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刘乃晏生长在沂蒙山区,战斗在沂蒙山区,抗战时期,他和山东纵队后来鲁中军区的许多战友不畏艰难,百折不挠,英勇战斗,留下许多红色的战斗故事。
6、艰难的归队
1941年父亲在沂蒙山区反“扫荡”斗争中,先后两次与部队打散,信念不移地坚持找回部队。
父亲第一次与部队打散后,艰难地找回部队,这是他不满17岁,于1941年11月上旬在反“扫荡”斗争中发生的事情。
1941年11月,侵华日军调集第10军团主力和第22师团3个混成旅团以及伪军53000余人,由日军侵华总司令畑俊六坐镇临沂督战,日军山东管区司令土桥中将指挥,对我沂蒙抗日根据地发动了“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日军5万余人,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一直持续了约有3个月。在残酷激烈的反“扫荡”斗争中,鲁中根据地党政军民付出重大代价,人口减少 70 万,村庄减少 2000 多个,八路军主力部队减员三分之一以上。
面对凶险的环境,父亲和我说过几次,当时,我军部队里也有人认为,天下是日本人的了,部队里有些人叛逃或开小差了。但他和许多战友始终没有离开部队,即便战斗中掉队了,也要找回部队。
在反“扫荡”斗争中,他为了掩护部队和战友撤退,一个月内两次与部队失散。这个故事充满凶险和悬念,他向我们家人讲过多次,已深深留记在我的脑海里。
本文先说父亲第一次失散后找回部队的故事。
父亲对这次失散,历经六天又找回部队,有详细的记载:“1941年10月底开始,日军对我沂蒙山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
对日军的这次“扫荡”,我们蒙山支队是有所准备的。我当时在山东纵队蒙山支队2营5连。战前,部队普遍进行了动员,作了必要的武器弹药等准备,每人发了一斤馒头。敌人“扫荡”不久,我们就往山里转移,经过一天的行军,黄昏时我们在蒙山东麓的一个村庄驻下。
次日早晨,我5连8班副班长带我和另一名战士去村南高地换岗。按上岗的次序,我知道我该上岗了,可就是不想起来,可能是太累了,好像地上的铺草有什么吸引力似的,带班的同志催了好几次我才起来。
深秋的天气,有了几分凉意,我穿好军装,和另一名战士随副班长出了村,向西南走了大约四五百米,上了一个小高地。不知是谁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真冷啊”。深秋的西北风的确有些凉。
交接完岗位,我们拿着枪,趴在低洼处。副班长叮嘱我们:“天亮了,注意东边、南边的情况”。我们每个人都密切注视着前方,四周很静,只有西北风的呼啸声和远处传来的鸡叫声。那位战士不慌不忙地报告:“副班长,东边好像有情况”。我们立刻瞪大眼睛注视着,接着我们几个人几乎是同时发现,敌人从东、南方向正在逐渐包围我们连队住的村子,敌人的战刀、刺刀映着晨曦闪闪发光。敌人来了,副班长立即向村里部队发信号,打了一枪,并命令我们准备战斗。
枪声一响,敌人跑步向村子包围,并有一部分人向我们的哨位冲过来。顷刻,我们连队人员从村子里跑出来,迅速向西北撤去。敌人马上从东、南方向我们发起攻击。我们打了几枪,扔了几个手榴弹。“撤”副班长一面说,一面顺向西北的一条小沟跑下去,我们随后跟上。很快,敌人占了我们的哨位,用火力向我们射击,我们只顾拼命地快跑。
寻找部队的第一天
我们一起跑了二三里路,停下来缓缓气。看样子敌人没有向我们追击,枪声也稀疏了。我们和部队打散了,那位战士问副班长:“我们到哪里去?”副班长说:“部队向西北去了,我们到西北方向去找。”
我们走了一段路程,饭没顾上吃,口很渴,只是趴在河沟边上喝了几口水,冰凉的水,但很解渴。翻过几座小山头,爬上了牛皮岭。这是蒙山东麓的一个高地,我们隐蔽在茂密的马尾松林里,监视着山下敌人的活动。这里地势比较高,敌人在附近村庄、大路上的活动,我都可以看见。
到了下午,副班长乘我们不备,弃枪逃跑了,剩下我们两个人和三支枪。当时对敌斗争异常残酷,意志不坚定者开小差的,时有发生。我们怎么办?我正在发愁,和我在一起的战友,因我记不得他的名字,所以只能在文中叫他战友,他对我说:“副班长跑了,你负责吧。”我说:“你负责,我在连队的时间短,还是你负责吧。”他说:“你是学习小组长啊。”我们让了一阵子,他无论如何也不接受我的提议。我问他:“你看现在我们该怎么办?”他说“等天黑了再说。”
我当时17岁,这小小的年纪,真不知道这责任怎么负啊?营特派员曾经告诉过我,我们班的正副班长都不可靠,现在副班长和我在一起的时候逃跑了,我回去怎么向特派员交代?刚才日军来偷袭,我们连去哪里了?伤亡大小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一阵忧虑、焦急涌上来,让我坐卧不安,我像一个离开娘的孩子,觉得没有了依靠,心急如焚。
副班长逃跑前曾经问过我:“这里离你家有多远?”我回答他说不远,他说:“我们把枪插下(即掩埋),去你家躲几天吧。”我不假思索地说:“那不成逃兵了吗?”副班长见拉不动我,不再说什么了。
真没有想到副班长乘我们不备,竟然逃跑了。这件事让我心绪不宁、坐立不安,我反复在几棵大树之间徘徊着。
停了一会,我躲在一个隐蔽处,看看远处,看看近处,观察敌人的活动,搜索我们部队的踪迹,此时,只听见远处有枪声,但看不见我们部队的影子。
突然,我发现前边不远处地上有一摊血迹,我约上战友顺着血迹往前找。
走了约百把米,发现一位着便服的伤者在一块大石头前面躺着。我走近一看,伤者是一位农村青年妇女,她看见我们,有些惊慌。我们对她说:“你不要害怕,我们是八路军。”这地方是我们的根据地,一听是八路军她就放心了。她的小腿被日军打伤,是贯通枪伤,不严重,进口与出口的距离很近,但流了一些血,她面色蜡黄,冷的她全身在发抖,上下牙齿打得哆哆直响,不断地呻吟着。
战友安慰她说:“你不要害怕,伤得不重,没伤到筋骨,养几天就好了。”我对她说:“给你点布,你自己包扎吧。”她说:“我怕疼,还是你给我包吧。”我从背包里取出洗好的一件破上衣,撕下一块,递给战友,他按平时学的包扎方法给她包好。
她告诉我们说:“我没等天亮就叫鬼子打伤了,一天没吃,没喝,又饿又渴。”听她说完,让我们很为难,因为我们有规定,没有命令不准动备用食品,我略加思考后,决定给她一个馒头,我只有四个,战友提醒我说:“这可要挨批评啊。”我说:“是啊,可救命要紧。”前天下午,我们每人发了一斤馒头,连长规定,没有命令不准吃,我们饿了大半天也没敢动,可是救负伤老百姓的命要紧,我怎么能不给她呢。
太阳快要落山了,周围的枪声慢慢停了下来,山村里的敌人也陆续回去了。我让战友扶着伤者,我在前边,向山西北角一个村子走去。
在路上,我们又碰到了两位掉队的战士,一问都是蒙山支队的,一个是我们连一班的,一个是兄弟连队的。一个叫杜玉贵,一个叫高顺德,他们也是早晨被敌人冲散的,部队到哪去了?他们也不知道。我们互相介绍之后,他们想和我们一起行动,此时,我们已经是四个人、五支枪了。我们四个人一起行动,人多力量大。
在我们接近一个村子时,村子里来了三个人,见到我们说是来找这位伤者的。我们停下来,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可能是伤者的亲人,伤者向他介绍了我们给她包伤,自己舍不得吃的馍馍给她吃了,又把她扶到了这里。年轻人听完以后没有说话,直接跪下来就给我们磕头,我们把他拉起来,他一直在向我们道谢。我对他说:“这是我们八路军应该做的事情。”年轻人对伤者说:“白天鬼子在村子里,我不敢来找你。”接着,我们一起进了村,迎面又来了五六个人,其中一个首先问:“伤的怎么样?”伤者一时说不出来,另一个人向我们介绍说:“这是我们的村长。”伤者说:“幸好,我碰到了这些八路军同志,给我包了伤,还……”村长说:“谢谢八路军同志们。”村长接着问:“你们准备到哪里去?”我们告诉他,我们是今天早晨和部队失掉联系的,要去找部队。村长说:“先到村里吃点饭,打听一下再走也不迟。”我们大半天没有吃饭了,肚子也饿了,他带我们进了村。
这个村子不大,约有六七户人家,房子让鬼子烧了一些。村长把我们带到村头两间空荡荡的房子里,吩咐一个人去弄饭给我们吃,我们乘机抱枪依墙而坐,休息一会,很快有的人发出了鼾声。我却睡不着,在思索着怎么去找部队。
我正在想着,村长突然出现在房门外边对我们说:“吃饭吧,屋里黑,外边亮堂点,出来吃吧。”随后来了三四个群众,他们手拿着开水,煮地瓜,还有几张煎饼。村长歉意地说:“好歹吃点吧,没办法,吃剩下的你们带上。”我们几个人几乎是一起说的:“谢谢你,这就很好了”。我劝同志们尽量吃地瓜,剩下的煎饼带着路上吃。
我们吃完饭后,群众把盆碗收拾好带回去,村长陪着我进屋,我问他:“打听到部队的信了吗?”他说:“问了好几个人,都说早晨见到咱们的部队往西去了,可就不知道是上哪去了。”村长点上了袋烟,吸着烟锅吱吱响,停了好久,村长在地上磕了磕烟袋,又吹了几下,他用商量的口气说:“我看你们先在这里住下,等打听到部队下落再走吧。”我略加思考之后说:“不行,我们今晚得走。”村长长叹了一口气说:“现在到处都是鬼子、汉奸,你们可要小心。”我说:“村长,请回去休息吧。我们休息一会儿就走。”村长说:“不过天亮之前你们得离开村子,说不定天不亮敌人就来了,就是夜间也不要回村。”
村长又问我:“同志,你看着敌人扫荡能扫多长时间?”我对村长说:“敌人扫荡刚开始,要打算的时间长一些。告诉乡亲们,我们一定要粉碎敌人的扫荡。我们大部队只是暂时离开这里,以后会打回来的。”最后村长说:“我回头给乡亲们说说,你们几个要找不到部队,就再回来,我走啦。”
告别了村长,我们休息了。我思来想去,怎么也睡不着。思索着:到哪里去找部队?找不到怎么办?我一点睡意也没有,走出屋子向四周看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只是北面南面时有冷枪的声音传来。不一会,我进屋把大家叫醒,商量了一阵子,统一了思想后,出村向西走。
崎岖狭窄的小山路很难走,西北风吹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难受,我们静悄悄地向前进。
大半夜的,我们走了十来里路,天快亮了,为了安全,我们只好找就近的山上去隐蔽。还算好,我们带着吃的,没有饿着。
寻找部队的第二天
我们在山上一点也不敢懈怠,一直注视着敌人的活动,白天敌人只是在村子里窜来窜去,没有上山来搜索。
太阳落山以后,山下村子里很平静。我们开始下山,边侦察边进了小山村。
村子里很寂静,进村后过了好几个街巷,发现在村头坐着一位老人,他告诉我们,村里人都在山里躲着。当他知道我们的来意后,执意要带我们去山里找村长想办法帮我们找部队。我征得大家同意后,跟随老人一起去山里。
老人带我们来到一个小山洞,小山洞里挤满了人,老人吩咐点起松柴,招呼我们进去,然后挡好洞门。小山洞不大,里边有十几个老乡,挤得满满的。老人吩咐先给我们烧开水,做饭,并差人去请村长过来。
我们喝着开水,乡亲们围过来问鬼子“扫荡”,我们何时反“扫荡”等等。不一会,老人喊了一句:“闪个空,把饭端来吃着说”。我们知道群众在山里很困难,我们自己带的饭还可以吃两顿,我就说:“大爷,我们有饭。”老人说:“你们带的那点东西留着救急吧,这鬼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呢。”许多群众捂着热气腾腾的熟地瓜往我们手里塞,“快吃吧,吃完就睡在这里。叫村长明日出去打听部队的消息,你们再走也不迟。这比你们到处跑方便。”老人边吸烟边说。
我们吃完饭,村长来了,这是一位四十出头的中年人,很热情。他说:“你们今晚就住在这里,天亮以后我找人去西边打听部队的消息。你们放心睡吧。周围都有我们的人站岗,敌人不管从哪里来我们都知道。一有情况就告诉你们。”村长这么一说,我们就放心了。我们四个人商量,我们上半夜休息,下半夜再轮流和群众一起放哨。我们正要休息,一位姑娘指着战友小王的被子对小杜说:“同志,披着这个,脱下棉袄我给你缝缝。”小杜腼腆地说:“不用,我自己会缝。”一位大娘说:“快脱下来吧!我眼神不好,让这孩子给你缝,也好挡挡风。”大娘说完,放在我们面前一些旧布,对我说:“穿上吧,看你这脚裂这么长的口子,都出血了,这冬天还长着呢。”我说:“谢谢你,大娘,你留着用吧,我们不冷,已经习惯了。”“穿上吧!她不是外人,她的孙子也是八路军。”村长催促着说。坐在一旁的大爷说:“唉,这同志还穿着单裤,这一冬的罪可怎么受呀。”
军民围坐在一起,说了一阵子后,大爷催我们睡觉了。
约莫半夜前,我起来到外面去查看情况,换岗的小伙子带我去哨位上看看。深夜很静,我在几个哨位上走了一圈后,回到小洞里,叫起另一位同志和群众一起放哨。
这一夜过得很快,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吃了饭。不久,就听到了东边有枪声,顶多有两里路远。大爷不慌不忙地说:“我约莫着,这枪声不是在瓦谷峪就是红花峪,大伙准备一下,看看敌人往哪里去?”红花峪位于费县。
过了不大一会,山下村子里就着起火来,火越烧越大,整个村子都燃烧起来了,浓烟遮日,烈火冲天,敌人在烧老百姓的房子。
面对敌人的疯狂作恶,我们四个人商量了一下,为了保护群众,决定打敌人一下,把敌人引开,免得在村里继续作恶。我对战友们说:“我们顺着这条沟下去,出其不意打它一下。”三个战友正要跟我一起去。大爷连忙阻拦我们说:“他们家把式(武器)好,人又多,不能去吃这个亏。”我恳求地说:“大爷,我们注意安全就是,吃不了亏。你就让我们去吧。”一位年轻人接上说:“给我一个手榴弹,我跟你们一块去,这条路我熟。”大爷又说:“不行,谁也不能去,不能冒失,让鬼子烧吧,不就几个空草房吗,咱山里人有草木有石头,还怕没房子住,只要小鬼子搬不走蒙山,胜利就是咱们的。”许多群众都异口同声把说:八路军同志不能去。
在群众的劝阻下,我们放弃了打鬼子的计划,但我们一直在观察敌人的动向。这群无恶不作的小鬼子,一直折腾到中午才离开村庄。
太阳正西时,我们正在和群众议论如何对敌人开展斗争,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得正热闹的时候,村长带着听探部队消息的老大爷来了。老人说:他先去岭后他的亲戚家,又去了行李沟、付家沟等村,才打听到梧桐沟有咱们的部队。 我问:“知道是哪一个部队吗?”老人摇头说:“不知道”。我说:“不管是哪一个部队的,只要是咱们部队就行。”我下定决心,带战友们去梧桐沟找部队,梧桐沟位于大青山西麓山凹处。
听说我们要去找部队,村长马上交代说:“早点做饭,让同志们吃了好走。”一个姓高的小青年说:“爹,我也跟八路军走。”村长劝说:“高大娘前天被进村鬼子杀了,可高大爷还病着,你在家好有个照应,等高大爷病好了再去部队参加八路军也不迟。”众人又劝了他几句,小青年才勉强答应暂时在家照料他爷爷。这时,站在我旁边一位约有二十岁多的小伙子说:“我去当八路,给我娘报仇。”村长凑近高老汉跟前问:“高大哥,你让他去?”高老汉深思片刻说:“你让他去吧,给他娘报仇,打鬼子是正事。”几个青年嚷嚷着要去当兵,我对他们说:“要当八路军,打鬼子这是好事,可现在我不能带你走,我们几个人是掉队的,还不知道哪一天能找到部队,这其间还不知会发生什么情况,等找到部队,敌人扫荡完后,我再来接你们参加八路军。”我耐心地对高大爷和高大哥说了这些,但他们还是说应当去打鬼子为她娘报仇。
太阳一落山,我们四个人怀着感激的心情,带上老乡给我们的吃的,告别了这些支持八路军的群众,直奔梧桐树沟去。
临走前,送我们到洞外的群众反复吩咐我们说:“记住,万一找不到部队再回来。”多好的沂蒙山老百姓,把我们当作他们的子女,爱护帮助我们。
一路上,我们尽量快走。先是到了上梧桐沟,后又去了下梧桐沟,没有见到我们的部队,也没见到老乡。
我有些失望而无主见地说:“休息一下,大家都想想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一边休息,一边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有的说,咱们部队可能去了西蒙山。 有的说,不一定,兴许就在这附近。杜玉贵建议:“我的意见,咱们今晚在这一带山上隐蔽观察一下再说。要是能见到山上老百姓就打听一下。”有一位同志补充说:“东边是一座大山,就是来上百八十的敌人,我们跟他转山头也不怕。”我综合他们意见,和他们商量说:“好吧,我们就去大山顶隐蔽,大家看行吧。”大家一致同意去那里。
由高顺德带路,我们一起爬上了大山顶的北侧,选择了便于隐蔽、行动和观察的地方隐蔽下来。
寻找部队的第三天
天亮以后,我去大山顶向四周观察了一阵子,周围很平静,只是远处有间断的枪声,但没有见到我们的部队。
下午,在我们东南方向响了一阵比较激烈的枪声,持续了约十来分钟。杜玉贵说:“响枪的地方在南沙沟峪一带,那是东西蒙山之间北通蒙阴县南通费县的一条峪,叫太通道。”
我们继续在山上隐蔽。
太阳刚偏西时,负责观察情况的同志说:“注意有人来了。”有位同志说:“一个人,是一个人。”来人靠我们越近我们看得越清楚,有眼尖的一位同志说:“是伪军。”“嗯,是伪军。”“穿着黄皮。”这个伪军扛着一支长枪向我们这个方向走来,我观察了四周,没有发现有敌人的部队活动,决定采取行动捉住这个敌人。
我对他们说:“一个人观察隐蔽,两个人随我去捉住他。”我们很快隐蔽到了埋伏地点,等他靠近我们时,我们同时站起来将枪口对准他,命令他放下枪,他放下枪,举起了手,没有丝毫反抗,顺从地跟我们到了我们的隐蔽地点。
经过一番审问,我们才知道,伪军一个营驻扎在这里,是伪军营长认为这一带没有八路军,让这个伪军和另一个伪军去送信,去山东边红口子一带伪军一个连传达口头命令,叫这个连今晚上到石岚宿营,途中另一个送信的伪军逃跑了。获悉这个情报,我心中有数了。
一个下午都很平静,太阳落山时,按照我军政策,我把经过简单教育的俘虏释放了。
我们缴了一支好枪,一支崭新的汉阳造 ,还有一百多发子弹,我们平分了。大家一致要我用这支枪,我就高兴地接受了。
天还早,不能下山,虽然没发现山上有敌人。我们就利用这个空闲,练习瞄准,练练臂力,为了保持射击的准确性,只要有机会就得练练,提高杀敌本领。
太阳将要落山时,我们开始下山,先后去南沟、青家 、红口子、东张林等一带,见到了一些群众,但仍然没有打听到部队的消息。于是,我们决定再上山隐蔽,继续在这一带寻找部队。这一夜平安地过去了。
寻找部队的第四天
天亮以前,我们转移到了大青山北侧隐蔽观察。
中午又转移到红花峪东边山上隐蔽。
晚上我们去转山顶,在杨家庄一带仍未找到部队。
虽然几天过去,没有找到部队,但我带领战友们找部队的信念一直没有改变。
天黑下来了,乘着夜色,我们上了燕子山。这个山是这一带的一个高峰。
这一个白天,还算太平,虽然有敌人活动,但是离我们比较远。
在山上,我们商量,今天晚上去北边西村庄继续找部队。
晚上,我们开始行动了,先后走过几个村子,没有找到部队。
估计快半夜时,我们到了杨家庄,这个村子位于蒙阴县。
刚走到村南头,就被敌人的哨兵发觉,好在我们警惕性比较高,迅速向西南撤退。敌人的火力很猛,机枪、小炮响个不停,我们一行中不知道是谁自言自语地说:“是鬼子。”我们一起跑到了胡家庄南沟东侧才停下来,敌人的枪声也停了。
稍事休息才发现有一位同志肩膀部位负了轻伤,流血不多,给他简单包扎后,我们一起讨论去何处隐蔽。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得很热烈,但分歧也大。我想,如果夜间敌人发现了我们,白天一定会在这一带加紧搜索的。我的意见是,我们尽量走得远一点,到大岗一带去隐蔽。一直没有发言的杜玉贵说:“大岗离这里太远,路也不好走,怕是天亮以前赶不到。”我问杜玉贵:“要是赶不到大岗,那还有什么地方适合隐蔽?”杜玉贵说:“那就去黑峪子北山,那座山也不小,往北一直是山连山。”我说:“好,我们走。”“你的枪给我吧”我站起来边说边把手伸向了负伤的同志,受伤同志说:“不用,我能背。”身高力壮的杜玉贵把枪接了过去“给我吧,谁也别争了。”
杜玉贵在前边,我在后边,我不断催促同志们快走,一路上磕磕绊绊,我们用力向前奔跑。走了一会,落在我后边紧跟的同志上气接不上下气地说:“休息一会吧,组长。”我意识到他年纪小身体弱,这种走法他难以承受,我立即告诉杜玉贵,减慢点速度,中间休息了一会,我们又继续向目的地出发。
东边已经见亮时,我问高德顺到了什么地方?他说刚过折彩峪子。我有些焦急地问:“天亮以前能到大岗吗?”杜玉贵边走边回答。:“不用说到大岗,就这走法,连黑峪北山也到不了。”我又问:“这附近南边山高还是北边山高。”杜玉贵说:“南边北边都有山,都不如大岗高。”我们继续走着。
不一会,下了路我再问:“拐弯向南,这里离右前岗有多远?”高德顺立刻答道:“正南偏西一点,约二里多路。”杜玉贵和我商量:“组长,我们不一定到高山上去。我看就在这离路不远的地方,不显眼的地方可能更安全些。”我说:“行,得找一个便于隐蔽、观察和行动的地方。”杜玉贵附和道:“对。”
我们沿着大间河东边向南的山路走了约一里多路,就爬上了西山。
择地进行隐蔽,此地山虽然不是很高,但地势险峻,满山是松树,乱石盖地,是一个隐蔽的好地方。
天亮以后,我们又调整了一下地方,吃了点东西。除了安排一个人警戒外,其余人都睡了,我规定二班哨由我和高德顺担任。
寻找部队的第五天
太阳出山不久,我们陆续发现莲花石和黑峪北山都有敌人走动,乱喊乱叫乱打枪。东西大道上的敌人来来往往。到了中午敌人才下山,在离我们不远的乱石、大间河、河堐做饭。
太阳偏西时,敌人撤离村庄,随后村子里又烧起了大火。杜玉贵气愤地说:“这些畜生,糟蹋完了村庄又烧房子。”
太阳落山以前,敌人从山上、村里陆续向西撤离,敌人是集中到西边大村子里集结。
不一会,从东边过来约二十多人,其中有十来个鬼子,带一挺歪把子机枪,路过大间河时,又烧起房子来。有同志说:“敌人太猖狂,我们打他一下。”我说:“天到这个时候,敌人大部队都西撤了,这几个敌人我们可以对付。”杜玉贵支持的我意见:“组长,你看东边又过来十来个敌人。”
大间河的敌人走了,东边来的十几个伪军大概是最后一批撤退的敌人了,我主张打一下,大家都同意。
我们隐蔽行动到乱石村南,离村子约二百米左右,此时敌人松散,很大意。我告诉大家说:“沉着气瞄准了再打。”等敌人走到我们射击最有利的地方时,我喊了一声“打。”一排枪打出去,打得敌人抱头鼠窜,狼狈地向西跑了。敌人只顾着逃跑,漫无目标把乱向我们打枪。一会,东边没再发现敌人,向西去的敌人也走远了。
太阳落山了,我们下山进了乱石子村。“组长,这里有一个死人。”杜玉贵指着刚被我们打死的敌人尸体说,我们走近一看,子弹是从敌人胸部穿透的。他的枪被我们拿去,可子弹、手榴弹袋在敌人身上,我们取出三枚手榴弹,五十多发子弹,分完了战利品。我们商量着向东去,继续寻找部队。
我们沿着五彩、砰石子走,最后到了凤凰崖,前边两个村子没有见到人,在凤凰崖村见到了回村取东西的老乡,问老乡但没打听到部队的消息。于是,我们决定到凤凰崖的东南山上隐蔽。
寻找部队的第六天
在山上,白天一个上午都很平静,山上没有发现人,附近也没有听到枪声,路上偶尔有人走动,看样子是老百姓。
下午太阳偏西时,五彩庄北面有几个人在打柴。眼尖的杜玉贵说:“好像是穿军装的,像我们的人。”大家仔细看一看,都说像。
我们商量了一下,杜玉贵和高德顺前去隐蔽接近,看看是不是我们的人。片刻,杜玉贵、高德顺回来了,说看准了,是我们的人在拾柴,但没有敢上前问。我说:“我们别光高兴,要是敌人装成我们的人就上当了,再观察一下。”
过了一阵子,有两个老百姓,从五彩庄出来往北边去。我们决定找这两个人问个清楚。我带同志们下山截住了那两个老百姓,经过询问,确认这些装军装的人是我们的人,谢过之后,我们立即下山向五彩庄走去。
进了村子,站岗的问我们是哪一个部队的,我们说明后,问他们是哪一个部队的,才知道驻在此地的是我们蒙山支队1营的。我们马上到了营部,说明情况后,营部的人告诉我们,2营在馍岗后。
我们终于找到了部队归队了,连长、指导员见我们回到连队非常高兴。
吃过饭后,兄弟部队的两位同志分别回去了,我去连队汇报失散情况,连首长认真听取了我的汇报。当天在全连大会上表扬了我,也表扬了和我一起归队的战友。
第二天,连长宣布,我为我们八班副班长。我们班七八个人,兵比我老的还有几个同志,我担心我当不了,就建议连首长另选合适人当副班长,连长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光看年龄和资历。他鼓励我大胆工作,不用担心。”
1941年冬季,父亲在反“扫荡”斗争中,他才17岁,在与部队失散六天,寻找部队的路上,面对凶敌扫荡,面对叛逃者,面对饥饿困苦,他没有退缩,没有失望,而是勇往直前。
那个时候父亲坚信:面对敌人疯狂的扫荡,我们的部队是坚强的部队,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他抱着一定要归队,找不到部队决不罢休的决心,在寻找部队的路上,一直思考怎么样才能带领失散的战友们找回部队,他和战友们克服各种困难,终于找到了部队,和部队一起重新去战斗,这是铁心跟党走的生动写照。
在抗战时期,他始终坚信,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一定会取得胜利,他和许多战友带着这种理想信念坚持下来,始终坚持对敌斗争决不退缩,直至取得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