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青春(八)
父亲刘乃晏生长在沂蒙山区,战斗在沂蒙山区,抗战时期,他和山东纵队后来鲁中军区的许多战友不畏艰难,百折不挠,英勇战斗,留下许多红色的战斗故事。
父亲告诉我:1942年到1944年,这两年多,他在武工队,主要是在敌占区,发动群众支援抗日,打击日伪军,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父亲说:“在敌占区开展对敌斗争,始终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人民群众就像我们的父母,支持掩护我们,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故事。”
37、敌人没有群众基础
父亲在敌占区活动,对武工队离不开群众的支持体会最深。
他说:“敌人为了对付我们,不断加强对村干部的威胁,规定各村一旦发现八路军,一定要去报告。若发现了不报告,就惩罚村长。还规定说,不准留八路军住宿,若发现哪个村留八路军住宿,即拿村长问罪。
当然这只是敌人的一厢情愿,他们致命的要害是没有群众基础,群么是向着我们的。只要不被坏人发现,我们既使住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他们也发现不了。而谁是坏人,是瞒不过群众的,只要群众知道了,就等于是我们知道了。所以,敌人的法子再多,也是无用难以奏效的。
敌人千方百计的不让我们到其统治区活动,他们非常害怕我们接触群众,怕群众和我们一条心。敌人为了封锁我们接触群众,强迫群众挖“治安壕”,我们就发动群众填壕。挖不了几天,我们就给他填平,我们和群众联系的渠道不能断开。
敌人经常抓民伕去修工事,我们就发动群众抗扶,即使是不得已去了,也是消极怠工。我们还在填平的壕沟里,真真假假的埋设地雷,这样敌伪军抓民伕的阻力和难度就更大了。弄得敌人只好作罢,夜里缩在据点里不敢动了。
在敌占区开展斗争,开始时,只是我们自己割电线、破公路。后来我们发动群众破公路、割电线。造成敌人公路不通,电话不通,据点之间联络困难,更加孤立,更加恐慌。
我们开辟敌占区工作,广泛深入的有序进行,使群众的斗争觉悟和胜利信心,有了很大的提高。”
38、群众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父亲对抗战时期,特别是1942年之前的艰难困苦,记忆犹新。他告诉我,那个阶段,经常吃不上饭吃不饱饭。
他说:“在敌占区这几年的斗争,激烈残酷,生活也是很艰苦的。我们住在山里根据地时,因为那里土地贫瘠,村子很小,又遭敌人“三光”政策的摧残。老百姓生活贫穷困难,1942年上半年,老百姓和我们的食物,一半是靠野菜充饥的。
敌占区,由于敌伪军和国民党军队对群众的勒索,抢掠,群众生活极其困难。他们连糠菜都填不满肚子,多数人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生活得十分艰难。
有时候,我们去敌占区活动,群众给我们一些好吃的,我们不能吃,也吃不下。为了减轻群众的负担,体现我军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和作风,我们规定:凡是到村子里去,严禁接受烟酒鱼肉和大米白面招待。对这些不成文的规定,我们都能自觉遵守,业已成为习惯。
在刚开始执行这些规定时,我们常常因为拒绝群众的超规定接待而与村干部、群众发生“争论。”有时候,群众端来馒头、肉菜,我们坚决不吃,“惹得”村干部和群众有些不快,但没有办法,我们必须严格执行政策和纪律,丝毫不敢马虎,既使群众不理解,我们也绝不走样。
我们走到哪里,人民群众都会无私帮助我们,把最好的食物拿来给我们。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一片心意,我们心领了,但群众吃糠莱,让我们吃米面,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后来,日子久了,群众了解我们的规定和纪律,就按照我们的要求做饭。群众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当时,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我们若能吃上一顿高粱煎饼就很不错了。临费边地区吃煎饼,是当地人的饮食习惯。在那个年月,纯高粱煎饼,除地主、富农以外,穷苦百姓家几乎没有,都是靠地瓜、地瓜秧和糠菜渡日的。
我们常年在敌占区活动,糠煎饼、咸菜、开水是我们的主食,有时候能吃上一顿炒白菜、萝卜,那就很丰盛了,我们很满足了,偶尔吃一顿小米饭,就是如同过节,改善生活了。
人民群众对子弟兵,时刻予以关爱。有的群众说:不能把好东西都让敌伪军吃了,咱们自己人(八路军)也得吃点好的。也有的群众说,同志们太辛苦了,不能老这样,逢年过节也得填补点,改善一下生活。
当然,对群众超出我们规定的招待,我们都是好意谢绝的。因为口子一开,就不好堵了。吃了这一次难以拒绝下一次,吃了甲村的,难拒绝乙村的。时间久了,群众知道了我们的规矩,就按我们的要求做饭,也就形成了不成文的标准,不管走到哪里,都是煎饼、咸菜、开水,顶多加个炒白菜萝卜。
我们常常听到群众这样说:八路军同志们认真得很,吃饭就那“老三样”,别的都不能做,炒白菜萝卜顶多加点油吧。当然在群众还不了解我们的规定、习惯的时候,这样做,我们还是要费一些口舌去说服群众的。
39、和群众一起过节
父亲回忆:“ 1942年春天的一天,我们住在竹园,这是一个大村,比较富裕。村里没和我们商量,就给我们送来了馒头,还炒了一只鸡,村长一边摆弄饭菜,一边说:“今天是清明节,给同志们改善一下生活。”我们队长严肃地说:“这可不行,违反纪律。”村长争辩地说:“今天是过节,就这么一回,别再让了,叫同志们赶紧趁热吃吧。”队长说:“我们在你这里吃了,到别的村怎么办?这次吃了,下次怎么办?你这样,他也这样,我们今天吃,明天也吃,那不和敌伪军一样了吗?群众够苦的了,别再给他们增加负担啦。”村长说:“不能光给那些该死的伪军吃,你们也得吃点。”端饭的人,站在一边也喃喃地说。
我对他们说:“我们吃了,伪军来村里,你们不还得花钱给他们办吗?”村长咬牙切齿地说:“我的脸还肿着呢,昨天国民党军队对招待不满意,打了我两巴掌。”房东大爷说:“我恨不能把他们一个个都杀了,酒肉白面招待,还得挨打。这些害人精不得好死。”我们经过再三动员,才说服他们,把馒头和炒鸡收起来,拿来高粱煎饼,我们安心地吃了午饭,吃得十分高兴。
1942年,我们在杨家庄过八月十五,村里给我们做了油饼,我们反复讲了好多道理,不能吃油饼。早饭,上来油饼,我们没有吃。一直等到快吃午饭时,村里看我们坚决不吃,才换成高粱煎饼,我们不能因为节日破坏了规矩。
在吃饭这件事上,反映了我们八路军和日伪军、国民党反动军队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侵占群众利益,人民群众才真心实意拥护我们。”
40、和群众同甘共苦
战争年代,父亲和武工队执行纪律不走样,和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
他记载:“有一次,我们到一个村执行任务,我们一进老百姓的家里,就拿起煎饼、咸菜,利用敌人喝剩下的开水吃起来。“不吃这个,这里有别的”。村长夺下我手里的煎饼,指着盛馒头的筐子说。我对村长说:“留着应付情况吧,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来伪军。”村长指着被伪军小队长的棍子戳破了的脖子说:“你看他们嫌酒不好,一棍子就把我脖子戳破了。”
一位战士气愤地说:“这些坏蛋,喝酒、吃面、吃肉,不如意就打人。”房东大娘劝我们说:“村长叫你们吃,你们就吃吧”。武工队小李插了一句:“大娘,我们吃了,敌人来了你们不是还得花钱去买呀。”村长愤恨的说:“我恨不能把他们都饿死。”村里管账的会计也很气愤,他说:“要不是为了咱们这个村,我把他们都药死。”我们和群众说完话,吃着煎饼,咸菜,喝着开水。大娘、村长和屋内的人看着我们吃这些东西,都掉下了眼泪,有的人哭起来了,我的鼻子也一阵阵的发酸。我安慰他们说: “别难过,能吃上这个就不错了,村里不是有不少人还在挨饿吗?等我们打走了日本鬼子,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你看怎么办?”村会计把纸条往桌子上一放,就问村长。我问:“什么事?”会计边看纸条边说:“东山上日本鬼子,要60斤猪肉,20斤鸡肉,200斤大米,50斤油,限三天内送到”。我说:“咱们商量一下怎么应付他们吧。”大娘气愤地说:“老天有眼,早晚得打雷劈了他们。”
我们为了减轻所住村、户的麻烦,不让住户遭受损失,采取了严格地保密措施,不仅是行动小心翼翼,住宿也不让无关人员知道,吃饭也保密,常常是从甲村安排上饭,我们带到乙村去吃。
我们武工队的生活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差别越小,群众的心和我们的心就越近。在敌占区,为了减轻群众的负担,能省下来的我们就尽量省。
我们是共产党保护人民的军队,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是我们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决定的。”
41、武工队不断发展壮大
随着抗战的节节胜利,武工队不断发展壮大。父亲记载:“从1943年春天开始,我们有了比较多的主动权。敌人在据点里是晚出早归,夜间不敢出来,就是白天,在靠近我方的边缘区附近的村子,十个八个的敌人也不敢出来。
我们的活动,比过去公开自如多了,群众也敢于主动公开的接近我们,向我们反映情况,找我们问长问短,军民形成一股劲,共同对抗打击敌人
敌占区绝大部分的村干部积极拥护我们,主动向我们反映情况,和我们商量对付敌人斗争的办法,积极地给我们送粮送款。既改善了我们的供应,又减少了根据地的负担。经过艰难奋斗,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敌人抗粮、抗款、抗伕的斗争力度,压制了敌人。
我们常常在靠近我方边缘区的村子公开来去,开展工作。有时候大白天的,我们就召集群众开会。在一般情况下,敌人即使知道我们住在哪个村,也不敢去袭击我们了。
敌人势力越来越弱了,我们可以到敌占区除敌据点以外的任何村庄住宿,只是有些地方是公开的长时间的住,有些是秘密短暂的住。就是汪沟街敌据点附近,我们也去住过。
我们可以在白天,在敌占区敌人统治的腹地作战。在和一个据点的敌人打仗时,其他据点的敌人不敢轻易出来助战。
经过奋斗,我们八路军武工队队伍也逐渐扩大了。1942年底,我们这支小队伍由开始六个人发展到四十多人。集中起来,可以在敌占区应付一般的战斗情况,小据点的敌人不敢和我们交火了。我们经常在夜间对敌据点开展政治攻势,采取喊话等方式进行宣传教育,开展心理战,瓦解敌军。
总之,是我们前进了,敌人退缩了。我们活跃了,敌人消失了。群众起来了,坏人害怕了。但是敌优我劣的局面,还未真正完全改变,所以斗争仍然是相当激烈残酷的。”
42、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据父亲记载:“几年来,在敌占区开展斗争,我们之所以没有吃过大亏,没有遭受大的损失,是因为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政策,执行了人民军队的纪律,获得了敌占区人民群众的支持,群众积极掩护和支援了我们开展对敌斗争。
在敌占区工作,危险性较大,上级不断地强调,要我们提高警惕,增强自我保护能力,保存有生力量,有力打击敌人。上级经常通报情况给我们,让我们不忘危险,随时保持高度戒备。
因为我们许多武工队,都有惨痛的血得教训。记得和我们同时成立,去敌占区活动的另一支八路军武工队,后来也改称区中队。1943年春天,因为麻痹大意,放松警惕,这个武工队二十几个人被敌人包围,一场战斗下来,武工队人员全部壮烈牺牲。
我觉着敌后斗争,既要大胆,积极活动,又要警惕谨慎。这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只有积极活动才能打开局面,争取主动,而提高警惕,保持戒备,是保证积极活动不可缺少的措施。
几年来,凡是到有危险性的村庄、路口,我都必须经过侦查,查明情况后方可行动。我们就是通过侦查,及时采取措施,才避免了不应有地损失和牺牲。
我们武工队,对于村长可靠性没有把握的村子,不敢掉以轻信。对于这样的村子,我们一旦要去住宿,一般是不经过村长,不让其他人知道,而是直接插到熟悉的住户去,秘密进去,秘密出来。
我带队在敌占区活动,去村庄住宿,凡是对村长不信任的村子,我从来不找村长,而是直接带队到熟悉的住户家去。我们事先在另外的村子带好够一天吃的粮食,到了住户家后,马上做饭,天亮前吃完饭,让大家体力充沛,已备天亮后发生情况和不测。
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样的活动方式,我养成的习惯是,到了住户家后,先让大家睡觉休息,我来做饭,饭好了,让大家吃饭,天亮以前必须吃完饭。
如果没有发生什么情况,我才让其他人轮流坐班,我再休息一会。
一般上午十点左右睡醒,没有任务时,我就抽空学习文化,有时候,一天可以学6个小时的文化。若有任务,就不能学习文化,就不能正常休息了。
可惜的是,经常是活动了一夜,刚吃过饭,就发生了情况,白天一天不能睡觉,晚上照样去工作。
由于我经常处于这样的状态,有时候自感体力不支,疲惫不堪,挺吃力的,但我还是支撑下来了。一个是那个时候年轻,我不满20岁,年轻力壮,精力旺盛。还有一个是有信念,始终坚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我们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由于战争年代战斗、生活没有规律,给我造成了一生入睡困难,有时候通宵不眠。我睡觉很轻,一有响声就醒了。战争年代,有点动静马上就惊醒,形成了习惯,长久以往,以致后来形成了神经衰弱症。”
(刘卫平根据父亲刘乃晏口述和手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