

父亲这样记述：“1941年5月初，我们营5连 ， 以连长为首，组织部队投敌叛变，5连连长等几个人，包括一名副连长和排长，幸好被营部及早发现，派我和营部的两名便衣等人，立即逮捕叛变者，其中有两人立即被枪毙。营部特派员任5连连长，分支书记冯凯为5连指导员。

我在扩军队时，在征来的兵员中，有一名姓邵的，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排长，此人鬼鬼祟祟的，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立即向营特派员崔希法单独汇报了此事，他交代我对他进行秘密监视。

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监视，发现姓邵的在5连拉帮结伙，密谋组织叛变。我又及时向崔特派员作了汇报。崔特派员写了一封信，把我介绍给营部新派来的特派员张自强同志，他后来兼任5连连长。在5连召开欢迎大会的前两天，张特派员告诉我，后天晚上开欢迎大会，逮捕那个姓邵 的原国民党排长，并要我注意监视。按照特派员的指示，我向几个战士秘密作了交代。有一天在全连新兵欢迎会上，当这个姓邵的正在装模作样地拍着巴掌作欢迎状时，我和几位战士悄悄围了上来，迅速把他摁倒在地，把他抓了起来。他马上面如土色，  双腿不断哆嗦。事后审问，证实了我的判断，他就是一个打入我们部队的奸细。

两年来，我紧紧依靠组织，和锄奸队员们一起不断清除内部隐患，保证了部队的纯洁性和战斗力。”

在艰难的战争岁月中，父亲和大多数革命战士，坚守信仰，坚持战斗，是忠诚可靠的革命战士。

5、参加整军提高素质

八路军山东纵队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先后进行了五期整军。时任山东纵队政委黎玉同志有详翔实地回忆：“山东纵队成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扩大巩固部队，加强军事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实现主力部队党军化、正规化，地方武装基干化，游击部队组织化，我们根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指示，利用作战间隙，从1939年2月开始，先后进行了五期整军或整编。”

父亲入伍后，经历过第四期和第五期整军。黎玉同志记述：“从1940年9月开始，我山东纵队又进行了第四期整军。这次整军主要是强调解决各主力支队全部正规化的问题。”根据上级要求，山东纵队蒙山独立支队进行了第四期整军，父亲经历了支队进行正规化建设的过程，深感整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941年6月，山东纵队召开旅、支队级干部会议，讨论并决定进行第五期整军，主要是进一步整编、扩军等问题。

黎玉同志回忆：“在整军中，我们除适应斗争形势需要不断调整编制，还结合国内国际斗争形势，及我根据地遭受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夹击的具体情况，反复进行了关于斗争形势和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统一战线与保持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等教育；建立健全了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制度和连队各种政治、组织、生活制度；大力发展了党员，对新党员和支部骨干进行了多次集训；总结了作战经验和进行了技术战术训练；整顿了部队供给与卫生制度等。同时，还建立了巩固的后方，组建了兵工厂、医院，成立了军政干部学校，培养了大批干部。”

父亲参加了第五期整军，他这样记述：“我来到了部队，在八路军这所大学校里，立志一定要学好军事和文化，决心做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军人。我分配到蒙山独立支队2营5连8班，不久被选为班里的学习小组长，协助班长组织班里学习政治、文化和军事，当时连队每个班都有一名学习小组长。

不久，我就参加了山东纵队第五期整军，即百日大练兵，学习军事，主要是学习射击、投弹、刺杀、爆破技术等，同时学习政治、学习文化，每一天非常紧张，但很充实快乐。经过学习训练， 很快学到了一些军事技术和政治常识，我还学会了八九个百字，加上原来自学的，共认识一千余字了。由于我学习突出，被营部奖励了一支自来水笔，尽管质量很差，却十分稀罕。不仅我们班同志们都争着看，其他班也有人专门来我们班看这支笔。我觉着，一支笔很普通，但为全连争得了荣誉，为自己努力学习增添了动力。从1940年起，无论在哪个单位，我就拜有文化的战友为师，每天利用战斗间隙，学会4个新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年下来，认识了不少字，读书看报没问题了。

我自幼家境贫穷，家里没钱供我上学，有时候路过学堂，我只能羡慕地往学堂里看上几眼。我10岁左右就开始帮助家里，种菜卖菜，农活样样都得干，“穷人的孩子早当家。”30年代末，我们全家人逃荒到吉林，有一年，我亲眼见到10岁的弟弟没有钱看病，没有医学知识养病，死在了东北。这件事给我年少的心灵留下了创伤，我憎恨旧社会旧制度，给我留下了没有文化知识的遗憾。日军侵占东北三省，迫使我们全家返回山东老家。经济贫困，加上国土沦丧，我15岁前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因此，我非常珍惜参加整军、学习知识、提高素质的机会，在部队里实现了求学求知的愿望。

总之，通过五期整军、整编，增强了内外团结，巩固了部队，提高了战斗力，并大大促进了部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