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青春(七)
父亲刘乃晏生长在沂蒙山区,战斗在沂蒙山区,抗战时期,他和山东纵队后来鲁中军区的许多战友不畏艰难,百折不挠,英勇战斗,留下许多红色的战斗故事。
31、在秘密立足点躲过敌人
1942年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父亲任八路军临费边区武工队班长,他们经常深入敌占区活动,多次遇到险情,都是在人民群众的保护下化险为夷。
父亲记载:“1942年4月的某夜,我们武工队住进了西姜庄,这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我们住在一户可靠的人家,即秘密立足点。
天刚一亮,我们拿出随身带的煎饼、咸菜准备吃饭,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在天亮以前吃完饭,以随时准备应付突发情况,因为敌人一般都是在太阳出来以后才出来活动。
不一会,在外边放风的房东大娘急忙从院子外边回来,告诉我们说伪军快要进村了,催促我们赶快上掉铺,掉铺一般都是在灶房或牛棚里,房子的粱都是用木棍、高粱秆搭的,通常是放东西,不住人的,我们赶紧收拾好东西,顺着梯子上了灶房的掉铺,然后,大娘把梯子搬走了。
说来也巧,这伙伪军进村以后,偏偏要到我们这个住户的院子里集合吃饭,四十多个伪军,在这个不大的院子里,就像一窝蜂,乱哄哄的,其间,有十几个伪军来到灶房,伸头到处张望。当时情形十分紧张,有的伪军距离我们只有几步远,我们五个人在掉铺上,当然有些紧张,子弹都上了膛,手榴弹拉出了弦,做好准备,时刻准备和伪军打一仗。我们还分工两个力气大的同志,一旦被伪军发觉,他们就顶破屋笆,我们边打边突围。
伪军在这个院子里持续了个把小时,喝了酒吃了饭,才吵吵闹闹地离开。终于安全了,我们五个人松了一口气,大家多么期盼这个时刻的到来啊。
伪军走了以后,大娘搬来梯子,边树梯子边对我们说:“八路同志,快下来吧,他们滚了。”我们从梯子上下来,刚出灶房门,站在院子里的村长顿时愕然了,村长并不知道我们住在这家房东,为了安全和保密,有时候我们进村住在那一户人家,对村长也不说。村长对我们说:“俺那娘哎?你们什么时候来的?”我对村长说:“昨天晚上住进来的,这不还没来得及向你报告,敌人就来了。”村长说:“敌人说来就来,你们得小心。”我说:“对于敌人的这一手,我们已经习惯了,没有你们的掩护,后果不好说了。”我们带着感激的心情,看着房东大娘,大娘指着北屋催着我们说:“
“快进屋歇一歇,我马上烧水,给你们做饭吃。”
从这个小故事可以看出,父亲他们如果没有人民群众冒死掩护,生死很难想象。
32、张家岩脱险
张家岩是沂蒙山区的一个村庄,父亲曾经在这里遇到过一次险情。
他这样记载:“1942年秋天的某夜,我们武工队八个人,进驻了离汪沟敌据点仅两公里多一点的张家岩村,这个村,过去我们不常去,也不了解村长的底细,为了安全,我们直接选择了可靠住户,避开了村长。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房东告诉我们汪沟据点来了一百多个伪军,在张家岩村的周边都布了岗。
敌人来了,房东一家人都很紧张。我们也一时摸不透敌人的意图,只好一面请房东再出去观察,一面研究可能发生的情况。有的同志说,我们可能暴露了。有的同志说,等等看,观察一下再说。
汪沟据点来的这些伪军,一部分是国民党57军投降日军的人员,装备比较好,伪大队长是国民党57军的军官。他们是伪军,又是王洪九的人。1938年夏天,王洪九制造摩擦扣押、杀害八路军官兵,参与制造了鲁南“四二五”、“七二五”事件,残害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这是打着伪军旗号的国民党反动武装,这伙人很坏,对我们有一定的威胁。
过了不大一会,房东神色慌张地回来对我们说,伪军在街上放了不少岗,从村东、村南头开始,挨家挨户的开始搜查,说这里有八路军,敌人正在拷打村长,问八路军住在哪里?
我们住在村西北角的一户人家,住进的时候,没有告诉村长,是天亮以前直接到这户人家的。这家人的两位老人和小儿子住在巷东院门向西,我们住在巷西他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家,院门向东。老大住北屋,老二住西屋,看样子子已分居。
此时,房东一家人焦虑不安,不断地问我们:“同志,怎么办?”老大、老二不断地出去探听情况。老大爷也过来几次,虽然说话不多,但从他那面部表情里,知道他的心思重重。
过了一会,大爷终于说话了: “同志,得想个法子,不能光呆在这里等啊,我们一家大小的性命不说,你们也才有这么几个人,人家有一百多人哪。”我安慰大爷说:“大爷,别着急,办法会有的,我们尽量想办法,绝不连累你们。”
我们8个人抓紧时间商量,一致认为,敌人是冲我们来的,但他们不知道我们住的具体位置。有的同志突然建议:“我们得突围”。但往哪突围?敌人包围了村子,大街小巷放了岗。向西向北去,围墙很高,越墙难免被敌人发现,向其他方向,出门就会被敌人发现,我们住户的门外就有敌人的岗。我对同志们说:“唯一的办法,是敌人翻完东边,开始翻西边时,我们向东突围,能隐蔽就隐蔽,万一不成就强行向东突围。”大家一致同意我的想法。
此时,坐在房门外叹气的老大,去了东边他父母住的院子,可能是找老人家商量什么,老二从外边回来说:“敌人东边快翻完了,你们得快想办法。”他对我们说完后,和刚从东院回来的老大小声地说起来什么。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讨论突围的方案。门外这条小巷不长,但我们一出门就会被敌人在巷南头的岗哨发现,有什么办法能避开敌人的岗哨呢?我在苦想着,房东老二也坐在门西边听我们的议论。
“有办法了。”房东老二一石头打死了正在屋窗下趴在窝里下蛋的母鸡,坐在院子里洗萝卜的嫂子不解其意,又急又气地说:“看你手贱的,这下蛋的鸡碍你什么事。”老二急忙辩解:“我打死这鸡有大用处,嫂子你别生气。”
老二媳妇帮着嫂子说:“嫂子,你好好说说他,闲着没事把鸡打死了。”嫂子一边去看在地上扑打着的鸡,一边说:“你的用处不用说我也知道,这鸡煮了也不给你吃。”房东老二接上说:“不是为了吃,我是想…”老二把他的想法悄悄地告诉我们,我们听了以后,认为这个计可取。
正在生气的扭着嘴的嫂子,听了以后脸上也露出了笑意说:“他兄弟三个数他心眼多。”老二说:“那我去东院(其父母的住处)说说。”老二走了。我对大家说,我们必须在房东把路挡起来以后,迅速通过,枪都要贴在身子左边,枪管不能高过头,姿势要低,无论如何也要避免被敌人发现,万一被敌人发现,我们到东院后继续向东走,东边敌人已翻过,戒备可能松一点,我们趁机突围出去,出村后向东南方向突围。
不一会,老二又高兴又急促对我们说: “快,我和我爹娘,三弟都在门口等呢。”这边五口人,老大家有个七八岁的孩子也参加了,那边四口人都在门里站着,老二说:“嫂子,这场戏你可得当真的演,你得装得真实一点。”嫂子回答说:“你放心吧。”说完,嫂子拿着鸡出门就喊:“走,问问咱爹娘,你许不许这么胡闹,把下蛋的鸡打死了。”老二大声喊着:“我不是有意的,找咱爹娘能怎么的”。大哥也高声喊着:“别吵了,这点小事不值当去找老人家,人家不让上街。”接着,门两边的人一起出门,九个人形成了一道人体墙,把仅仅能走开一辆小推车的小巷子挡得严严实实,我们趁机迅速猫着腰出西院进了东院。到了东院,我断定没有被敌人发现,让大家进房隐蔽,我们进房后做好了战斗准备,巷子里的人还在喊,老人家说:“这么点事在街上吵吵,不让人家笑话,都给我滚回去。”伪军也喊:“不许在街上,你们不知道戒严吗?想找死啊,放跑了八路军,你们一个也别想活。”说着就打了与之争辩的房东老二一巴掌。
敌人开始搜查街西边的住户,房东不断地给我们到门口瞭望,给我们通风报信。我们虽然能安全转移到东院,但房东和我们仍然很紧张,担心伪军再翻已翻过的地方。我们仍然高度戒备,做好准备战斗和随时突围的准备。
停了一会, 老二过来,高兴地对我们说:“街西翻完了,我们刚过来的西院也翻了,敌人开始集合了。”武工队员小李十分警惕地叮嘱道:“注意看他们集合干什么?是走还是再翻?”
过了不久,敌人扫兴地走了。我们紧张了大半天,可以宽松一下了。
老大爷长叹了一口气,说这下可好了。武工队员小周赞扬了老二说:“你的石头打得真准,我放了三年牛,打得也没有你准。”
老二自豪地说:“三年不行,我放了五年呢”。
到了吃晚饭时,房东把煮好的鸡端来了,我们当然是婉言谢绝了,为此,惹的房东老大爷好不高兴,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八路同志好是好,就是太犟。”老人家一面叹气,一面指着我们几个人说:“这是胜利鸡,吃了吉利。”我看老大爷满脸地不高兴,不能这样僵下去了,只好对大家说:“来,我们一起吃。”我们每个人一人吃了一块,老人家脸上这才绽放出了笑容。
在敌占区,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们遇到过好几次,在群众的掩护下,都对付过去了,没有受到大的损失。我们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周围都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
父亲对我说: 到了1944年,那一年我们攻打汪沟据点,从据点里弄到了一些伪军抢的老百姓的鸡,我选了一公一母,让小李给张家岩大爷送去,告诉大爷这是胜利鸡,一定要收下。
33、水口村遇到的一次险情
父亲在敌占区,危险无处不在。
据他回忆:“1943年某晚,武工队汪沟区中队王队长带领武工队两个班去水口。当我们从村北悄悄的进到和我们关系密切的一户人家时,户主焦虑不安地地问我们:“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这村里住着王洪九一个营。”王队长说:“那我们得赶快走。”户主说:“我送你们赶快出西门。”
我们出了他家,向南走出小胡同,又向西门走去。送我们的人刚进了向北的胡同,敌人就赶过来了,西门的门楼顶部已坏,只有三面墙。王队长带领我们班立即越墙,然后向西门里的敌人扔了一排手榴弹,乘敌人混乱之际,我们随王队长向西北跑去。
不一会,敌人全营倾巢出洞,三百多人追了我们两里多路。枪声、呐喊声震荡着夜空,子弹像飞蝗一样,在我们上空呼啸而过。野外既有残雪,又有泥泞,我们跑得很吃力。天很黑,我们的队伍在野外漫无边际的跑,一直向西北方向跑,跑着跑着,队伍跑散了,好在事先规定了集合点。
当我们武工队全体人员在集合点到齐时,天已过半夜。王队长望着星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这个斗争太残酷了。”是呀,在敌占区危险无处不在,随时都有战斗发生。
这一次,我们有的同志受伤了,我们扶着负伤的同志向北走去,去一个偏僻安全的地方。”
34、王队长去向不明
武工队王队长在桃花店,对父亲说去执行敌工工作,但一直没有归队。父亲是如何应对和防范的?
据父亲记载:“1943年2月某日,我们按照预先的规定去竹园村开会,会后武工队王队长约我和他一起行动。当夜,我们住进了桃花店。
第二天,天刚黑,王队长单独把我叫出去,在村外一个地方,他把手枪、私章交给我,并说:“我要去执行上级交给的接头任务(去对敌军人员做工作),回来的时间难说,你们在此等我。”这样的事情,按照常规,我这个下级,是不便多问的。况且和敌伪军中的关系接头,是我们工作常有的事,所以他走了以后,我们就在此地等他。
半夜时分,我觉得总在这个地方等他心里不踏实。王队长走了以后,我心中一直不安,总觉得他这次行动与往常不同,我怕万一有事不好应对。因此,我决定转移到村里去住。
我告诉村长:“如果王队长一人来找我,就告诉他我去李家岩了,如果很多人和他一起来找我,就告诉他我回山里了,千万别说错。”
我带着跟王队长一起来的独立营的两名战士,和我们班的四个战士,在去往李家岩八九里的路上,我反复地思索着,王队长如果来不了怎么办?
王队长去接头为什么把枪和私章交给我呢?往日可没这样做啊,我越想越觉得不踏实。我们到了李家岩,我们没住通常住过的地方,因为王队长知道。我告诉村长,如果王队长带很多人来找我,你就说我回山里了,如果是他一个人来,你带他到这里来。
我忐忑不安地等着王队长,一直没合眼,听着战友们的睡声,我不敢睡觉,一直在思索着。
我们等了整整一夜,王队长还是没有回来。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村长慌张地告诉我们,国民党梁团(当地人都这样称呼,叫团长梁麻子)来了七八百人,大街小巷都放了岗,挨家挨户的翻粮食,围墙上架着机关枪。我们知道,敌人把我们包围了,已经无法出去。
这支部队穿着国民党军队的服装,打着抗日的旗号,但却不打日军和伪军,日伪军也不打他们。他们专门和共产党八路军作对,八路军的人到了他们的手里,只有活埋一条路。他们敲诈勒索老百姓很有本事,老百姓对其恨之入骨。
我们住在西门里路南一家,家里只有一个老太婆,一间房子很破烂,我们六个人住在她用高粱杆作墙,没有门,用两根木棍和谷草扎起的大半人高的笆门子当门,挡着屋和灶房。
面对这个突发情况, 我们分析了情况,下了决心,一旦被敌人发觉,就血拼到底,绝不当俘虏。
中午的时候,十几个国民党军队人员进了这个院子,多数人带着长枪,两三个人拿着短枪。“这家的人呢?”那个拿短枪的家伙问村长。“老总,这家只有一个孤老婆,她自己都没得吃。你看这个破烂样,哪有粮食?咱们到别家去去找吧,别在这耽误时间了,不信你进屋看看”村长哀求地说。我们从笆门里看得很清楚。我们子弹上了膛,手榴弹拉出了弦。一旦他们发现我们,我们就和他们拼了。“走”那个拿着短枪的人挥了一下手,敌人走了,我们有惊天险地躲过一劫。
等到太阳正西时,村长来了,交待我们一定要藏好,外边有他来应付。我要他送我一个称,一个笓子,里边装上地瓜干,准备突围时用。
我们商量,夜间如果敌人不走,在近半夜时,我们强行突围。具体办法是:我拿笓子和称,装作凑粮食的,摸到西门。因我有手枪,一个人给他一枪,你们随后冲出去。决心定下,我们只等天黑了。
一声哨子响,敌人集合走了。这时候太阳将要落山,我们松了口气。
村长给我们送饭来了,我们吃过饭后,向桃花店走去。我们走得很快,心情很紧张。进入桃花店时,我们很谨慎,先在村边听了一会,又侦查了一下,没有发现异常,我们选择从未走过的一条路进了村。
经过询问村长,昨晚是他送走的王队长,我这才知道王队长向临沂庄敌据点方向去了,村长送他到临沂店村边回来的。
我们离开桃花店,回到李家岩。路上我在想,一定是出了什么情况,王队长或是被敌人捉去,或者被敌人扣留,还有一个可能是逃跑回家,但投敌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把枪和私章交给了我。但为了预防万一,我写了个条子叠成三角子信,交给村长说,若王队长一个人来,你把信交给他(信上告诉他我等他的村庄),若王队长和很多人来找我,你就说我回山里去了,信就不要交给王队长,以后我来取。这样做,是为了安全和保密。
告辞了村长,我们向东红峪子去了。这个村靠山,便于观察,便于行动。
到了东红峪子,我们告诉村长,让他在村西北角找一户可靠人家我们去住。“班长真小心谨慎”独立营的一个战士说。“防备万一是必要的。”李启常看出了我的心思对这名战士说。
这个村,北高南低,便于观察,我告诉村长,任何人来找我,得先告诉我,我同意后再告诉他过来。王队长一个人来,你带他到这里来,若很多人一起来,你就告诉我进山了。
天刚刚亮,我就起来了,在户外看了一阵子,现在不像过去了,不用躲躲藏藏的,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来送饭的村长,我问他,也没发现什么情况。
“班长,你认为王队长会出什么事?”李启常问我。我把情况介绍给他们后,他们的分析大体和我的想法差不多。我们商量今晚再去桃花庄、李家岩找找,若找不到王队长,就不等了,我们回山里。
太阳刚落,我们出发了。先去李家岩,后去桃花庄,依然未获取王队长任何信息。我们不能再等了,于是,我决定不能再等王队长,因为情况有变,再等下去凶多吉少,我带战士们迅速返回山里部队了。”
35、竹园逃生
父亲对竹园逃生,记忆犹新。竹园位于临沂兰山区汪沟镇。
他说:“1943年4月,我带两个战士去汪沟收集情报,耽误了返回时间。
天亮时,我们回到竹园,刚进到一家后院放柴的一间小房,就听见有人在我住的小房后墙咚咚敲了两声,这是有人给我们报信。
情况不好,我们决定从房西头越墙出村,两个战士刚出门,我还在门口,有人就喊;“有八路。”并打了一枪。一名个子瘦小的伪军从前面东头端枪过来,我本想击毙他,但我不能开枪,免得招来更多地敌人,我只好迅速躲进屋里。这个伪军迅速来到了小房门口,将枪对着门口叫喊:“快出来投降。”我想,我得赶快离开,就一个伪军好对付。我仔细观察这个敌人,从动作上看,我断定这是一个新兵。敌人在房门右侧,我一出门就会和他碰个对面,而且距离很近,将其打倒后越墙而走。如果再等会,敌人来多了更难对付。
想好了,我悄悄走到门口,突然出门一脚将那个伪军踢得趔趔趄趄,撞在了西墙上,他恐慌地看着我不知所措,我带两个战士越墙而过,片刻后,才响了两枪。我本来可以击毙他的,但为避免枪响招来更多敌人,争取快些脱险,我没有开枪。
出了村,我们三个人凑在一起,在一个土坑里隐蔽下来。
约十点左右,三十几个敌人出村,向北面安固庄方向去了。
我们始终不知道是敌人发现了我们,还是有人向敌人报告。
后来村长告诉我,那一次,敌人一进竹园村就散开了,到处进行搜查。”
36、灵活机动的开展对敌斗争
父亲在武工队两年多,在敌占区的腹地,白天,我们尽量避免同敌人接触、交火。因为这里到处都是敌人的据点,枪一响,敌人就会从四面八方赶过来,我们只有三五个人,力量悬殊太大,不能蛮打硬拼。
父亲回忆:“ 在张家岩,敌人是怎么发现我们的?我们觉着村长可疑,但我们不轻易下结论,要多方调查研究有了证据再下结论。我们武工队测试这些村干部可靠度的办法之一是:我们怀疑甲村村长,要考验一下他,我们就从甲村南边过来,按触一下甲村村长,再路过乙村,到乙村北面的一个村住宿。我们绕道从乙村北面进乙村后向南去,出村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再向北急驰,悄悄地在选定的村子住下。第二天,敌人若以乙村为界,向南边的村包括甲村搜查,即证明了甲村村长可疑。经过几次实验,都发生过类似的情况,由此可断定一些村的村长可靠不可靠。
敌人为了不让我们在其统治的腹地开展工作,敌人从多个方面加强情报工作。一个是收买利用当地坏人,另一个是,他们派便衣住在村里,侦查监视我们的活动,一旦发现我们活动,特别是在哪个村里住宿,就去敌据点报告,敌人马上派兵来进行围剿。
我们对付敌人的办法就是,除了广泛发动群众给我们报信外,也在村里建立情报点。一旦发现敌人在哪个村子里有坐探,我们马上把他除掉。
在汪沟南边的一个村子,我们通过做工作,推荐了一位共产党员当村长,不久敌人把村长抓去活埋了。经过调查,我们发现敌人在这个村里藏了一名坐探,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将其逮捕处置,从此,这个村比较平安了。
西姜庄为了抗粮抗款,以春荒,无粮款为由,这也是理由,但也有抵抗的因素,不向伪军交粮款,伪军派人妄想抓人逼粮款。我们得知后,在中途设埋伏,打得三十多个敌人措手不及。我们捉到了几名俘虏,缴获了两支步枪。以后,敌人多半是派年轻的伪军到村里催粮款。因为敌人知道我们抓到这样的人,只是教育一下,就放出来了。年轻伪军到村里去催粮款,村里的群众,对付这样年青的伪军,就容易得多了。”
(刘卫平根据父亲刘乃晏手稿和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