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山与诗歌的约定

——印象沂蒙诗人种善东及其新诗集《走过不惑》

    近日，文友、诗人种善东送给我一本自己新出版的诗集《走过不惑》。拿到这本诗集，感到沉甸甸的，不仅是因为那167首诗的分量，更因为这部诗集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生命的奇迹。一个忙于生计、苦于生计的平民诗人，一个健康状况堪忧却依然笔耕不辍的写作者，终于在人生的中年门槛上，完成了这场沂蒙山与诗歌的漫长约定。

    种善东，山东沂南人，山东省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临沂市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他是一位“带着泥土气息”的诗人，用诗歌记录劳动者的生活，同时也是一位充满奉献精神的民间文学组织者。他是沂蒙当地知名文学社团“沂蒙诗社”的创始人和社长、《沂蒙诗刊》杂志主编。除了诗人身份，他也是一名自由职业者。长期的劳作，多重的阅历，使他的诗歌创作始终扎根于民间，作品大多关注基层劳动者的生活状态，语言质朴且富有力量感。他致力于推广全民诗歌运动，立足沂蒙，面向全国。在他的带领和倡导下，沂蒙诗社在编辑出版《沂蒙诗刊》的同时，又创办了网刊，目前已出刊400余期，发展会员150余人，并多次举办线上线下诗歌活动。种善东尽管身体抱恙，但他坚持与病疾作斗争，不断有新诗作问世，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和对诗歌的热爱，成为沂蒙大地上的一张文化名片。

    品读这本2026年2月由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过不惑》诗集，发现作品涵盖了对生活的反思、对自然的描绘及对爱情的追忆，还融入了对亲情和友情的感悟。反映了一个从乡村来到城市的人，在适应城市生活过程中所经历的困惑，以及他对家乡山水的深切热爱和赞美之情。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在生命的旷野中长途跋涉的身影。种善东的脚下是沂蒙山的黄土，他的头顶是诗歌的星空，而他手中的笔，正以生命为墨，书写着一场关于生存与精神、困顿与超越的深刻对话。

    种善东的诗歌写作，首先是一种生命的自救。他生于农村，几代人为农，从农民到工人再到自由职业者，三种身份的转换并没有给他带来物质生活的实质性改观，反而让他更深刻地体会到生存的艰难。然而，正是这种艰难，催生了他对诗歌的执着热爱。在《我是土地的叛徒》中，他写道：“削尖了脑袋钻进冰冷的城市”，这句诗里既有对故土的眷恋与愧疚，更有对另一种生活可能性的渴求。种善东的诗歌告诉我们，当现实生活的藩篱无法突破时，诗歌便成为他实现“身体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的唯一途径。诗歌于他，不是风花雪月的消遣，而是一种精神代偿和救赎，是他在现实困窘中寻求的那束光亮。

    种善东诗歌最打动人心的品质，在于其高度的真诚。在充斥着虚情假意、矫揉造作的当下诗坛，种善东始终坚持说“人话”、说“真话”，这种朴素的写作姿态本身就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诗学立场。他的诗歌没有复杂的意象堆砌，没有晦涩的语言游戏，有的只是对生活最直接的感受和最坦诚的表达。读他的诗，你不会被技巧所炫惑，却会被那种不加粉饰的真实所震撼。他在《太硬》中写道：“就这样，小心翼翼地活着/低到草的高度，仰望/已经被踩了半生，也无惧谁/再踏上一只脚∥世事如铁，雨是暗箭，风都是刀子/就这样，活着/就这样，活着活着/又活成了，一只温顺的绵羊”。这样的诗句，没有任何故作高深的玄虚，却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世事如铁”的坚硬感，“雨是暗箭”“风都是刀子”的刺痛感，以及“温顺的绵羊”背后那种无奈的驯顺，无不透露出一个底层生存者在现实碾压下的真实处境。种善东没有在这里扮演一个抗争的英雄，他甚至坦承自己的“温顺”，这种诚实恰恰比那些虚张声势的反抗更具震撼力。

    值得深思的是，种善东诗歌中的真诚并不止于对困境的直陈，更体现在他对自身“草民”身份的清醒认知与内在坚守的辩证统一上。《只有众草》这首诗堪称他的精神自画像：“生前默默低首，死后/却高举着头颅”。这种“低首”与“高举”的矛盾统一，正是种善东诗歌精神的精髓所在。他在现实中不得不俯首帖耳，为了生存而“低到草的高度”，但他的灵魂从未真正屈服，他的诗歌就是那颗“高举着头颅”的精神象征。这种不屈服不是通过激烈的对抗来实现的，而是通过诗歌这一更为隐秘也更为持久的方式。可以说，种善东用他的诗歌，在现实的夹缝中为自己的灵魂开辟出了一片自由的空间。

    作为一位生长生活在沂蒙革命老区的诗人，种善东的创作与这片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用诗歌书写沂蒙，就像沈从文用小说和散文书写湘西一样，再造了一个疗愈身心、安放灵魂的乌托邦。但种善东笔下的乡土并非浪漫化的田园牧歌，而是充满着现代性审视下的复杂情感。《我是土地的叛徒》这个标题本身就透露着一种深刻的文化焦虑——对乡土的背离与眷恋、对城市的向往与隔膜，这种矛盾心理正是当代中国无数离乡者的共同精神困境。种善东的诗歌价值在于，他没有简单地美化或丑化任何一方，而是诚实地呈现了这种撕裂感，让读者看到现代化进程中个体灵魂的挣扎与漂泊。可以说，他的诗，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代人的精神证词。

    种善东诗歌中的苦难意识也需关注。正如评论者所言，“不是苦难选择了诗人，就是诗人选择了苦难”，而在种善东这里，诗歌与苦难是共生相伴的。他的诗歌几乎从不回避生活的残酷面向——疾病、贫困、失落、死亡，这些主题反复出现在他的诗行中。但这种善东处理苦难的方式，既不是怨天尤人的宣泄，也不是苦行僧式的自虐，而是一种直面之后的超越。他的诗歌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向死而生的生命态度，一种在承认困境的前提下依然相信生存意义的可能的态度。在《这一年》中，他写道：“今夜，我把所有不切实际的梦想清零/还有好多人盼我活着/还有长长的账单没还”。这样的诗句看似消极，实则蕴含着一种朴素的担当——为了那些“盼我活着”的人，为了那些未尽的义务，他选择继续活下去。这种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苟且中坚守尊严的生命哲学，正是种善东诗歌的精神内核。

    种善东的诗歌写作还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强烈的自省意识。他的诗歌很少指向外部世界的批判，更多的是向内的审视与叩问。这种自省不是自恋式的沉溺，而是一种自我启蒙的努力。在生存的重压下，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不断地反观自身，在诗歌中完成与自己的对话、与世界的和解。这种自省精神使他的诗歌具有了一种特殊的伦理价值——它不仅是个体情感的表达，更是一种道德立场的确立。在这个意义上，种善东不仅是一个诗人，更是一个自我启蒙者，他用诗歌为自己立法，为自己确立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意义和方式。

    作为“临沂诗人群”的重要成员和《诗刊》的年度诗人，种善东的创作成就不只是个人的，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在诗歌日益边缘化的当下，在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环境中，依然有这样一群人以诗歌为志业，在生活的夹缝中坚持写作，这本身就是对诗歌精神的最好诠释。种善东的诗歌以其“淳朴的诗意与庄稼汉的诚实”，打捞着“被时代喧嚣掩盖的个体战栗”，让“疼痛与尊严同时长出根系”。他的诗，如民间诗歌发展道路上的一盏明灯，照亮了那些在生存与精神之间挣扎的后来者。

    《走过不惑》这个书名本身就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不惑”之年，本该是人生最为清醒的阶段，但种善东的“走过不惑”却透露着一种更为复杂的生命体验——他走过了这个年龄，却并没有因此获得完全的澄明与解脱，而是在继续追问、继续求索。这本诗集记录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从迷惘困顿到逐渐觉醒，从对生活的被动承受到对命运的主动担当。种善东用他的诗歌告诉我们，真正的“不惑”不是达到了某种绝对的知识状态，而是在困惑中依然坚持前行的勇气。

    合上《走过不惑》，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形象：一个在绝壁上奋力开拓的行者，他的脚下是万丈深渊，他的头顶是寥廓星空，而他手中紧握的，是那支以生命为墨的笔。种善东用他的诗歌证明了，即使在最艰难的生存环境中，人依然可以通过艺术创造实现精神的超越。他的诗，是他与世界的对话，是他用现实的材料垒筑起的精神园地，更是他在生命的旷野中留下的最真切的足迹。对于所有在生存与精神之间挣扎的现代人来说，种善东的诗歌是一剂良药，它告诉我们：即使生活坚硬如铁，我们依然可以用诗歌在铁上刻下属于自己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