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 伍

      1974年12月21日，定陶县武装部。

    全县各个村接到《入伍通知书》的青年都到这里集中来了。在这里，我们排队理了发，排队洗了澡，排队换上军装，排队吃过午饭，然后背起背包，跟随带兵的首长，步行50华里到了地区政府所在地——菏泽。

    在地委党校的大操场上，分5排停放着40辆解放牌大卡车，上面蒙了篷布，乍一看，就像我们小时候看到的接新媳妇用的太平车。所不同的是，太平车的行走是牛牵引的，慢得很；这是机器，飞快！40辆汽车成方阵排列，无论前面的保险杠还是车轮、车身和车尾，绝对在一条直线上；每辆车的旁边都站有一名解放军战士，估计那就是司机了。带兵首长告诉我们，这就是部队来接我们的汽车。看样子，已在这里等候多时了。在这里，我们又吃了一顿鸡蛋汤泡烧饼，然后以班为单位登上汽车，东出菏泽城区左转，向东北的方向进发。

    这称得上是一幅壮观的景象。我们这批新兵来自菏泽地区的两个县：一个是曹县，680名新兵全来了；再一个是定陶县三个公社的120个兵。两个县共800名新兵分乘40辆大卡车，一路前行，够得上浩浩荡荡的了。冬季天短，没走多大会儿，天就完全黑下来。一刹那间，40辆大卡车全开起了大灯，把并不宽阔的柏油马路照得一清二楚，跟白天没有什么两样。偶尔，对面来一辆、两辆的汽车，当与我们车队的每一辆车接近时，双方的大灯闭、小灯开，远远看去，就像人的两只眼睛一挤，后来才知道那叫会车。与我们同车的是到我们公社带兵、后又成为我的新兵排排长的庞东河排长。他是梁山人，当时梁山县还属于菏泽地区，不归现今的济宁市管辖，可以说与我们是地地道道的菏泽老乡。庞排长问：“你们谁去过济南？”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都不敢回答；只有一个来自城关公社的兵自豪地说：“我去过！”庞排长说：“对，咱们就去济南。”我嘴上不说心里话：济南，应该往南走啊，怎么向北呢？也是从这时才知道，济南在菏泽的东北方，不是我儿时仅仅从字面上理解的，济南就应该在我们村很远很远的南面。

    “你们看看几点了？”庞排长举起自己的左手腕，露出手表说。卡车上没有座位，他和我们一样坐在自己的背包上，相互依偎着呈半躺姿势；没有灯，只能借着后面的车灯射过来的光亮看表。

    我尽管离他最近，也看得最清楚，但我分不清时针和分针；况且，手表上没有阿拉伯数字，我看不出短针指向几、长针指向几。还是那位去过济南的城关兵伸过头来看了看，说：“六点四十一。”庞排长说：“时间还早，都别说话，好好睡一觉。”于是我们都安静下来。

    第一次坐上汽车，第一次戴上和穿上这么暖和的棉帽、棉袄、棉裤和棉鞋，第一次吃上鸡蛋汤泡烧饼，第一次和解放军的排长身贴身地挨着并学会了看表，我心里有着无比的兴奋。记得上初中时，一支野营拉练的解放军队伍从我们村前的公路上经过，我跟在后面足足看了三里路，以至于错过了吃晚饭的时间。村里有几个外出当兵的，每次有人回来探家，我总是跑到人家家里近距离地看一看，看看解放军的手、脸和所有暴露在外面的器官和常人有什么不一样。看电影、小说什么的，最爱看的是关于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解放军，如何将成束的手榴弹扔进敌群，“轰”的一声，敌人翻着筋头腾空而起，又头朝下重重地摔下；或者一个敌人骑马逃跑、眼看就要没影时，我们在场的营长或连长从战士手里拿过长枪，然后转动着身子瞄准射击，敌人应声落马；以及我军队伍里上下级之间、官兵之间、兵与兵之间，还有军政军民之间那种兄弟爱、鱼水情的镜头和描写……现在自己就要成为解放军的一员了，我怎能不高兴和激动呢！

    “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一兴奋，便不由自主地在喉咙里哼起了跟着公社的广播喇叭学会的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选段。这是我仅有的一点点“演唱才能”里最为标准的一段，上高中时曾在迎新年晚会上给全校师生露过一手。这时唱来，心绪自然要比那时丰富得多。我想，已经当兵了，如果在革命战争年代，在白色恐怖情况下，自己和李玉和一样，也是地下党；假如也面临李玉和那样的考验，自己扛得住扛不住敌人皮鞭、老虎凳的酷刑和金钱、美女的诱惑？我想，扛不住也得扛。因为不当李玉和就得当王连举，就得当叛徒出卖别人，那人家可就骂我祖宗八辈了，叫人家骂祖宗可不中！听老年人讲，在我们家里，再往上记不清了，我爷、我爹这两辈子人，别说本村，就是方圆十几里，凡认识他们的人，没有一个说孬的，都说他们是大好人。好人是不会出卖别人，不会叫人家吃亏自己沾光的。还有我那从38岁就开始熬寡、靠自己的一双手把我们姐弟5人一个个抚养成人的老母亲，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家人饿得浑身浮肿，在吃完自己家的榆树叶、榆树皮，又领着我们外出挖野菜、捡食人家扔掉的老葱叶、西瓜皮等的情况下，也决不允许我们去偷人家的东西；到了晚年，又毅然支持我这个老小、唯一的儿子应征入伍，自己甘愿承受孤独和落寞的情感重压。祖宗和老一辈这样做，恐怕就是要我争当李玉和，不做王连举。辱没祖宗的事不能干！

    “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哼完了《红灯记》，又开始哼唱《智取威虎山》。我又想，到部队后，如果也叫我只身一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执行任务，我敢不敢、能不能像杨子荣那样打虎上山，最终把座山雕拿下。我想，我也会的。那一年我12岁，正上小学五年级，利用暑假的机会，和一群小伙伴到生产队菜园附近的地里割草。突然，队长喊我们过去。原来生产队浇菜的水车坏了，车链子脱落掉在了井底，能用的工具都用上，怎么也打捞不出来，必须有人下去把水车链挂在钩子上，然后拉上来。成年人下去挂呢，身子太重，上面的人拉不动，只能叫一个小孩下去完成这个任务。平时比我跑得快、力气大、个头高的伙伴们有的是，但我却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当时正值三伏盛夏，井上汗流浃背，井下却比冰窖还冷。况且，井里的水虽已抽干，可井底的淤泥有齐腰深，刚一踏进去，浑身冻得就没有知觉了。更由于，这口井的井壁是用砖砌成的，很不牢固，且井筒已经变形，上面细下面粗，还弯弯曲曲的。井里有水时，有水的力量扛着，井壁还能坚持着不垮；这时井里没水了，地下的水从砖缝里渗进来的同时，泥块也不停地往下落，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我咬紧牙关，深吸一口气，潜进淤泥里把水车链挂在铁钩上……待队长和种菜的四叔把我拉上来后，我一下子瘫倒在滚烫的沙土里，半天没有爬起来，以致于到现在一遇阴天下雨和天冷时，两个膝关节还隐隐作疼。更使大家感叹我命大和自己极为庆幸的是，我刚从沙土里站起来，就听得“轰隆”一声，整个井就完全塌落下去了。如果晚出来一小会儿，我的生命就永远定格在了12岁上。12岁的我就经受住了生与死的考验，何况我现在已经20岁，并且已经成为解放军战士！

    这样哼一段想一会儿，把会唱的曲目都哼了个遍，又感到过于浪漫，想得太多。部队还没到，就想这想那，太不现实了，还是想想怎样当一个好兵吧。于是，我又哼起了上二年级的时候就学会的老歌：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革命战争……”

    “现在几点了？”一首《我是一个兵》还没有哼完，庞排长又举起了左手腕。这次我近水楼台先得月，只用眼睛一瞟说：“差五分凌晨三点！”

    “好了，到地方了。”庞排长坐起来，“大家醒醒，准备下车。”

    庞排长的话音刚落，汽车便开始减速，然后右转弯下了柏油马路，在土路上三拐两拐进了一个小山村。借着车灯和街上为数不多的路灯灯光看去，发现该村的房顶跟我们老家的差不多，也是尖顶人字形；只是房子四面的墙壁全是用石头垒的，下面是大石头，上面是薄石片，一看就比我们村特别是我家的土坯房结实。庞排长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新兵训练的地方，叫石马大队，属于长清县平安店公社，离济南城里20多公里。之所以选址在这里，是因为石马的北侧就是我们团的农场，每年有一个连队在这里种粮、种菜，我们睡觉打地铺用的麦秸就是从农场背来的。我们这批新兵临时组建一个营，共三个连队。昨晚，新兵一连乘车直接去市里的营房了，二连被拉到了临近的杜庙村，三连和营部驻扎在石马。我被分在三连二排五班。碰巧的是，我与庞排长和那个“去过济南”的城关兵住在事先划分好的老乡的一间屋子里。城关兵叫刚志华。庞排长睡在一张大床上，我与刚志华通腿睡地铺。虽是地铺，但有厚厚的麦秸垫在下面，再加上我们两个的被褥铺盖在身，比在家里睡觉暖和多了。

    入睡后，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当上了排长，带领全排冲杀在追击敌人的最前面。突然，一发炮弹落下来，正好在我们中间爆炸，全排人员立刻没了踪影。我懊丧得要命。身为排长，还没打死一个敌人就全军覆没，怎么向上级交代，怎么向弟兄们的父母交代啊！正当我不知如何是好时，大家一个个从土里钻出来，全都毫发无损。我们抱在一起笑啊，跳啊，相互捶打啊……被惊醒了的刚志华用脚登登我：干什么来你，当上兵就这么激动，小心范进中举！

    “嗯，嗯，”我翻了一个身，仍然沉浸在美梦中没有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