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姐

 阁姐是我的胞姐，叫董翠阁，在我们姐弟6人中排行老大。取她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母亲叫她阁妮，我叫她阁姐，晚一辈的则叫她阁姑……身为老大，阁姐对亲人尤其是对我，注定要付出得更多、更多……

   我出生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和出于传宗接代的考虑，父母自然视我为掌上明珠，可早晚要出嫁的阁姐对我也是由衷的关爱。我出生时，阁姐15岁，父母忙大的事项，她则为我换尿布、晒被褥、擦屎刮尿等。农村条件差，冬天没有也不肯用热水，阁姐就到村外的水坑里砸开冰凌为我洗尿布。数九寒天，滴水成冰，一筐尿布洗下来，阁姐的双手被冻得像胡萝卜，手腕处裂起道道血口子。

    满盼着弟弟妹妹们快快长大，自己能轻松一点儿，可是在我两岁那年，父亲和二姐却因病去世和夭折，17岁的阁姐便协助母亲挑起了全部的家庭生活重担。为养家糊口，母亲外出赶集和走街串巷做买卖，阁姐便在家里缝补浆洗、操持一日三餐和干地里的活儿；晚上又和母亲一起编蒲扇、炸面泡，为第二天的买卖做准备。这期间，母亲担当起父亲的责任，阁姐实际上尽的是做母亲的义务。在婚后的最初几年里，她就一直住在我家里，很少回她的家。后来，三姐、四姐等长大些，能干点儿家里和地里的活了，她还是两头兼顾，常常是晚饭后天大黑了，她从她家赶来了，帮母亲劳作至后半夜，又摸黑回她家里去。阁姐的婆家在邻村，离我家有二里路，远倒是不远，但中间隔着一片很大很大的墓地；墓地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坟头；坟间又长了不少阴森森的柏树，风一吹，发出“喔——喔——”的声响。别说夜晚，就是大白天从墓地中间的羊肠小道上走过时，头皮也是一紧一紧的，总觉着后面有人或什么东西跟着，以至于走一步回头看一看，怕有什么危险。晴好天气时，每到夜晚，死人的遗骸被太阳照射一天后所散发出来的磷火，便形成一盏盏飘忽不定的鬼灯，在坟间、地里来回游荡，使人远远地看着都害怕，别说置身其中了。可阁姐夜里来夜里去，都从这里经过，却没有一点儿害怕的表现。一次我问阁姐怕不怕，她笑了笑，没说什么，只是不由自主地朝竖在门旁的铁锨瞟了一眼。我这才恍然大悟，难怪阁姐来去都带着这把铁锨呢，原来不只是帮着我家翻地铲土用，还是她用来为自己壮胆的。这说明，她不是不怕，她是对母亲、我和其他几个姐姐的关心，超过了对她自己的关心啊！ 

    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闪电带着雷鸣督促着大雨一个劲地往地上浇。由于雨水持续时间长和年久失修，我家的那间老屋漏起雨来。一开始是滴滴答答的，很快就成串地往下落。母亲和三姐、四姐把锅碗瓢盆等能用的家什都用来接水，也无济于事。防漏雨是个技术活，别说我们娘几个爬不到屋子上面去，就是爬上去也不知道怎么办。就在这时，阁姐拎着铁锨深一脚浅一脚地赶来了。略懂瓦工技术的她先在屋子里面看了看漏雨的部位和水的流向，然后踩着梯子爬上屋顶，把其中的几片瓦揭下来重新瓦好，水很快就不漏了。为保险起见，下来时她还把披在身上的蓑衣脱下来盖在漏雨处。这晚，如果不是阁姐及时赶来，我们娘几个不但睡不成觉，屋子里的东西也会被雨水泡了。更使母亲心疼和我们几个感动的是，事后得知，那晚阁姐本来是准备雨前赶到我家的，由于天黑、心急、路不好，途中遭遇了“鬼打墙”，她围着那片墓地转了好几圈仍回到了原处。直到大雨滂沱时，她才借着闪电的光亮摸到了我家。

     “阁妮，”母亲知道后心疼地说，“再遇到这样的天，就别来了。”“我不放心！”阁姐回答得不容置疑。

    就这样，一年四季，不管风雪雨霜，阁姐几乎天天往返于我家与她家之间。好在姐夫也是一个大好人，对阁姐的行为不但不阻挠，有时还代替阁姐到我家看看或帮助干些我们几个干不了的事情。直到我长到六、七岁，完全不用照看了，阁姐才中断了天天到我家去的惯例，坚持每两、三天一次到我家看看母亲、我和其他几个姐姐。这后一项制度，她一直坚持到我们几个都长大成人、她自己病重不能再做什么为止。

    三年自然灾害后期，我的大外甥也就是阁姐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按照我们那里的风俗习惯，母亲和我应准备一百个鸡蛋和足够的红糖、小米什么的给阁姐送去，让她好好地补养一下身子，也隆重地庆贺一番。可是，那时连糠菜都吃不饱，哪来的鸡蛋、红糖和小米？母亲用编蒲扇赚的钱买了3个吊炉烧饼让我给阁姐送去，并再三叮嘱一定要送到，看着让阁姐都吃下。当时，我还不到7岁，自控能力差。手提黄橙橙、香喷喷的热烧饼，我馋得跟猫见了鱼似的，口水立刻溢满了口腔。但想到母亲的反复叮咛，我使劲儿把口水咽了下去。没成想，讨厌的口水具有反弹性，下咽得越猛溢上来的就越多，最后竟顺着两个嘴角往下淌。实在坚持不住了，我从最上面的那个烧饼的边沿上扣了一点儿放在嘴里。这第一个动作做下来，第二、第三等一系列动作便跟上来了。走一步，我扣一点儿放在嘴里，再走一步再扣一点儿……等到了阁姐的家，一个烧饼被我扣了一圈儿。阁姐正坐在床上给孩子喂奶，看到像是被老鼠啃过似的烧饼，她看看我的脸，抿嘴笑了笑，什么也没说，拿起那个烧饼递给我：“给，吃吧！” 

    有了阁姐的允许，我就不虚伪了，三口两口把那个烧饼吞下，又舔了舔嘴唇，不过瘾。

“给！”阁姐又拿起一个递给我。

    第二个烧饼还在吃的过程中，第三个烧饼又塞到了我手里。就这样，三个烧饼全被我给解决了，阁姐只是象征性地从中掰了指甲盖大的那么一点儿放在嘴里，表示自己吃过了。后来外甥满月阁姐到我家里去，母亲询问我的任务完成得情况，阁姐还替我打掩护，说，三个烧饼全送到了，她吃了后怀里很好（奶水足的意思）。

    （阁姐生前和姐夫合影。摄于1999年）

    按理说，随着我们几个小姐弟的渐渐长大，阁姐应该轻松一点了，其实不然。三个小的姐姐长大出嫁后，家里只剩下母亲和我。这时，母亲已年大体衰不能再干更多的活了，我又上学不但不能干什么还需要一定的花费，其他三个姐姐离我家都远，照顾母亲和我的任务基本上全落到了阁姐一个人的身上。更由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和“吃大锅饭”等极左政策的实行，农民缺吃少穿，阁姐家的日子也不好过。艰难的生活和沉重的负担，迫使阁姐只能省吃俭用，拼命劳作。别人生孩子都是休息一个月，并且好吃好喝的补养补养，她生完孩子接着就下地干活、洗衣做饭、喂猪喂羊，平时吃什么还是吃什么，根本就没有坐月子那一说；阁姐布织得好，卖给供销社可换几个钱。她白天忙别的，晚上点着煤油灯织布，困了就趴在织布机上睡一会儿，直到天明；她和姐夫及全家人穿的衣服没有一件是买的，全是阁姐一手缝制，目的是为了省那几块甚至几毛钱的开销；有了一点好吃好喝的，非到年节，决不肯动用。

      1965年春节前夕，已经4岁的大外甥患了急性脑膜炎。这是一种恶性疾病，大意不得。但由于那时的医疗水平和医疗条件差，误认为是感冒发烧，再加上筹备过年事情多，没有也没顾得往最坏处想。大概是病情过于严重、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缘故，从不淘气的外甥第一次闹着要吃准备过年的年货。

    “娘，我吃肉！”外甥指着挂在屋梁上的篮子说。那里面盛着已经煮熟了的猪下水。

    “听话。”阁姐安慰孩子说，“过年的时候还要看望你姥娘，看你舅；你大姑、二姑也来，到时候再吃。” 

      “不，我吃！”外甥央求得更加迫切。

    “啪！”阁姐在外甥又举起来的小手上打了一下，“再闹，到时候也不叫你吃！” 

     外甥忍住哭，眼巴巴地看着盛肉的篮子，委屈的泪水“啪嗒”、“啪嗒”直往地上淌。

     这是上午发生的事情。到了下午，外甥就开始抽搐、昏迷，送到医院还未来得及施救，可怜的孩子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悲惨时刻！放学回家的我，看到母亲、阁姐和姐夫，还有三姐、四姐等哭作一团；隔壁的堂嫂、大娘和邻居们也来安慰、劝说和陪着掉眼泪；阁姐悲痛之极又后悔万分，她不住地拍着手哭：“咋不让俺小吃了啊！咋不让俺小吃了啊！”第二天一早，姐夫到他家里拿东西，本来半个钟头就可以打个回来的路程，可到午饭时分还不见他回来。母亲不放心，要我去看看。原来，他在家里拿着外甥穿过的鞋子哭了一上午。怕阁姐两口子触景生情，过于悲丧，这年春节，母亲没让他们走，在我家过完十五后，阁姐、姐夫和刚半岁的外甥女儿，才回到了他们家里。

    从悲痛中走出来的阁姐并没有放弃做老大的责任，她把更多更大的关爱投到了母亲、我和其他人的身上。没有粮了，阁姐把磨好的米面送来，让我和母亲拿来就能做饭，不用再费力推磨了；冬天缺柴，阁姐又让姐夫送来最好烧的棉花杆儿，既能生火做饭，饭后的炭火又可以让母亲和我取暖；过年过节，更是提前把需要的东西送来。同时，三姐、四姐等家里大人、孩子有啥事，她要尽大姐和大姨的义务；姐夫的几个外甥、外甥女有啥事，她也要履行做舅妈的职责。特别是对我这个老小、唯一的弟弟，更是关怀备至，精心呵护。记得我在公社中学读高中的那两年，由于离家远，必须吃住在学校。每到周末，阁姐和姐夫总要提前用石磨磨大半夜的面，然后做两大锅窝窝头：一锅是黑地瓜干面的，他们一家子吃；另一锅是掺了白面、高粱和豆面的，让我上学带着。麦收后的那段时间，阁姐就干脆给我做纯白面的馒头，他们则吃包了一点点白面皮的窝窝头。三个大的外甥、外甥女懂事不说什么，最小的、刚满三岁的老四有时要问个究竟。一次，她指着刚出锅的白面馒头说：“娘，我吃个这样的中不？”

     “别吃，那是给你舅捎着的。”

    “舅的馒头，我能吃不？” 

    “舅上学累脑子，到你上学的时候，也给你做。” 

    在屋外整理饭兜的我鼻子一酸，到屋里拿起一个馒头递给外甥女。可懂事的孩子看看阁姐的脸，又把馒头塞到了我的饭兜里。

    高中毕业的这年冬天，我要参军入伍了。临行的头天晚上，阁姐拿来了做好的热菜、凉菜和省吃俭用买来的酒，与其他亲友一起为我送行。当她把各样酒、菜一一摆上桌，大家都入席喝酒时，却不见阁姐了。我四处找了找，发现她一个人躲在厨房里偷偷地抹眼泪。见我进来，她用袄袖把泪擦干，装作没事的样子。

    我定睛看了看阁姐消瘦的脸、红肿的眼，不禁百感交集。

     “阁姐，我走了您不是少操一个人的心、少受一份累吗，您还难过啥？”

     “话是这么说，可你们谁一走，我心里总是空落落的。”阁姐的眼泪又涌了出来。阁姐就是这个样的人！为母亲、为弟弟妹妹、尤其是为了我，她就是把心操碎，把自己累垮，心里也是高兴的。记得五年前最小的姐姐远嫁他乡时，阁姐也是这样流着眼泪把她送到村口的。她为这个操心，为那个受累，唯独不关心的就是她自己。

    我当兵后，家里只剩下母亲一人。怕母亲孤独，阁姐又恢复了早年的做法，白天忙她家里的事，晚上就到我家陪母亲说说话或干点什么；同时，在吃上、穿上对母亲更加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照顾。正是有着阁姐对母亲的关照，消除了我的后顾之忧，使我在部队能够安心服役，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上，先后多次立功受奖，入了党，提了干，并一步步干到上校正团。如果说，我取得的这些进步算是成功的话，那是因为我的背后站着一位集姐爱和母爱于一身的阁姐！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阁姐家的日子也好过了许多。原来地瓜干都吃不饱，现在白面馒头都不稀罕了。我在部队干得也不错，尽管不能帮阁姐什么，但至少不用她照顾了。阁姐现有的四个孩子，老大已结婚，老二考上了大学，两个小的也都能干些家里和地里的活了，可以说，阁姐的苦日子已经到头。可是，她病倒了。

    那是1989年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回老家探亲的我正帮着母亲准备午饭，阁姐的老小也就是我的二外甥女来了，说阁姐的腿阵阵发麻，可能是病了。我急忙赶到她家，阁姐正在床上躺着，但还能坐起来，或下床扶着什么走两步。我和姐夫急忙分头找车拉她去医院，当车开到门口时，阁姐的整个左半身已经不能动弹了。我不知哪来的力量，只用两个小臂就把阁姐托上了车；到医院后，又把她托到病床上。医生说，这种病叫脑血管意外，就是人们常说的半身不遂和瘫痪，一个重要的原因和表现就是血压高。果然，护士一测量，140——220，阁姐的低压比正常人的高压还高。我又心疼又好气，挂上吊瓶后，我问阁姐：“阁姐，血压恁么高，您就没感觉、不知道吗？”

     “知道。” 

     “知道怎么不到医院看看，怎么不吃药、打针呢？” 

     “能吃能喝，看啥看！”

    这就是阁姐对生活的最高要求。能吃能喝就是没病，就是健康，就不用看医生。可是阁姐，能吃能喝您又是吃的啥、怎么吃的呢？过年过节吃饺子，您让母亲、我和孩子们吃，您和姐夫照吃窝窝头，然后喝两碗水饺汤就算过节了；谁都知道，吃盐多了对身体不好，容易患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疾病，可您做的饭比谁家的都咸，就是为着少吃菜，省钱，用您的话说，就是既当馍又当菜了；生活应该有规律，劳逸结合，可您干起活来废寝忘食，经常是整夜整夜的不睡，吃饭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阁姐，您是耗尽自己以滋润别人啊！我问阁姐打上吊瓶后是不是好一些，她没回答我的问题，却说：“我的病不要叫咱娘知道，她知道了又该睡不着觉哩！”至此，她还挂念着母亲的失眠问题。

出院后的阁姐开始还能干些轻微的活儿，渐渐地就不能自理了，只能躺在床上，或在凳子上坐坐。2003年深秋，操劳一生的阁姐与世长辞，年仅64岁。当我匆匆赶到老家时，阁姐已经入殓，但还没有合棺。我握着阁姐冰凉而布满老茧的手，泪水立刻溢满了眼眶。阁姐，您实在太累了，就好好休息休息吧！如果有来生，咱们还做姊妹们，但有一条，就是您在为别人着想的同时，也适当关心一下您自己，哪怕一点点儿也行！

    我在部队工作24年，阁姐到部队来过三次：第一次是我刚刚提干后，她陪同母亲到部队看望我，顺便想在济南看看眼疾。由于常年熬夜和辛勤劳作，她的两眼总是红肿、流泪。但是，当她看到我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夜里还经常加班时，只在我们团卫生队简单看了看，连药也没拿，第二天就返回老家了。后两次是她患病在县医院治疗出院后，由堂弟陪着她来的。这时的阁姐脑血栓后遗症非常严重，血压高，四肢不灵，语言不请，反应迟钝，医院和医生无能为力，只能挂挂吊瓶，降降血压，不能根治，致使病情越来越严重，最终不治。我很后悔。当年她患眼疾到济南看病时，领着她到大医院做个全面检查，有病早治，防患于未然，也许不会患上半身不遂病，更不会去世得这么早。我问姐夫，阁姐严重病危时，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叫我回来见她最后一面呢。姐夫说，你姐不让，说，你在部队工作的时候，她已经去过多次，够麻烦你的了；现在，你刚刚转业到地方，工作又那么忙，再也不能给你添乱了。这次打电话让你回来，是违背她的遗愿的，她要是活着，是决不会让我和孩子们告诉你的。 

    听姐夫这么一说，我更加泪如泉涌。阁姐，我的老大姐，咱俩谁麻烦谁啊？和你对我的付出相比，这还叫麻烦、还叫添乱吗？你这是到死都想着别人，毫不关心你自己啊！

    第二天，阁姐的遗体到县城火化。火化场，就在当年我当兵离家奔赴部队换穿军装的地方。

作者简介

    董攀山，山东定陶人。军人出身。长期从事机关文字工作，业余时间发表一些文学类作品。先后在《时代文学》《中国老年》《祝你幸福》《解放军报》《前卫报》和新媒体等报刊发表报告文学、散文、杂文等作品千余篇。著有长篇传记文学《我的军旅生涯》一书。山东省中华文化促进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