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青春(九)
父亲刘乃晏生长在沂蒙山区,战斗在沂蒙山区,抗战时期,他和山东纵队后来鲁中军区的许多战友不畏艰难,百折不挠,英勇战斗,留下许多红色的战斗故事。
43、艰苦的磨练
父亲经常对我说,1942年以前,八路军武工队在敌后抗战,经历了最艰难的时期。不仅吃不上饭是常有的事,连军服也不够穿。
父亲说:“1942年夏季,我们武工队每人只发了一件单衣。衣服脏了换洗衣服,我们采取的办法是,一是向从家里拿来衣服的同志借衣服穿, 换下脏衣服洗干净换上,再把借别人的衣服还上。可惜那个年代太穷了,能从家里拿件衣服来的只是个别的同志,我们队伍里的干部战士,大都是穷苦人家出身。还有一个办法是,没有任务的时候,选择一个好天气,大晴天的,找一个好地方,如河水较深、周边无人的地方,我们洗好衣服后晒在沙滩上,我们在水里等着,待晒得衣服干了,可以穿时,我们从水里边出来穿上,然后,整理队伍回村了。
艰苦的战争环境砥砺了我们,虽然艰苦,但我们每个八路军战士都精神饱满,意志顽强。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我们国家、民族的一切灾难,都是日本侵略者造成的。只有坚持斗争,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彻底赶走日本侵略者,我们的人民,才能有和平的世界,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
44、冒着高温坚持战斗
武工队在敌战区活动,随时都会有险情出现,只能冷静应对,化险为夷。
父亲回忆:“1942年8月,我带领武工队五个人去执行一项任务,我们打算住费县方城小石牛栏,这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小村子。 我们一路夜行军,拂晓前,我们进村找到了村长,寒暄了几句,村长带我们向住宿户家走去。不一会,村里一个跑腿的人,他是村长的帮办,对我慌慌张张地说:“汪沟敌据点有三十多个敌人,正向这里赶来,已经到村跟前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惊奇地问了一句。 “敌人来得这么早?”村长神情紧张地说: “我看情况不好,你们不能住在村里子啦。”来的敌人太多,我们对付不了,我告诉村长:“你赶快去应付他们,我们马上出村。”
我们悄悄地迅速出了村,想上北山上隐蔽,刚走出村子约半里路,走在前边的李启常突然对我说:“班长,不好,北边也来了敌人,在我们西北角有十来个扛枪的敌人,向这个村的方向走过来。”情况危急,我命令大家赶快到路边的沟里去,我们急促地跑进了被沟水冲刷的通往村北高地的一条小沟。我们沿着小沟边走,边把子弹推上枪膛,手榴弹拉出了弦,准备投入战斗。
这时候天已经亮了,村西边大路上,已经有不少人来来往往。李成志同志对我建议:“今天方城逢集,路上人很多,我们不能再走了。”我说:“好,我们就在这里隐蔽吧。”
我们把枪里的子弹退出来,我交代大家小心,一定不要走火。
在村北边,我们在当地人取石头的一个大半人深的石坑里隐蔽下来,坐在里边,路上行人正好看不见我们,我们却可以观察路边四周情况,可以说这个地方既安全又危险。说危险,它离我们石边的一条大路只有几百步远,我们只能坐着不动,一点活动余地都没有。说安全,这个光秃秃的小高地,一眼揽尽,不为人所注意,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小石坑里竟然隐藏着五个八路军战士。
我们商定了应付可能发生情况的几种办法,此时我心情才逐渐平静下来。
我安排两个人持枪观察情况,把拉出弦的手榴弹放在眼前,其他人抱着枪依石而坐。
随着时间推移, 太阳已经在东南边,这一天特别闷热,小石窝子里一丝风都没有,像蒸笼一样。石头晒得烫人,手放上去立刻就有滚烫感。为了安全,我们只能顶着高温坚守着。
西边的大路上,来往的人络绎不绝,有三五成群的农民,也有十人一伙儿七八人一团的伪军。东边的小路上,有下地干活后断断续续回村的农民。
我们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各人坐在早晨来时坐的地方,不敢动弹,每个人的脸上,被太阳烤得红红的,天气炎热,大家不停地流汗,口干舌躁的,但谁也不叫苦。只是屁股坐疼了就原地晃动一下,大家不停地互相看一眼,虽然昨晚一夜没合眼,但没有一个人打瞌睡,有的只是打个哈欠。
许久,村子里一直没有来人,说明村子里肯定有情况,村长脱不了身。是敌人发现了我们还是巧合?我在思索着事情的原因。
到了下午, 太阳已经在西南方向,我们已经近十个小时没有进食水,又饥又渴。李启常自言自语地说:“这鬼天气真热,怎么才这个时候啊。”有位战士说:“要是这样再下去,我们都晒成肉干了。”我制止他们说:“别嚷,注意情况。”
我们在这个火热的石坑里,十分煎熬,总觉着时间过得太慢了,仿佛老天故意和我们过不去难为我们似的,,此时,我们盼望着太阳快快落下来。
天快要黑下来了,观察哨高兴而兴奋地告诉我: “班长,村长来了。”李成志同志接着说:“总算有盼头了。”
我们见到村长,我问他:“敌人走了?”村长回答:“刚滚。”村长接着说:“我来了一会,看见路上有人,没敢过来。可把你们晒坏了吧,我在村里急得要命,你看现在能回村子吗?”村长以商量的口气约我们回村。我想再等一会,没有危险再回村,我对他说:“再等会看看,这里离汪沟、古城、诸满太近,万一暴露目标就麻烦了。”村长说:“那我先回村准备一下。”村长先回去了。
太阳完全落山以后,我们觉着没有危险了,才走进村公所,村长热情地招呼我们吃饭,可当时对我们来说,喝水比吃饭更迫切,村长准备了不少水,我们每个人都大口大口的喝着水,灌的肚子咕咕直响但还想喝,总觉着喝不够,一整天把大家渴坏了。
我端着碗边喝水边问村长 : “你看今天是敌人发现我们了吗?”村长回答:“说不准,他们在村里没有翻腾,只是有几个人在村子里转悠,问八路军来了没有?”我接着问“他们怎么在村里呆这么长时间?他们来干什么?”村长说:“他们没说有什么事,在这里吃了两顿饭走了。”
面对今天的突发情况,我在想,敌人可能是发现了我们,但又不能肯定我们就在这个村子,找不到我们,只好走了。”
45、筹措五千元伪币
父亲在武工队时,根据鲁中军区要求,在敌占区完成了筹措五千元伪币的任务。
父亲记述:“ 1943年1月,我们为扩大根据地,准备拔掉敌人的据点。上级要求我们班在二十天内筹到五千元伪币。鲁中军区1旅2团叶以挺副团长对我们讲:“我们有了伪币,就可以到敌占区买炸药、医药等物资。有了这些东西,就为我们打胜仗创造了条件。”
为了完成鲁中军区下达的筹措五千元伪币的任务,武工队对我们班和一班划分了任务和筹款区域。我们班在草沟头以东的各村庄进行催办,我们知道在短时间内筹款五千元伪币,这个任务非常艰巨。
当时这一带敌占区,群众主要是给日伪军交粮、款等,其次是给国民党军队交粮和款,如果交不上,敌人除到村子里抢夺外,还打人抓人。
平时,我们在敌占区活动,考虑到群众的困难,只派收少量的粮和款。但我们还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向群众筹措这么多的钱。
我们先是对各村下达了通知,反复做好宣传工作,而后反复催交,但筹款进展却十分缓慢,十多天过来,我们只收到不足两千元钱。
我们抓紧又去几个大村、富村催款。跑了好几天,收获仍然不大。我们班十几个人,面对筹措五千元的任务,真是一筹莫展了。
正在我们犯愁的时候,有一天,上草沟村长和我们谈起伪政府工作人员也在加紧催款的事情。他无意中透露,敌占区伪政府来了一个催款的人,已经在附近的村筹款跑了十多天。我们决定跟踪这个人员,把他的钱搞到手。据我们跟踪调查发现,这个人一般白天跑路,我们就夜间追赶。到第四天,我们追到大柳汪,这里是伪诸满区所辖最东边的村了,我们决定活捉他。
这天晚上约十点钟,我们赶到该村找到村长,让他告诉我们这个人的住处,开始村长含含糊糊的,不想说,后来他看不说不行了,就对我们说:“我带你们到他住的那个院子,我就回来,可别让他看见是我领你们去的。”
我们答应他的条件后,他带我们去了那个小院。原来这个家伙是在这里玩女人。我们将小院包围后,叫开门进屋,屋内只有一张床,床底下可以藏人。见到我们进来,年轻女人在床上吓得发抖,一直说没有人,就她一人在这里,我们搜查后发现床底下没有人,他藏到哪里去了呢?我在思索着,这家伙肯定就在床上,我把这个女人叫下床,把床笆子掀开,原来这家伙藏在床笆里边,我命令他交出装钱的褡子。他吓坏了,只好乖乖交出。我们当场点了点钱数,给他开了个收条,他回去好交代钱的去向。我们带上钱,怀着完成任务的喜悦,向驻地出发。
在返回驻地路上, 武工队战士李启常边走边说:“已经二十天了,明天赶回去误期一天。不过有这3400元钱,再加上我们已催交的共6500多元,也算超额完成任务。”我们高高兴兴地向北急驰赶往驻地。
回到驻地后,鲁中军区1旅2团叶以挺副团长见到我们完成筹款任务,当即表扬了我们。还奖励给我们班一元钱,这一元钱当时可以买二斤多猪肉。
我们武工队在敌区活动,其中一项任务是为鲁中军区筹粮筹款,我们经常去各个村催粮,有时催款,把筹来的这些粮、钱作为鲁中军区部队开支,收到款后,我们给老百姓打一个收条。
几年来,我们武工队经手了很多钱,但谁也没有沾过一分钱,那个时候,虽然条件很差,生活很苦,但把沾公家一点点便宜,别说贪污了,都看作是最大的耻辱。”
46、巧抓日本特务“小四”
抓住日来特务“小四”,父亲有比较详细地记载:“ 小四是一位特务头目的外号。他身为中国人,却为日本侵略军卖命,日本侵略军很信任他,很听他的话,他掌握着这一带敌人的情报人员和情报系统。他说抓谁,日本带上伪军就抓谁,他说向哪里打炮,日本人就向哪里打炮。到哪里去抓人,到哪里去袭击八路军,日本人都听他的。
我们费县公安局、鲁中军区便衣队一直想抓他,但多次抓捕没有抓到他。他做了很多坏事,害怕我们惩罚他,所以,他的警惕性很高,一般都是在敌据点附近活动,晚出早归。
为了抓住“小四”这个特务,我们平时费了些功夫,为了让每个战士见到“小四”,就能一眼认出来,活捉到他,平常我们进行训练,把回答小四的身材、面貌特征列为输赢的项目,答对了即为赢,答不完全即为输。
后来,“小四”被我们抓到,就是平时练就的功夫起了作用。
1943年2月,我们要搞一次夜间大破袭。这件事,既要事先保密好,进行突然行动,又不能让敌人事先观察到,还要动员尽可能多的民工参加破袭活动。
我们班的任务是,在指定的几个村庄,天黑时动员五百个民工去破坏公路。要完成这个任务,在敌占区是很艰难的。动员安排五百个民工干活,只能迅速集结完成。一旦行动晚了,缩短了干活的时间,就难以完成任务。但行动过早也不可取,敌人还在村里活动,早了容易暴露意图。所以,活动时机要恰当,一般是太阳将落时,让民工尽可能快的集合起来。为此,我们班一分为二,各负责三个村庄。 我带上半个班八个人,到离公路比较远,但距离敌据点比较近的三个村庄去。
我们首先到了在敌据点胡子山以南约有一公里的杨家庄。进村的同时,我派两名战士到村子北边警戒胡子山方向。
我进村时,遇到本村的两个人迎上来,一个领我们进到村里,另一个人去找村长。带我进村的人把我带到了一个无人居住的小院子里。我有些纳闷,他既不带我们去村公所,也不带我们去村长家,这是为什么?
待了一会,村长才赶来,见了我们神色有些慌张不安。我首先带着几分怀疑的口气问村长:“村里有外边来的人吗?”村长没有马上回答我。我把我们的任务告诉他以后,他很痛快地说对我说,马上就集合民工。此时,我有些不太放心,带上一个战士到村北哨位上去看看。
走到半路,有几个战士押了一个俘虏过来,一个战士问我:“班长,这个人,他说是山上(胡子山)的伙夫,你看怎么办?”通常是抓到敌人的伙夫,我们教育一下,当场就释放了。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所谓的伙夫,穿戴像是个伙夫,但面容又白又胖,手软软的,不像个出力的人,年龄也不算大,我觉得他有些面熟,我想起来了,“小四,你是小四。”我立刻认出了他,听到“小四”这个名字,他吓得立即瘫在地上。
我问了一下情况,他是因为玩女人,所以回据点晚了,他强奸了该村一位十八岁的姑娘,并霸占了她。我让战士赶快把他捆起来,让另一个战士到村里去叫人来站岗。站岗的人来了以后,为了安全,我命令两个战士赶快将特务“小四”押走,并规定他们只走小路,在一个地点,等待我们集合,再返回山里部队。
我刚布置完押送日本特务“小四”的任务,村子里一下子出来二十多个老百姓,要求我们把“小四”放了。群众是怕我们从这里带走“小四”,鬼子来这个村进行报复。他们并不是对“小四”有什么好感。我知道带走“小四”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此人作恶多端,群众对他恨之入骨,但不愿在本村让我们把“小四”带走,怕日本人来烧房子抓人,全村遭难。
我们两个战士押着“小四”向北走,村里人就拦住去路。面对此情,我一边向群众讲道理,一边严厉拒绝放了“小四”的要求。我把押“小四”的战士和群众隔离开,我在中间反复做工作,一直持续了大半个小时。
天巳经黑了,村长见我们坚决拒放“小四”,这才劝解群众回去,并告诉村里人,今晚上破坏完公路回来,最好都离开村子。明天山上(指胡子山)的鬼子一定会来,说不准是杀人还是放火。村长对我说:“今晚上下半夜等参加破袭的民工回来,我就上山去和鬼子说,“小四”被八路军押走了。他鬼子愿杀就杀,愿押就押,看着办吧。”
看得出,村长和这个村群众的确为此事惆怅和害怕。我一边讲清把日本特务“小四”抓住,带回我们部队的意义,一边和村里人商量如何应付日本鬼子可能进行报复的办法。
我们回到村里时,村里人已经乱腾起来,开始向外村转移了。
我们赶到另外两个村,动员召集齐了民工,又回到了杨家庄。这时已深夜十二点左右,村里人一家一户的陆续向外村走去。
我问村长:“走了多少户了?”村长叹了一口气说:“一半多了。”我们在村里看了一会,和村长研究了如何向日本鬼子报告的说法,我嘱咐村长早去早些返回。
把村里事安顿好以后,我们赶到规定的集合地点,一起押着特务“小四”回到驻地。
此时天已大亮。捉到了“小四”,大家都非常高兴。武工队队长牟修玉同志命令,立刻将俘虏押送到鲁中军区敌工部。
牟队长表扬了我,并让我们马上休息,今晚上再一趟杨家庄,了解一下情况。
太阳一落山,我们就出发了,很快就赶到了杨家庄,村子里很寂静,我们走进村长家大门,看见窗子里边有灯光。门没有关,只有他一人对着灯吸烟。我问村长:“就你一个人在家呀。”村长见到我吃了一惊,问我:“你们怎么回来得这么快。”我赶紧说:“来看看你,难为你了,村长。”村长回答说:“说真的,抓走这个坏蛋,大伙都很高兴,你们为老百姓除了一害,可村里人就怕在这个村里呆不下去呀。说不定还得赔上几条人命。”他停顿了一下又说:“昨天晚上的事,你也别放在心上。”我安慰他说:“哪里,我们理解你,也理解群众。”接着,村长把上山如何报告敌人的情况和我们说了,他是昨天晚上去的,他说,鬼子说三天把人要回来,要不回来,就把你们村子烧了。村长告诉我:“鬼子在山上押了我一天,这不,我刚回到家,想到山里部队去找你们。”
我告诉村长:“一定要注意鬼子的动向,三天放人回来的可能性不大,你们要警惕鬼子的报复。你再上山对鬼子说,已派人去找八路军要人了,就说还没有找到八路军,找到八路军时,请求他们把人放回来,让日本鬼子再宽限几天。你看看日本鬼子的态度,同时继续做好群众的工作。既要做最坏的打算,也不要让鬼子给吓住了。”
和村长说完这件事,我们告别村长回到武工队驻地茅草崖。
(刘卫平根据父亲刘乃晏手稿和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