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茶花——悼亡友

       红茶花开了，硕大而且热烈，衬着蜡质的绿叶，更具贵族气。我怕见这茶花，因为淳君死了。

       他死之前的那年，我在他家院子里见到的就是这红茶花，有几十株之多，主杆皆如壮夫之臂，两米来高，红花开成一片。我当时就夸道：真漂亮！他的妻笑起来，对他说：龙生说漂亮那就一定是漂亮了。他说那是当然。几十年了，淳君夫妇就是这样待我，好像我说的就一定不会错，我喜欢的他都可以送给我，就像那盆兰花，开在他夫人单位的院子里，一股暗香飘过来，让我多看了几眼，淳君说这是别人送给他夫人的，来自牯牛降。我说真好。没几天他就给我送来了。他养的一对儿纯种金毛犬生小狗了，我去看热闹，七八只小狗在一个箱子里可爱至极，我抱起三只，对他说，我想要一只，但我一只也舍不得丢下。他说，那就都送给你。

       他是前年往生的，去年和今年每到茶花打苞骨朵时，我都暗自祈望它不要开放，就那个样子下去，就那么的苞骨朵下去，好让我觉得淳君还没走，要是开了花淳君就没命了，因此，千万别开呀！我心里几乎是喊得出来。这就是睹物思情，条件反射，本是多好的茶花啊，在我，则见了就要想起淳君，想起他的死，好教我伤心。所以怕看，再美也不想去看，就是因为淳君生前的最后一年我在他家院落里看到红茶花正开得盛。

       我长淳君一岁，与他同年当兵，那年他才十六岁，好个花骨朵子。大鼻头，细眼，白净，偏高身体，成天笑呵呵。他在师部当放映员，我在连队当战士，我们相距几十公里，有次他主动找到我，因为我们是老乡，在部队里除了父母老乡是最亲的人。从此我们开始了交往，竟倏忽几十年。他问我：你抽烟，六块钱津贴够吗？我说当然不够。没多久，他从合肥跑片回来，给我带来一个西式烟斗和几包红双喜烟丝，说：这个省，我打听过了，一个月只要抽一包烟丝也就够了，六毛钱，比抽烟卷省多了。我装一斗抽起来，啊，那个香气呀，奶油加可可味儿，劲道十足，真是过瘾，即令不会抽烟的人也说好闻。每隔几个月他都给我带几包来，于是我抽烟斗抽了十年，抽的很有名，有些人不知我叫什么名字，只要说“就那个抽烟斗的”。别人都知道指的是谁。

       我提干了，当驭手排长，也就是养马的，每月五十块多，似很富有。他来祝贺我，我问：给你一个选择，你想要什么老子给你买。他想了想，说我想好好吃一顿！我说行。牵了两匹马，扶他跨上去，我带住他的马缰，一路向县城跑去。他高兴地在马背上大喊大叫。回头望，黄尘一片。

       走到县城老街，有个馆子，我下马又把他扶下来，店员跑出来把两匹马从紧挨的巷子里牵到后院去，转身又引领我们到最后一个房间坐下，按现在说法就是包间。他一直傻看着，坐下才说：你老来的啵，熟门熟道地。我说是的，每次就我一个人，到这里打牙祭，一人吃一只鸡一碗肉，因为有这个房间，一个当兵的坐在这里大吃大喝别人看不见，再是这个馆子有个后院，可以把马藏起来。他笑得哈哈的，说你这个狗东西怪鬼的。

       那餐很好，记得有红烧肉，甲鱼，糖醋鲤鱼，白切鸡等。从后窗看得见一个长髯老者在后院杀鳖，淳君隔窗问道：你这个王八多少钱一斤？我一听就觉得要出事。老者看也没看他，瓮声瓮气地说：俺哪来的王八？是买的！八毛！淳君依然没有反应过来，还待要问，我对淳君使了个眼色，轻声说：还不赶快道歉去。他傻里傻气地问：道什么歉？我说当然。他想了想，扑哧一笑，说坏了，读书没读好。赶紧站起来，站在窗前对老者敬了个礼，说：大爷，你老人家别生气，我不是那个意思，是我不会说话，向你老人家赔礼啦！老者转过头看了看他，温和地笑了，说：“你这个逼养当兵的，还没俺孙子大呢，俺哪会生你的气，吃你的去吧！”我也站起来，对老者说：来，大爷，一块儿喝两盅！老者忽地一下站起来，走进屋，接过酒，一仰脖子喝下去，我又斟，他又喝，一连斟了五盅，他咕嘟咕嘟都喝下去，把酒杯往桌上一跺，嘿地一声叫道：快活！转头走了。

      淳君看着我，眼中有种兴奋，说：“龙生，你行！难怪你能当官，我不能，我服！”我对他说：小淳，你狗日的要是像我这样滑头，老子就不会跟你做朋友,你千万别学我。

    跟我结帐的就是那老者，他是这个馆子的老板，戴一副老花镜，一看就不是寻常之辈，只淡淡对我说：俺辛亥年也是当兵的。说着转个话头：你知道你们今天吃了多少肉？我说不知。他说：五斤！红烧肉俺给你们添了四次！

那年秋天我带着弟兄们去一个乡里的粮站晒粮食，白日里摊晒，傍晚收粮检验装包过磅入库。粮食都是自己部队种的，只有晒干才能交国家粮库。那活计很累，单调。所谓乡里也就是一个公社，只一条街上还什么也没有，晚上的日子很难熬。我给淳君打了个电话，叫他来放一场电影。他说他手上什么片子也没有，只有【列宁在一九一八】，都看腻了。我说就那也行。第二天他就搞了辆卡车过来了，跑了一百多公里山路，找到我，见我和弟兄们是睡在粮库的地上，垫着几把稻草，不觉唏嘘，说了句：“一群猪！”接着就干活，撑杆子，拉幕布，拉线，忙得一身汗。公社的干部派了几个人伺候着，也帮不上什么，只是一个劲儿的递茶水。搞完了就喝酒，一桌菜，有鱼有肉，公社书记陪着，说些客气话。放映前公社书记说热烈欢迎本地驻军最高首长讲话！七里八乡来的社员们都鼓起掌来。我不知道他说的是谁，坐在后面看热闹。书记又说了一遍，我看到他和他的那些黑压压一片的社员们回头朝我看，我才意识到所谓本地驻军最高首长指的是我，我吃了一惊，从没有人这样说过我，因为我只是个小排长，怎么也挨不上。但本地根本就没有驻军，不就是我和几十个晒粮的弟兄们嘛。我只好走到话筒跟前，说了几句应景的话，记得说的不怎么样，却博得满场掌声。淳君知道我不想再说什么，赶忙地把电影放起来了。

       从此以后的几个月，我在那个乡里成了名人了，不管谁见了都叫我首长好，谁家有红白喜事，一定要请我去吃酒席，几乎每个来请的的人都说：首长，你在俺这地儿是军头，给俺一点面子吧。我听了好像回到旧社会。但我不能把整个排的人都带去吃啊喝啊，每次带一两人去，换着来，轮下来每个战士都有四五次，这还不算公社隔三岔五的请客。后来见到淳君，他首先说那一顿是他吃招待最好的一顿，比在部队放映吃招待要好多了，乡里就是乡里，好客，给部队放映最多加个炒鸡蛋什么，再也没有地方上的大鱼大肉。我对他说了他走后我混吃混喝的情境，他嘎嘎地笑，说：我该是再给你放几场电影，那你更吃香！不就能把那里的大姑娘挨个儿睡吗？拣好的漂亮的睡，丑的不要。我故作惋惜地说：真是的呢！我怎么没想到呢？他一脸懊丧，好像比我还要感到遗憾，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哎——！下次啵！

      后来他退伍了，不常见，直到我十多年后转业回来我们又常在一起，亲得很。男人就是这样，相识相知相互肯定，气味相投，就是一辈子的朋友，倒也不见得就一定要在枪林弹雨里一起混，再或是同甘共苦之类。淳君一辈子没有做过大官，在一个企业里当工会主席还是副主席，再或什么也不是，我从未搞清也根本不问，只要知道他还是那么快快活活地活着就行。

       四年前的秋天，他得了癌症，胰腺癌，我知道这病的凶险，心里不是滋味。隔年中秋那天，我一个人在乡下的一个屋子里混，正打算炒两个菜，与天上的月儿对影成三人，接到他的电话，开口就说：今天中秋唉，你一个人在山上啵，我来陪你。一个多小时后他带着一家开着车子从城东北方向一直开到城西南靠马鞍山方向找到我，酒菜都带来了，他夫人下厨，他帮我用湿抹布擦净我书架上那一大堆书籍上的落尘，并没有多少话说，我心有不安，觉得他已是一个病人，就不要帮着我干活了，劝他不要干，坐下来歇歇。他快乐地说：有钱难买我愿意。

       那天皓月当空，我心里充满温情。

       几个月后他病故了，也是三月天，红茶花开得盛的时候。他走了一周后我才接到消息，被告知推迟告诉我是淳君的意思。我立刻明白了，因为淳君知道我会是最为他悲伤的友人，他不愿让我看到他走时的样子。几个月后，我找到他的墓，独自站在他的面前不愿离去，走时我大声对他说：小淳！老汉因为至今还活着而感到对不起你！

       今晨我去外间，走过小区那一片开得盛的红茶花，我低着头急急地走过，刻意地不去看那花儿，因为它太像淳君，平实而且华贵。

                                                                                                                                                                            （2015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