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两大“诈骗之乡”的犯罪产业说明了什么？

　　魏则喜事件，让人们知道了福建莆田有个医疗诈骗之乡；徐玉玉事件，又让人们知道了福建安溪有个电信诈骗之乡。至于福建或者全国还有多少诈骗之乡，估计随着受害者死亡数量的增加，将会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所谓诈骗之乡，是指诈骗已成为当地人们的主要职业，诈骗金额已成为当地的主要产业，诈骗范围已辐射全国，“诈骗行业”已成为闻名全国乃至世界的著名品牌。

　　刑事犯罪产业化，成为当地一大产业，并且还是主要产业甚至是最大产业，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罕见现象。30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喊创新，虽然迄今为止在人类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创新方面等于零，但是在祸害民众方面的创新却是古往今来堪称第一。刑事犯罪产业化，成为当地发展GDP的主要手段，就是当今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创新”。福建医疗诈骗之乡和电信诈骗之乡就是当今中国刑事犯罪产业化的创新典型。

　　从福建这两大诈骗之乡可以看出，当今中国犯罪产业化的发展，绝不仅仅是民间犯罪的结果，而完全是政府鼓励和保护的结果。事实很明显，福建医疗诈骗之乡事件曝光已经一年多了，8000多家医院多年来诈骗了多少患者，算起来完全是一个天文数字，诈骗金额之大更是难以想象，单就犯罪规模来说，估计能超过全世界黑手党的犯罪总合。可是时值今日，却不仅没有逮捕和枪毙一个官员，甚至连一个撤职的都没有。这次福建电信诈骗之乡又是如此，仅仅一个数人小团伙在教育诈骗这一个方面，警方第一时间查出的诈骗金额就是300多万元，就算全县的诈骗数字仅相当于这个数字的1万倍，诈骗金额差不多也有300多亿，超过全县GDP一半。这个诈骗金额与当地GDP之比，与莆田市差不多。

　　如此巨大的犯罪产业，没有当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是绝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别的暂且不说，单凭黑吃黑就会把当地杀得血流成河。只有当地政府的支持、参与、协调、平衡和主导，如此庞大的犯罪产业才有可能顺利发展起来。所以这两大诈骗之乡，如果放在封建社会，当地官员肯定会满门抄斩；如果放在资本主义社会，当地官员肯定会全体革职问责；如果放在毛泽东时代，则不可能发生；只有在当今中国，这些官员才会悠哉悠哉，安然无恙。

　　这反映了当今中国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今的反腐败，往往只反那些危害官僚集团利益的腐败官员，而不反那些危害百姓利益的腐败官员。不仅福建两大诈骗之乡是如此，全国各地都是如此。在人类历史上祸害百姓方面堪称第一贪官的仇和，对宿迁百姓的祸害绝不亚于日本鬼子，民愤之大也不亚于日本鬼子。可是不仅没有被查处，国家反而专门设置了把“仇和模式”推向全国的专项课题，由厉以宁等国宾级理论大佬挂帅，准备把“仇和模式”变成国家制度。幸亏仇和去年进了监狱，否则整个中国都会被仇和模式变成监狱。

　　所以近年来我们一直呼吁，反腐败一定要坚持两个方面都要反，危害国家的腐败行为要反，危害百姓的腐败行为也要反，甚至更要反。蒋介石反腐失败，就是败于只反危害国家的腐败，不反危害百姓的失败。这是他与毛主席反腐最根本的区别。同样是枪杀妻子的“卓越将军”，蒋介石留下了张灵甫，毛主席枪毙了黄克功。这一留一毙，决定了国共两党的人心所向，天下归属。今天仍然如此，如果只反危害国家的腐败，不反危害百姓的腐败，反腐败就会走向反面，把老百姓逼上国家的对立面。

　　其次，两大诈骗之乡反映了中国在变卖了所有资源之后，开始变卖道德资源，通过发展犯罪产业来刺激GDP增长。对于一个国家来讲，自然资源，劳动资源，道德资源，都是绝不能出卖的资源。世界之所以分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是发达国家强制发展中国家出卖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的结果。只是一个国家仅仅出卖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还有希望获得翻身和崛起的机会，可是一旦出卖道德资源，就有可能沦为万劫不复的亡国深渊。

　　道德资源是一个民族翻身和崛起的最后指望，是一个民族无论如何都不能出卖的最后底线。只要拥有道德资源，一个国家无论经济和武器多么落后都是强大的；相反，即使是经济和军事再先进，也将是不堪一击。被视为天下第一智库的兰德公司，1950年在中美经济技术和军事力量相差天地悬殊的情况下，结论是“中美开战，中国必胜”;可是在今天中国拥有无数让“美国吓得尿裤子”的尖端武器，并且能够在“一个小时之内消灭美国十大航母舰队”的情况下(此类宣传来皆自于无毛党)，兰德公司的结论却是“中美开战，中国必败”。兰德公司前后60多年两个截然相判断的依据却完全相同，都是道德资源。

　　可见，当今中国除了抓紧解决贫富两极分化和官民对立的矛盾之外，一个头等重要任务就是立刻打击和消灭犯罪产业，全面终止伪劣假冒产品和有毒食品，维护社会道德资源，重振民族道德风貌，这是中华民族摆脱和战胜危机和战争的根本前提和基础。谈到这里，就又涉及到了那个老问题——发动群众和废除“猫论”。没有这两条，一切都只能是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