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鲜血凝聚的战友情

  当我看到原中国人民志愿军26军77师230团团长张端胜的相片时，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对这位慕名已久的革命烈士端详了许久，沉思了许久。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今天，我们在没有战争硝烟，一派和平的氛围里生活，这是张团长和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由这张相片，让我回想起20世纪70年代的往事。1973年，我当兵满3年有探亲假了，一个秋高气爽阳光普照的日子，我背上挎包，里边装着给父母的土特产，兴高采烈地回家。父亲刘乃晏在26军工作，我从部队回莱阳26军军部，轻车熟路，一进家门，习惯性向母亲报告：“妈，我回来了”。母亲坐在客厅里，轻声嗯了一声，我仔细看了看母亲，她神色有些憔悴，有些凝重，好象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发生过，我不敢问什么，静静地坐下来。停了一会，母亲象是缓过劲来，轻声告诉我：“张团长爱人小张前天来家里看你爸爸了。”当时我有些莫明，忙问母亲：“哪一个张团长？”母亲告诉我：“抗美援朝时，张团长和你爸爸一个团的，牺牲在朝鲜。他爱人小张一见到你爸爸就哭起来，我也跟着掉眼泪了，心里很难受，好几天没缓过劲来”。母亲说着说着，又掉下了眼泪。母亲是不轻易流泪的人，我第一次见到母亲流泪，心里也跟着难过起来。一起和父亲上朝鲜的张团长牺牲了，二十年多了，我才知道，真是不幸。过去，父亲的部队经常换访，工作很忙，很少回家。他即使回家，也是匆匆而来，又急忙赶回部队，基本上不谈工作上的事，连他战争年代五次负伤也没有向我说过，我只如道他是一个残疾军人。所以，没有听父亲说过張团长牺牲的事情。今天听到这个消息，我在想，战争年代，父亲和战友们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父亲看到了胜利的这一天，而他的战友张团长却牺牲了。她爱人来部队找我父母，是带着悲伤来的。她看到一起赴朝鲜的战友，我父母回来了，她爱人却牺牲了，她心里一定不是滋味，非常难过，而我父母，失去了并肩战斗的战友，心情也不会好受。我虽然不在现场，经母亲这么一说，脑海里立刻浮现出，张团长爱人见到我父母哭泣不已的画面，这幅思念张团长的画面，久久不能散去。

那个时候，我只知道我父母都去过朝鲜，参加过二次、四次战役和平金淮阻击战，战争是残酷无情的，和父母一起入朝的战友，有许多牺牲在朝鲜。母亲对我这么一说，让我记住了张团长。

后来，父母几次对我说起张团长牺牲在朝鲜的故事，让我懂得：山河无恙、家国安宁，热爱和平、珍爱生命的意义。我们不能忘记张团长和无数革命先烈们。

关于抗美援朝，父亲留下一些手稿，我进行了整理。抗美援朝期间，父亲时任志愿军26军77师230团政治处主任，和张端胜团长、张锡正政委同在一个团。志愿军26军77师230团赴朝鲜作战和张端胜团长牺牲前的一些细节，父亲在手稿中有比较翔实的记述。

    张团长和父亲一起受领了抗美援朝任务

1950年9月，26军从上海奉贤县换防山东，驻扎在滕县大坞地区集结待命，同时，受领了抗美援朝的作战任务。任务下达后，26军77师进行了部队建制扩编，组建了炮兵团和工兵营，下辖229团、230团、231团、炮兵团、师直工兵营、警卫连、通信连等，全师达到齐装满员。1950年10月，按照上级要求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77师。10月29日，朱德总司令员在陈毅等首长陪同下，专程到曲阜接见了9兵团团以上干部，张团长、张政委和父亲一起聆听了朱总司令员的形势报告。

张团长和父亲一起从吉林临江到达朝鲜

1950年11月16日，张团长、张政委和父亲带领230团乘火车进入吉林省，在临江市下车。临江市就在鸭绿江畔，与朝鲜隔江相望。11月19日下午，伴随着夕阳的余晖，张团长和父亲带领230团从临江开始出发，肩负着使命，马不停蹄地到达了临江对岸，来到了朝鲜的国土上。230团经过一夜急行军，进驻土城洞一带。部队在此驻扎6天，主要是补充弹药、食品和冬服。

张团长和父亲一起参加了长津湖战役

长津湖战役也叫第二次战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1月7日至12月24日，将美国及其侵略军，诱敌至于预定战场后，对其突然发起反击的战役，此役彻底扭转了朝鲜战局。“联合国军”兵败于西部战线的清川江西岸和东部战线的长津湖畔，被迫放弃平壤、元山，分别从陆路、海路退至“三八线”以南。

    张团长和父亲率230团于1950年11月下旬开始投入长津湖战役，至12月10日退出战斗，历时半月余。

战役前，朝鲜东线美7师已抵惠口，逼近鸭绿江边，由元山登陆的美5师随后跟进。美陆战1师沿咸兴向北进犯。我20、27军已歼灭陆战1师一部，我26军奉命赶往长津湖参加围歼美陆战1师的战斗。

张团长和父亲接到战斗命令，当时团政委张锡正生病留在后方，没有参加长津湖战役。当时我军没有制空权，张团长和父亲带领230团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经过9天急行军到达作战位置。一路上带的给养根本不够吃，父亲饿急了，在雪地里摸出鸽子蛋大小的土豆，冻得硬邦邦的在腋窝下热热吃了，父亲劝张团长吃点充饥，张团长摆摆手示意不敢吃，他有胃病。

1950年11月25日，230团奉命急速南下参战，准备攻歼退缩至下碣隅里地区的美第10军主力陆战1师。经过急行军，77师先头部队于12月1日抵至西德里、长津湖一带，此时，美陆战1师全部及美3师一部，已被20军、27军包围于下碣隅里、新岱里、柳潭里地区。

当时230团在长津湖作战，父亲在手稿里是这样记载的：“1950年12月6日，我们志愿军26军77师230团进入作战地区一一赤浦洞一带，当日夜晚便仓促投入战斗，即惨烈的长津湖战役，长津湖作战，打得相当艰难、惨烈。”

230团参加攻占下京里的战斗。父亲是这样记载的：“1950年12月7日下午，我团接到师部命令，晚上8点和兄弟部队一起攻击下京里。我们团2、3营各为一路，从京下里西北角向下京里村守敌发起攻击。接到任务后，我和政治处的同志，根据战役部署精神，迅速开展了部队思想政治工作。我们政治处的同志一起商量了几条对部队作战动员的内容，并分头去营、连进行传达。战前，我一个人向6个营连单位进行了战前动员。

我们团指挥所，位于京下里西北约一里地的山坡一块大石头后边，冻土挖不下去，只是把积雪铲去，借助石头搭了几个树枝，算作指挥所，副师长董毓湘、团长张端胜和我，还有作战股的两位同志在团前线指挥部。

战斗打响了，非常激烈，异常残酷。副师长董毓湘（曾任江苏省军区正军级顾问）在团前指，不停地催促部队：“坚决打，快速打，坚决消灭敌人。”团长张瑞胜非常着急，不时询问部队进攻情况，副团长肖学乾在前线不断打电话汇报情况，一会说敌人火力强大，工事完备，不易攻破。一会说我军重机枪打不连，许多步枪也打不响，因为天气寒冷。一会又说部队伤亡很大，几个营、连干部相继负伤。部队激战一夜，数次进攻未果。2营伤亡殆尽，3营只剩下一个半连。敌人的炮弹爆炸声不断在山谷里回响，敌机在空中嗡嗡乱叫，我和团前指的几位领导又急又冷又饿，还得指挥部队作战。

打到天亮，上级命令停止攻击，原地与敌人对峙。美陆战1师遭我3个军打击，加之冻伤等原因，伤亡惨重，18000多人，仅剩3000多人，已无力继续抵抗，余敌于12月8日中午12点，在百余架飞机和坦克掩护下，向古土水方向突围。我们团发扬不怕困难，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在弹药、补给供不上的情况下，紧紧追赶逃敌，穷追猛打残敌。”

张团长率领部队攻打下京里的战斗，我看到有人撰文这样写道：“张端胜团长亲率2营对下京里守敌连续发起4次进攻，终因敌空、炮火力过猛，2营伤亡过半。许多战士是在敌人工事前的五六公尺处，手榴弹还握在手中尚未甩出就阵亡了。”

230团攻占下京里后，父亲记载：“12月8日下午1点半，我军占领下京里，但部队战斗力已经严重削弱，加之美军机械化行进，我军徒步行军，实在无力追赶残敌了，只能眼睁睁看着机械化装备的美军，在飞机、炮火掩护下向南溃逃。”

      230团和兄弟部队未能全歼古土水的敌人。父亲记载：“美陆战1师为突破我军包围，向我军实施猛烈的航空兵火力和炮火打击，敌3000多人、汽车400多辆，在百余架飞机和坦克支援下从下碣隅里开始向南突围。77师接到26军急令，将敌人包围全部消灭。但部队经过9天行军，战斗力已经大打折扣，再加上仓促出击，我军装备比美军差一大截子，只能给敌人重创，没有汽车、装甲车追赶敌人，这一仗未能达到全歼敌人目的。

我们230团7连在攻击下碣隅里敌人机场时，遭敌人火力打击全部壮烈牺牲。229团多次攻击敌人未能奏效，伤亡惨重。美军依仗机械化和装备技术上的优势，撕破包围圈，向南逃往古土水，与该地守敌会合。

1950年12月9日，77师组织229团与敌激战，但该团仅剩不足百人能参战，而且体力严重不支，未能对古土水之敌形成合围全歼敌人。

    张团长牺牲以前，父亲专门去看望了他

  张团长因战负伤后，父亲抽空专门去探望了他。父亲在手稿里记载：“在黄草岭期间，我除了做好伤员收留和护送工作外，抽空去看了看我们一个团的战友，因战负伤的230团张瑞胜团长和生病的张锡正政委。

  天不亮，我和警卫员小伊就出发了。40多里路，一路下坡，我们走得挺快的，没觉着累，早早就到了医院。张锡正政委随部队在赶往长津湖围歼美陆战1师的急行军途中，体力不支累病了。他见到我很高兴，特意给我煮了一锅米饭，我和小伊一分为二。我吃完后没觉着饱，因为肚子里没有一点油水。我问了张政委的病情，问题不大，我就放心地离开了。

  当我走进张端胜团长地堡时，发现他奄奄一息了。他是在长津湖战役中，带领部队追击敌人时，因数日没吃上饭体力过弱，过封锁线时动作迟缓，腹部被敌人的炮弹炸伤的。医院告诉我，张团长伤情很重，顶多只有两三天的时间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情沉重地赶紧走到团长身边，我的耳朵靠近他的脸部，才能听到张团长模模糊糊的微弱的声音。他握着我的手，告诉我：“我不行了，不要告诉小张(张团长已怀孕的爱人)。”我听到团长和我别离的话，心里非常难过，我们在一个团，同时入朝作战，眼见着团长就要离开我们，我因为有任务不能守在他的身边，只能强忍着泪水，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张团长。

  我又顺道去看望了我们一个师的战友，因战负伤的229团副团长刘学山，（1968年，他任26军77师师长，我任政委），他只是脚负伤了。刘副团长给我端来半锅饭，我非常饥饿，端起锅来就吃，我也不知道我究竟能吃多少，反正就是总觉着吃不饱，入朝以来基本上没有吃过一顿饱饭。”

 据父亲记载：“两天以后张团长牺牲了。他是26军入朝作战牺牲职务最高的领导干部之一。”父亲告诉我：当时我军医疗条件很差，就地抢救，做不了大手术，特别是内伤，向后方转移，输送条件又不具备，没有直升机，靠汽车也不行，美军空袭随时可以将其击毁，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伤员就这样不治而亡的。张端胜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20名团长之一，年仅34岁。

  张端胜团长爱人张阿姨和儿子

  李中元团长和父亲在危险处境中幸获生路

  张端胜团长牺牲以后，229团团长李中元调到230团任团长。在第五次战役中，父亲和李团长又遇到险情，他们于危险处境中幸获生路。

  父亲记载：“1951年4月22日，我团奉命参加了第五次战役部分战斗。

  敌人遭我军打击后撤退了，我团的主要任务是歼灭逃跑敌，我们沿公路猛追逃敌，当夜追击60余里，向退缩至佛舞峰的美25师24团发起攻击。

  下午5点，我们向佛舞山集结运动，敌人用猛烈的炮火企图阻拦我们部队前行作战。我和团长李中元(曾任内长山要塞区副司令员)，带领参谋、干事、通讯员等十几个人，冒着敌人的炮火奔向团前指。我们拼命跑了一里多路，冲过了敌人炮火封锁区，其中有两三个人受伤。来到团前线指挥所不久，接到1营报告，敌人似要逃跑，李团长决定去1营组织部队围歼敌人，宋副团长留在团前指。

  李团长、孟参谋长和我，还有几名参谋、通讯员等人，从团前指所在地下山去找1营。我们冒着枪林弹雨，翻过了一座山头，来到山谷里，山上山下全是树林，没有道路可走了，此时天也黑了。敌人向山谷里不停地发射大量的炮弹，整个山谷都被炮火覆盖，不仅什么也看不见，而且被呛得睁不开眼睛，喘不过气来，每吸一口气，都有浓烈的苦辣味，喉咙干涩，说话困难。从此以后，我患上了口腔溃疡、过敏性鼻炎。几十年以后，直到现在也没有治愈。美军惨无人道，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燃烧弹、细菌弹等，许多志愿军将士深受其害，我们志愿军一位军长因细菌弹感染而牺牲在朝鲜战场上。

  如果再向南走，非常危险。山谷的出口已被敌坦克火力封锁，如果避开山谷出口选择爬山，山高路陡，爬过去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

  这么长时间，我们找不到部队，与部队失去联系了，怎么办？李团长是一员战将，作战勇猛不怕死，想带领我们几个人冲过山口去找1营，我们试了几次想过去，但敌火力封锁很严，根本冲不过去。对此，孟参谋长一言不发，大家都很焦虑，也一筹莫展。我考虑到我们继续去找1营，难度太大了，想在敌炮火下通过山口，生还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再说我们离开团指挥所，很长时间与师指挥部和部队失去联系了，再这样下去会贻误战机。因此，我向李团长建议按原路返回团前线指挥所，与上下取得联系，组织部队战斗。李团长立即同意了我的想法，并说：回去以后让我向师指汇报我们为什么不能去找1营了。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快速返回团指挥所，与师指挥部和部队重新取得联系，继续组织指挥部队投入战斗。同时，按照李团长的交代，我如实向师指77师政委魏伯亭（曾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报告了为什么不能去1营的原因。魏政委强调，保存有生力量，避免无谓牺牲，这样做是对的。听到政委这个答复，我和李团长放心了。

 其实我明白李团长的心思，第二次战役结束以后，77师进行了第二次战役工作总结，进行了评功评奖，对作战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对作战失职、渎职人员给予处分。上级对部队战场纪律要求非常严格，我们团有的同志因为有病没有参加上长津湖战役，都要受到处分，所以，大家都怕戴上“怕死”的帽子。”

  父亲在手稿里有这样的记载“第四次战役动员工作，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不恰当的要求，如打好翻身仗，抹掉脸上的灰尘。有的口号过分强调了与阵地共存亡，如人在阵地在，人不在阵地也要在。这些口号，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使个别干部战士产生了偏激的想法，其结果是造成了我军一些不应有的损失。我团3营8连副指导员王永顺，带领1个排打防御阻击战，原本是完成任务后，就可以撤退了。在两翼部队全部撤出以后，他还不撤出，仍在坚守阵地，结果被敌人三面包围，至此，他不是想办法积极突围，而是向战友们喊道:同志们，为了祖国和朝鲜人民，我们在此光荣了吧。战士们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跟着王指导员，与敌人激战4个多小时，大量杀伤敌人。最后，王永顺和这个排全部壮烈牺牲在阵地上。后来，我们部队许多领导接受这些血的教训，把与阵地共存亡的口号改为服从命令听指挥，不再空喊人在阵地在，人不在阵地也要在的口号，使部队有了正确认识，扭转了违反客观事实的“左倾”现象。以后，部队在战斗中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这个故事，父亲和我讲过几次，假如那一次父亲和李团长非要做出不怕死的壮举，冒着敌人炮火硬要冲过去，全体人员肯定是为国捐躯牺牲在敌人炮火之下。后来我和李中元司令员的女儿李春雷说起此事，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如果当年他们硬冲过去，肯定都牺牲了，就不会有我们了。

  我父亲和李中元、张端胜，都是鲁中军区的抗战老兵，从抗战开始，他们不知打了多少仗，张团长牺牲了，我父亲和李中元，还有许多老革命，出生入死奋勇杀敌，不知道死里逃生多少回了。

  张团长和父亲是浴血奋战的老战友

    张端胜，山东淄博博山区人，1939年2月参加八路军，在山东纵队第一支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父亲刘乃晏，山东临沂沂南县人，1940年8月参加八路军，1942年入党，在山东纵队蒙山支队。在鲁中，他们共同参加了抗日战争。1946年，张端胜和父亲同在鲁中军区9师，张端胜先在25团、后在27团，父亲在26团，后来他们同在8纵23师、26军77师，共同参加了淄博保卫战、章丘、埠村战役、安丘战役、孟良崮战役、菏泽土山集战役、沙土集战役、开封战役、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仅举一例，1948年6月，在解放开封的战斗中，张团长和父亲所在的8纵23师68团攻打开封南门，时任68团政治处组织股副股长的父亲随68团指挥所指挥攻打南门，父亲在攻打南门战斗受伤，68团3营营长张端胜率3营浴血奋战5昼夜，攻克南门，他们共同为解放开封立下战功。

  1950年11月，张端胜和父亲同在志愿军26军77师230团，跨过鸭绿江，共同参加抗美援朝。遗憾的是，张端胜团长在长津湖战役中光荣牺牲了。

    张团长在26军英模代表大会上受到隆重追悼

   26军于1952年5月在朝鲜完成作战任务后凯旋回国。不久，26军召开了第二届英模代表大会。父亲参加了这次大会。据他记载：

 “我们军在抗美援朝19个月的艰苦奋战中，各行各业涌现出大批英雄群体和个人，军党委决定召开我军第二届英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英模、功臣代表600余人。我们77师按照军的要求认真准备，选派战士二等功以上，排以上干部三等功以上及师、军批准的三等功以上的班排代表共130人参加了大会。”

  经大会选举，并报请志愿军和兵团领导机关批准，授予一些单位和个人以荣誉称号，父亲说：“我们230团的荣誉称号有：

   1营2连荣获“鸡雄山阻击战斗英雄连”。

   1营2连副排长王兆才荣获“一级人民英雄”称号。

   1营2连排长宋兰君荣获“二级人民英雄”称号。

   1营2连荣立集体一等功，涌现出44名功臣。

   26军英模大会期间，对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为保卫祖国，保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光荣牺牲的230团团长张端胜同志、76师炮团政委孙洪琰同志、军特务团副团长寇排贵同志、77师后勤部长赵燕同志、78师炮兵团参谋长社永福同志、“一级人民英雄”77师侦察连连长陈德忠同志等革命先烈们，举行了庄严隆重的追悼仪式。”

  如果张团长九泉之下，知道国家和军队没有忘记他，他的部队230团和26军所属部队后来在四、五次战役中打得很出彩，特别是历时十个半月的平金淮阻击战中，77师230团1营2连在鸡雄山阻击战中一战成名，被志愿军总部命名为“鸡雄山战斗英雄连”，张团长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近年来，我和爱人及家人在部队干休所陪伴父母，母亲的记忆力严重衰退，但张团长牺牲的故事，在她心里刻骨铭心，她时常说起张团长牺牲的故事，每次说起，父亲眼神顿时黯淡下来，可以看出来，父亲失去浴血奋战的战友张团长，心里很痛，我们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2020年10月24日，父亲和母亲，这一对抗美援朝老战士，同时受领了国家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纪念章，这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给予抗美援朝老战士的崇高礼遇。

  这枚纪念章，象征着革命前辈们用生命和鲜血凝聚的战友情永存。

  看着这两枚鲜血凝铸、熠熠生辉的纪念章，母亲又对我们讲起:“你爸爸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们又一起参加了抗美援朝，和你爸爸一个团的张团长就牺牲在朝鲜。我们能活着回来，算是命大。我们活着，国家没有忘记我们，给我们发了纪念章。要是张团长活着，也能发给他。”

  我的父母和他们的战友，是用生命去参加战争的，面对残酷的战争，随时都有失去生命的可能，但他们义无反顾，参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他们的战友，有的牺牲在朝鲜，他们是幸运的，带着胜利的希望回到了祖国。

  我想，我父母同时领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纪念章，不仅是对生者，也是对张团长以及所有牺牲的志愿军烈士们最好的纪念。

  张端胜团长儿子

  张团长爱人张阿姨和儿子，四十多年了，没有你们的一点音讯，你们还好吧。

  于祖荣提供张端胜团长和爱人张阿姨、儿子相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