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鬓归黉门：丁再献记陈文中教授
作者：丁再献 来源：军创网 浏览：18 时间：2026/8/19 分享 在济南莱芜，凤鸣居是一处安静的存在。院里有一株老石榴，秋天挂果时，红得像是陈文中案头朱砂未干的印章。屋内，银发如雪的老人，身板挺直，面色红润。他是陈文中，一九四五年生于莱芜，一九六四年考入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从教、从政、从文，曾任莱芜市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出版《莱陈小集》《莱陈文萃》《艺苑拾穗》，被当地誉为“文学泰斗”。但在这所有身份之前，他首先是母亲口中的“我儿”。八秩之年，他仍侍母而居，校骨刻文，序百家书，哭郭兰英，归山师梦。他的一生，是文学的一生，更是孝子的一生。文脉与血脉，在他身上拧成了一股温润而坚韧的绳。
第一章: 汶水钟灵生楚材
汶水含章生秀骨；
莱峰积翠育文魁。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鲁中丘陵的沟壑里还藏着弹壳与伤痕。陈文中就出生在莱芜这样一个普通的农家。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母亲则是那种典型的山东妇女——话不多，手却从不闲着。陈家那三间土坯房，冬天透风，夏天漏雨，但墙缝里总能长出几株牵牛花。
陈文中的童年，是在汶河边上跑大的。那条河不宽，水却清得能照见人影。他六七岁时，就爱蹲在河边看人洗衣服，听妇女们捶打衣裳。母亲洗衣时，常指着河里的石头对他说：“你看那石头，被水冲了几辈子，还是石头。人活着，也得有个硬气劲儿。”这话，他记了一辈子。
上学后，陈文中显出了对文字的痴迷。那时候农村缺纸，他就用树枝在沙地上写字。过年是孩子们最盼的日子，可对陈文中来说，最兴奋的不是穿新衣、放鞭炮，而是替邻里写春联。他站在小板凳上，墨汁冻得发黏，哈一口热气接着写。写完一副，邻居塞给他一个煮鸡蛋，或者几块水果糖。可他从不自己吃，揣在怀里跑回家，把鸡蛋或糖塞到母亲手里：“娘，给您。”母亲心疼他冻红的手，想掰一半给他，他扭头就跑：“我不要，您吃。”
陈文中初中是在莱芜五中上学，高中在泰安二中，初高中都是班里拔尖生。莱芜是吴伯箫的故乡，素有“散文故乡”之称。陈文中上初中时，语
第二章: 黉门负笈遇名师
历下读书亲泰斗；
堂前问字拜昆仑。
一九六四年夏，陈文中收到了山东师范学院（今山东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是个慢悠悠的年代，火车从莱芜出发，哐当哐当半天才能到济南。他背着母亲给他缝的蓝布包袱，里面装着两件换洗衣服、一双新布鞋，还有母亲煮的五个鸡蛋。父亲送他到村口，只说了一句：“到了学校，记得写信。”
济南的秋天，和莱芜不太一样。山师的校园里，法桐叶子黄得早，风一吹，像下金色的雨。陈文中第一次走进中文系教学楼，脚下的地板吱呀作响，他生怕自己踩重了，把地板踩坏。报到那天，他在宿舍里铺床，上铺的同学问他：“你从哪儿来？”他说：“莱芜。”对方又问：“莱芜出什么？”他想了想，认真回答：“出煤，也出文人。”
山师中文系那会儿，真是群星璀璨。
陈文中在这些先生面前，像个渴极了的孩子。他上课坐第一排，笔记本记得满满当当。有一次，
大学四年，他最盼的是收到家信。信纸通常是母亲托人写的，字歪歪扭扭，但每封信结尾都少不了那句：“家里都好，勿念，专心读书。”他把这些信都收在一个铁盒子里，藏在枕头底下。同宿舍的同学笑他：“陈文中，你这铁盒子比存折还金贵。”他笑笑：“这是我的命根子。”
第三章: 军垦南驰报国情
潍县屯边磨剑气；
青春许国化烽烟。
一九六九年，毕业季来得有些仓促。没有隆重的毕业典礼，没有精美的毕业证书。陈文中和同窗们背着行李，被送上了开往潍坊的大卡车。目的地是炮八师潍县泊子军垦农场。那是一大片盐碱地，春天白花花的一片，像下了雪。
军垦生活是苦的。凌晨四点起床，扛着锄头下地。盐碱地硬得像石头，一锄头下去，震得虎口发麻。中午太阳毒，晒得人脱一层皮。吃的是窝窝头，喝的是盐碱水，苦得咽不下去。但陈文中从不叫苦。他给家里写信，总是报喜不报忧：“娘，我在这里挺好的，天天晒太阳，身体倍儿棒。”信发出去，心里却酸酸的。
最苦的是想家。夜里躺在通铺上，听着同学们的鼾声，他常常偷偷掉眼泪。有一次，食堂发了两个窝窝头，他舍不得吃，用布包起来，想晒干寄回家给母亲。战友看见了，笑话他：“陈文中，你这孝子心，比钢还硬。”他红着脸说：“我娘胃不好，吃点粗粮好消化。”其实，他是想让母亲尝尝他吃的饭，哪怕只是一口。
农场里也有文化生活。晚上不开会的时候，大家就凑在一起唱歌、演节目。陈文中和几个同学排了一出话剧，叫《奔赴边疆》。剧情很简单：一群大学生毕业后，主动要求到边疆去，建设祖国。陈文中在戏里演一个叫“李大山”的农民儿子，有一句台词是：“我们把名字写在戈壁，戈壁比碑长久。”排练时，他总把这句台词念得特别重。演出那天，台下坐满了穿军装的战士。演到高潮处，他自己先哭了。散场后，指导员拍着他的肩膀说：“陈文中，你演的就是你自己。”那出戏，他记了一辈子。后来他在《霜鬓归黉门》里写：“当年在雕像前立下的誓言，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人生信念。”那信念，就是在军垦农场里，在窝窝头的咸味里，一点点磨出来的。
第四章: 杏坛执鞭育桃李
三尺讲台耕雨露；
千章课卷养芝兰。
军垦结束，陈文中先是分配在大众日报临沂记者站。为了照顾家庭，被调配到莱芜第九中学（高中语文教师）任教。他站在讲台上，面对底下几十双眼睛，突然有些紧张。他想起
也就是在那间简陋的教研室里，他遇见了韩增芳。韩增芳是学校的数学老师，比他小三岁，扎着两条粗黑的辫子，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那时候学校搞“一帮一，一对红”，陈文中教韩增芳写教案，韩增芳帮陈文中补数学。有一次，陈文中批改作文到深夜，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时发现身上多了一件女式外套，桌上放着一碗热腾腾的玉米糊，碗底压着一张纸条，上面是韩增芳工整的字：“别饿着，糊糊甜。”他捧着碗，心里比糊糊还甜。
两人真正走近，是在一个下雪的冬天。学校组织师生去山上植树，陈文中不小心滑倒，扭伤了脚踝。韩增芳二话没说，蹲下身，把他背回了学校医务室。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背着
结婚那天，没什么排场。学校腾出一间闲置的宿舍当新房，同事们凑钱买了一对暖壶、两面镜子。韩增芳穿着一件红格子布衫，是她自己缝的；陈文中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制服，袖口补了补丁。晚上，同事们闹完洞房走了，屋里只剩下他们俩。韩增芳从枕头底下掏出一个笔记本，塞到陈文中手里。他打开一看，里面密密麻麻记满了他平时讲课的要点、批改作文的特点，甚至还有他爱吃的菜——原来，这个沉默寡言的姑娘，早就把他的点滴都记在了心里。他鼻子一酸，把韩增芳紧紧搂在怀里。窗外雪花飞舞，屋里一盏煤油灯，昏黄却温暖。
婚后日子清苦，却满是情趣。陈文中爱写文章，韩增芳就给他当“第一读者”。他写完一篇，先念给她听。韩增芳听不懂什么“意境”“结构”，但会直截了当地说：“这段我听着想哭，好；那段我听着犯困，不好，改。”有时候陈文中写不出来，对着稿纸发呆，韩增芳就端一碗热面条放在他面前，说：“吃饱了再想，文章又不是饿出来的。”她的话糙理不糙，陈文中听了，心里的堵劲儿就散了。
后来他调到县教育局当高中语文教研员，经常下乡听课。有一次去山区中学，走了八十里山路，脚磨起了泡。回到家，韩增芳一边给他挑水泡，一边“骂”他：“你这人，就是死心眼。不会搭个顺路车？”嘴上骂着，手却极轻，挑完水泡，又用热毛巾给他敷脚。夜里，她悄悄在他包里塞了两个煮鸡蛋和一包自家炒的花生。陈文中第二天在路上吃着花生，觉得那是世上最香的味道。
他当莱芜师范副校长时，公务繁忙，经常很晚回家。韩增芳就从不当面抱怨，只是每天睡前，都会在他书房的桌上留一盏小台灯，灯下压一张纸条：“茶在保温杯里，饭在锅里。”有时候是“今天买了你爱吃的韭菜盒子”；有时候是“妈（指陈文中母亲）今天问起你，我说你忙，她让你别累着”。这些纸条，陈文中都收在那个铁盒子里，和母亲的信放在一起。他说：“我这一辈子，有两盏灯照着我。一盏是娘的叮咛，一盏是增芳的台灯。”
最有趣的是，韩增芳这个“数学脑袋”，后来竟成了他散文的“质检员”。他写《人间仙境万福山》，写卖茶老妪的蓝布衫，韩增芳看完说：“你写她衫子蓝，得像咱家染布的那个靛蓝，不能像蓝墨水。蓝墨水飘，靛蓝沉。”陈文中一听，乐了：“你这数学老师，还懂颜色深浅？”她白他一眼：“我不懂颜色，但我懂人心。你写的是人心，不是画皮。”一句话，点醒梦中人。陈文中后来在文章里写：“妻子不懂文学，却懂生活。她的话，比任何文学理论都管用。”
在凤鸣居，老两口的“情趣”依旧。陈文中写文章时，韩增芳就在旁边织毛衣，或者择菜，从不打扰他。有时候陈文中写累了，抬头看她，她就会抬眼一笑，两人什么也不用说，心里就都明白了。傍晚时分，他们常手牵手在小区里散步。邻居见了，打趣说：“陈主席，您这老夫老妻的，还这么黏糊？”陈文中笑着回答：“不是黏糊，是互相搀扶。她是我后半辈子的拐杖，我也是她的老花镜。”
这段始于玉米糊、定情于雪地里的婚姻，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却像他笔下汶河的水，细水长流，滋养了一生。在陈文中的文学世界里，韩增芳或许不是主角，但绝对是最坚实的底色。正是这份烟火气，让他的文字始终带着体温，让他的“杏坛”不仅有书卷气，更有家的味道。
第五章: 文苑扛旗立莱芜
成双主席擎旗赤；
一郡骚坛仰斗高。
地级莱芜市建立后，陈文中被推选为市文联副主席、市作协副主席。这在别人眼里是“当官了”，可他觉得自己更像个“管家”。文联那时候穷，办公室是几间旧平房，冬天没有暖气，大家围着煤炉子办公。他跑印刷厂，跟厂长磨嘴皮子，求人家便宜点印《莱芜文艺》。厂长被他磨得没办法，说：“陈主席，您这是为咱莱芜的文化办事，我豁出去了，亏本也给您印。”
他办《莱芜文艺》，不搞“关系稿”，不看名气，只看质量。有个年轻工人，在工厂里开吊车，业余写诗。诗写得稚嫩，但有一股子冲劲儿。陈文中把他的诗放在头条，还写了编者按：“这位作者的诗，像他开的吊车，能把生活的重物吊起来。”那个工人后来成了莱芜的知名诗人，说陈主席是他的“伯乐”。
吴伯箫研究会成立时，他担任顾问。他常说：“伯箫先生是莱芜的骄傲，我们研究他，不是把他供在神坛上，而是要把他那种‘写真实、写人民’的精神传下去。”他推动举办全国首届吴伯箫散文大奖赛，收上来的稿件堆得像小山。他一篇一篇地读，眼睛读红了，就滴点眼药水接着读。有人劝他：“陈主席，您差不多就行了，别累坏了身子。”他笑笑：“伯箫先生写《记一辆纺车》，写了好几遍。我们读稿子，多花点时间，是对作者负责，也是对伯箫先生负责。”
业内都称他“文学泰斗”，他听了直摆手：“泰斗是伯箫先生，我是守庙的。庙破了，我补瓦；庙脏了，我扫地。只要庙还在，香火就能传下去。”这话说得谦虚，可他这个“守庙人”，起得比谁都早，睡得比谁都晚。
第六章 : 莱陈三集见肝肠
小集拾来桑柘雨；
文章淘尽汶河秋。
陈文中的散文，是“种”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他的《莱陈小集》《莱陈文萃》《艺苑拾穗》三本集子，里面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时髦的词汇，写的都是些“小事”：万福山的卖茶老妪、师范学校的老槐树、下乡时住过的农家小院。
《人间仙境万福山》里，他写一位卖茶的老妪。老妪七十多岁，背有点驼，穿着蓝布衫，每天背着一桶茶水到山口卖。茶水五分钱一碗，用的是粗瓷碗。陈文中每次上山，都要喝一碗。有一次，他多给了老妪一角钱，老妪硬是把钱塞回来，说：“茶是山上的水，不值钱。你喝得惯，就是我的福气。”他在文章里写：“老妪的蓝布衫，像万福山的一块石头，朴素，却压得住山风。”
《情系桃李园》是他写学生的文章。里面列了十七个学生的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有一段故事。有个学生叫李娟，家里穷，交不起学费。陈文中偷偷替她交了学费，没告诉任何人。李娟后来考上大学，成了医生。她回来看他，说：“
《黄栌大道花如锦》是评
第七章: 素笺作序托后浪
百序无偿扶幼竹；
千批改倦护新篁。
陈文中有个外号，叫“写序专业户”。不是他自己封的，是莱芜的文学青年们叫出来的。几十年来，他给一百多位年轻作者的书稿写过序。这些序，都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没收过一分钱。
有个叫朱荣梅的姑娘，在乡下小学当老师，业余写散文。她把自己的稿子怯生生地送到陈文中家里，放在凤鸣居的茶几上。陈文中花了半个月时间，把稿子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写了三千字的序。序里写：“荣梅的散文，像她教的孩子们的眼睛，干净，透亮，没有杂质。”朱荣梅拿到序，哭了。她说：“
还有个叫李皓的小伙子，写诗。他的诗有点“怪”，别人看不懂。陈文中读了他的诗，说：“李皓的诗，像山里的野蘑菇，看着不起眼，但有股子鲜味儿。”他给李皓的诗集写序，把“野蘑菇”这个比喻写进去了。李皓后来成了莱芜诗坛的“怪才”，说
有人给陈文中算过一笔账：写一篇序，少说也得三五天。一百多篇序，就是几百天。这些时间，他本可以用来写自己的文章，或者陪母亲说说话。可他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想有人给我指条路。现在我有能力了，就得给年轻人搭个桥。桥搭好了，他们走得稳，我看着高兴。”他写序，从不说空话。稿子里的错别字、病句，他都用红笔标出来。有的作者拿着改得密密麻麻的稿子，说：“
第八章 : 骨刻校书见古心
东夷骨刻劳青眼；
文史刊行谢白头。
我的《东夷文化与山东�骨刻文释读》一书，是陈文中晚年最引以为傲的“文化工程”，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一段绝无仅有的佳话。
这事的开端，近乎传奇。那年，陈文中在莱芜图书馆翻阅新书，偶然发现了丁再献的《山水平仄》。他一读便放不下——懂格律的人不多了，而
一通电话，素不相识，却成了跨越半个世纪友谊的起点。
更令人动容的是，这并非陈文中第一次为丁再献“做嫁衣”。在此之前，丁再献的《山水平仄》《旅游礼仪》《旅游小百科》三部专著，陈文中早已默默读过，并用红笔将发现的错漏一一标出。两人虽未谋面，但陈文中已像一位严谨的师长，为这四部书稿倾注了大量心血。直到《东夷文化与山东�骨刻文释读》这部近百万字的皇皇巨著摆在案头，陈文中才主动请缨，正式成为这部书的第一读者、第一校对。
这是一项何等艰巨的任务！骨刻文破译，字字皆史，一笔一划都需与考古实物、古文字谱系严丝合缝。陈文中不懂骨刻文，就从头学起。他翻烂了《说文解字》《甲骨文编》，把丁再献、丁再斌兄弟破译的九百多个骨刻文字，一个个对着拓片反复揣摩。近百万字的稿子，他逐字逐句地读，逐条逐款地核。眼睛花了，滴点眼药水；手酸了，甩一甩接着干。
那段时间，陈文中的书房常常亮到后半夜。韩增芳很少打扰他，但总在晚上九点准时端着一杯温好的蜂蜜水进来，轻轻放在他手边，杯底垫一块小毛巾。有时，她还会顺手剥一瓣柚子，把白丝剔得干干净净。陈文中吃着柚子，嘴里发苦的校对味儿，就添了一点清甜。他后来对丁再献感慨道：“这部书能成，有一半是增芳的柚子。但最让我坚持下来的，是你那句‘我看重这部巨著’。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能把心血托付给我，这是多大的信任！”
作为一位早已名满莱芜的“文学泰斗”、大学者，为一个从未谋面的后学，无偿校对其四部专著，且主动请缨担当最重要一部巨著的第一校对——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丁再献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仍激动不已：“我当时以为遇到了骗子，哪有这种事？可陈老说到做到。他校对的稿子，连出版社的编辑都挑不出毛病。这份情，我丁再献这辈子都还不清。”
二〇一二年二月，这部凝聚着两代人心血的巨著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并一举斩获山东省社科政府奖三等奖。发行仪式在济南如期举行，各界名流、文化学者齐聚一堂，大家都在等那位幕后英雄——第一校对
最令人遗憾的，也最见陈老风骨的真相是：那天，九十多岁高龄的陈母身体突然抱恙。老人家不舒服，心里烦躁，只愿见儿子一人在身边。一边是倾注了无数心血、即将面世的文化巨著，一边是生养自己、风烛残年的老母亲。陈文中几乎没有犹豫，向家人交代了事宜，便守在了母亲床前。他给丁再献发了一条短信：“再献兄，新书发行是大喜事，替我向各位致意。但老母病中需人照料，我无法前往，望见谅。书比天大，但娘比书更大。”
发行仪式上，丁再献当众朗读了这条短信。全场肃然，继而响起长时间的掌声。许多人都红了眼眶。陈文中缺席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文化盛典之一，却用行动完成了一次最深刻的文化示范——文化的根脉，不仅在古文字里，更在孝道中；文脉的传承，首先要从血脉的守护开始。
后来，丁再献集东夷骨刻文为陈文中题写了一副对联：“文彩秦堂名扬齐鲁流传百世；中天学府声振华东教化千乡。”陈文中把对联裱起来，仍然挂在书房，还是没挂在客厅。他说：“这字太重，我怕挂在客厅，客人夸我，我会不好意思。这荣誉，一半是再献兄的，一半是骨刻文的。还有一半，得算在我老娘身上。没有她教我‘做人要实在’，我走不到今天。”
这段佳话，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却有着“士为知己者死”的古风，更有着“父母在，不远游”的孝道。在凤鸣居的灯光下，一位长者用他的“青眼”和“白头”，为一位素不相识的后学，也为东夷文化的薪火相传，点亮了一盏最温暖的灯。而那盏灯的光，因为有了孝道的底色，显得格外温暖，格外明亮。
第九章: 凤鸣居里哭兰英
大河绝响悲南国；
淡墨雄鹰忆贵宾。
夫人被吓了一跳，问他怎么了。他强忍着泪，说：“老伴，没事，刀滑了。”他轻手轻脚地
他关上房门，走到书房，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瘫坐在椅子上。窗外的天，不知什么时候阴了下来，像要下雨。他拿出宣纸，铺在案头，提笔蘸墨，手却抖得厉害。第一滴墨落在纸上，晕开一团黑。他深吸一口气，定了定神，写下第一行字：“惊闻艺宿陨南天，一曲大河忆昔年。”
他忆起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写《满庭芳》时，他写到“汾水钟灵，歌喉昭世”，笔尖顿了顿，眼泪滴在纸上，把“世”字晕成了一朵花。他想起郭老那句“为人民唱歌”，想起母亲常说的“做人要实在”。两位老人，一位在艺术的高峰上，一位在生活的烟火里，却有着同样的赤子之心。
写完两首词，他没有急着发出。他怕夫人看见他哭红的眼睛，又担心。他起身去夫人房里看了看，见夫人睡得安稳，才回到书房，把词稿收进抽屉。他在心里默念：“郭老，您一路走好。我们还在，我们得好好活着，互相陪着。”
待他写完词稿，韩增芳端着一盆热水走进来，手里还攥着一块热毛巾。她没问“写完了吗”，也没说“别难过了”，只是把毛巾递到他手里，又轻轻按了按他的肩膀。那手掌的温度，透过薄薄的衬衫，传到他紧绷的脊背上。他抬头看她，她眼里有血丝——他知道，她刚才一定也在隔壁房里，听着他压抑的叹息，一夜没睡踏实。
两人就这么坐着，不说话。屋外，房间传来均匀的呼吸声；屋内，两盏台灯的光，在稿纸上重叠成一片温柔的亮。这一刻，艺术的陨落与生活的坚守，在凤鸣居的夜里，达成了某种沉默的和解。
第十章: 霜鬓重归山师梦
七五芳辰回旧径；
八旬霜鬓认前踪。
二〇二五年秋，山东师范大学七十五周年校庆。八十一岁的陈文中，在长子陈军的搀扶下，回到了阔别五十多年的母校。
这次返校，长子陈军筹划了很久。他知道父亲心里一直惦记着山师，但怕父亲年纪大了，身体吃不消。他特意选了校庆的日子，提前跟母亲韩增芳商量好，只说带父亲去济南“复查腿脚”，没敢提“校庆”二字，怕老人家一激动，夜里睡不好。临出门前，韩增芳把陈军拉到一边，往他口袋里塞了两块奶糖：“你爹血糖低，路上要是头晕，就给他含一块。他爱面子，别当众拿出来。”又指了指包里的保温杯：“杯里是温的蜂蜜水，他嗓子不好，路上多劝他喝两口。”
从莱芜到济南，车子开得很稳。陈文中坐在车上，望着窗外熟悉的景色，嘴里不停地念叨：“变了，都变了。”陈军握着父亲的手，那双手干瘦、温热，指节粗大，是常年握笔磨出来的。他想起小时候，这双手教他写字，握着他的手，一笔一划地写“人”字：“军儿，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要站得稳，立得正。”
到了山师门口，“山东师范大学”六个毛泽东手书大字映入眼帘。陈文中突然激动起来，想下车，却忘了自己还系着安全带。陈军帮他解开，扶着他站在校牌前，他抬手想摸一摸那些字，手却停在半空，眼泪先掉了下来。陈军没有催促，只是轻轻拍着父亲的背，像哄小时候受了委屈的他。他想起父亲常说的一句话：“男儿有泪不轻弹，但到了该哭的地方，就得哭出来。”今天，这地方就是山师。
校园里，银杏铺金，五角枫燃红。陈军牵着父亲的手，走得很慢。路过毛主席雕像时，陈文中突然站住了。他整理了一下衣襟，恭恭敬敬地对着雕像鞠了三个躬。雕像依旧目光炯炯，像当年一样注视着他。他喃喃自语：“主席，我回来了。我没给您丢脸。”陈军站在父亲身后，也跟着鞠了一躬。他记得父亲说过，这雕像是他那一代人的信仰，也是他教给儿子的第一课——“人要懂得敬畏”。
文化楼前，陈文中摸着粉刷一新的墙壁，说：“当年我们在这里办《黄河评论》，油墨沾得满手都是。”西侧教室里，他找到了当年的木质课桌椅。桌角上，那个他用指甲刻的印痕还在。他用手摸了摸，像摸着五十年前的自己。陈军拿出手机，想给父亲拍照。陈文中摆摆手：“别拍我，拍桌子。这桌子记得我年轻时的样子。”陈军愣了一下，还是按下了快门——他拍下了桌子，也拍下了父亲那只布满老年斑的手。他想起小时候，父亲教他认字，指着家里的老木桌说：“桌子是有记忆的，你写在它上面的字，它都替你记着。”
大礼堂里，陈文中坐在当年的座位上，闭上眼睛，仿佛又听见了毕业前夕那出话剧的掌声。他对陈军说：“当年我们演《奔赴边疆》，你爷爷就在台下看。他后来跟我说，‘我儿演得好，像个男子汉’。”陈军听着，眼圈红了。他想起父亲一生最在意的，就是“男子汉”这三个字。父亲教他：男子汉要扛事，要顾家，要对得起良心。
返程的路上，陈文中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倒退的景色，话渐渐多了起来。他忽然问陈斌：“斌儿，你还记得咱家那块小黑板吗？”陈军当然记得。那是父亲当老师后带回家的，挂在厨房的墙上。每天晚饭后，父亲就在小黑板上写一首诗，或者一句格言，让他和妹妹背。背不出来，不准吃睡前的水果。母亲韩增芳总在旁边打圆场：“孩子今天累了一天了，明天再背吧。”父亲却不肯松口：“今天的事今天了，明天还有明天的事。”那时候陈军觉得父亲太严，如今自己当了父亲，才明白那块小黑板，是父亲给儿女立下的“规矩”。
陈文中又说起另一件往事。有一年冬天，家里穷，买不起煤球。母亲韩增芳把陈军和妹妹的棉袄都加厚了，自己和父亲却穿着单薄的外套。父亲晚上批改作业，手冻得握不住笔，就放在怀里捂一会儿，再接着写。陈军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父母房间的灯还亮着，听见母亲小声说：“要不，把我的棉袄拆了，给孩子再絮点棉花？”父亲沉默了很久，说：“不用，孩子正在长身体。咱俩扛得住。”那句话，陈军记了一辈子。他后来努力工作，拼命赚钱，就是想让父母晚年不再受冻。
车快到莱芜时，陈文中突然说：“军儿，今天辛苦你了。”陈军鼻子一酸：“爸，这是我该做的。”陈文中摇摇头：“不是该不该，是情分。你小时候，我牵你手教你走路；现在我老了，你牵我手陪我走路。这叫‘轮回’，也叫‘报答’。”他顿了顿，又说：“以后你老了，你儿子也会牵你的手。家风就是这样传下去的。”
回到家，韩增芳早已等在门口。她看见陈文中脸色不错，悬着的心才放下。陈军把父亲扶进屋，看见母亲悄悄往父亲手里塞了个热乎乎的烤红薯。父亲接过红薯，剥开皮，先递到母亲嘴边：“你也吃。”母亲咬了一小口，又把红薯推回父亲手里。陈军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忽然觉得，所谓的“人间烟火”，不过就是这一口热红薯，和两个人互相推让的温度。
当晚，陈文中在日记里写下：“今日归山师，见旧物，思故人。有子搀扶，有妻候门，夫复何求？”而陈军在陪父亲散步时，听见父亲轻声说：“军儿，你今天牵着我，就像我当年牵着你。路还长，你也要走好。”这句话，比山师的校牌更重，比那幅雄鹰图更亮，成了陈军此生最珍贵的家训。
第十一章 : 吴研廿载续箫韵
廿载追箫弘雅训；
八方聚砚续清流。
济南市吴伯箫研究会成立二十周年那天，陈文中坐在主席台上，银发梳得一丝不苟。台下坐满了莱芜的文学爱好者，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刚出校门的年轻人。
他发言时，没有拿稿子。他说：“伯箫先生是我的同乡，也是我的榜样。他写《记一辆纺车》，写的是延安的纺车，也是中国人的脊梁。我们今天研究他，不是研究他的名气，而是研究他的精神——那种‘写真实、写人民’的精神。”他停顿了一下，指着台下的年轻人说：“你们是莱芜文学的希望。你们要像伯箫先生一样，把根扎在泥土里，把笔触伸向人民。”
二十年来，陈文中为吴伯箫研究会付出了无数心血。他推动编纂《汶水流韵》，把莱芜老中青三代散文作家的作品汇集在一起。编书的过程很辛苦，他一篇一篇地选稿，一篇一篇地改。有的稿子质量不高，他也不忍心淘汰，而是找作者谈话，帮他们修改。有人说他太“软”，他笑笑说：“作者把稿子交给你，就是信任你。你不能辜负这份信任。”
有一次，研究会要举办一个吴伯箫散文研讨会，经费不够。陈文中二话没说，拿出自己的积蓄，补上了缺口。妻子韩增芳知道后，没有埋怨他，反而说：“你干的是正经事，家里有我呢。”妻子的话，让他心里暖暖的。他常说：“我能安心做这些事，多亏了我老伴。她是我背后的‘后勤部长’。”
研究会里有个年轻编辑，叫小刘，刚大学毕业，对吴伯箫的作品不太熟悉。陈文中就把自己珍藏的《吴伯箫文集》送给他，还给他列了一个书单，让他一本一本地读。小刘说：“陈老就像我的爷爷，不仅教我怎么写文章，还教我怎么做人。”陈文中听了，很高兴。他说：“伯箫先生的文脉，就得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
第十二章: 五老关工传薪火
五老谈心温晚照；
千秋化雨润童蒙。
退休后的陈文中，比上班时还忙。他是济南市关心下一代“五老”代表团的成员，经常到学校、社区给孩子们讲课。
他讲课，从不拿稿子，也不讲大道理。他给小学生讲《论语》，不讲“仁”“礼”这些大词，而是讲“孔夫子怎么吃饭”“孔夫子怎么对待朋友”。他说：“《论语》不是放在书架上的书，是教我们怎么过日子的书。”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下课了还围着他问这问那。有个小男孩问他：“陈爷爷，您为什么这么喜欢写字？”他说：“因为字里有故事，有你爷爷、太爷爷的故事。你们要把这些故事记下来，讲给你们的孩子听。”
他给中学生讲作文，说：“作文就是说话，说真话，说自己的话。你骗句子，句子骗读者，读者骗时代。最后，你骗的是你自己。”有个学生写作文，编造自己如何帮助老人，被他看出来了。他没有批评学生，而是讲了自己小时候帮母亲挑水的故事。他说：“我帮母亲挑水，水洒了一半，母亲没怪我，还夸我懂事。因为那是真的。你写作文，也要写真的。”
作为“五老”之一，他还参与编纂《莱芜市志》《大爱莱芜》等地方文化书籍。编市志时，他负责“文化篇”。为了核实一个史料，他跑了好几趟档案馆，翻了几十本旧报纸。编辑部的年轻人劝他：“陈老，您差不多就行了，别太较真。”他说：“市志是给后人看的，我们今天不较真，后人就会笑话我们。”
年过八十后，他的身体不如从前，减少了外出活动。但他还是闲不住，每天坚持读报、写诗评。他在《人民网》《新华网》上开了个专栏，专门评年轻人的作品。有个年轻作者在文章里写“我的奶奶”，写奶奶的拐杖、奶奶的唠叨。陈文中读了，写了一篇诗评，说：“这位作者的奶奶，像我母亲。拐杖是岁月的刻度，唠叨是爱的语言。文章写得朴素，却有力量。”那个年轻作者给他写信，说：“陈爷爷，您评我的文章，就像我奶奶在跟我说话。”
第十三章: 老骥伏枥照大千
八秩犹燃藜杖火；
一生不倦苇河舟。
如今的陈文中，已是八旬高龄。但他依然保持着每天早起的习惯。天刚蒙蒙亮，他就起床，拾掇家务，帮妻子准备早饭。夫人年纪也大了，睡眠少，早上醒得早。他就坐在夫人旁边，陪她说话。
早饭过后，他会到书房里待一会儿。书案上，摆着几样东西：郭兰英先生的雄鹰图复印件、丁再献先生送的骨刻文对联、山师七十五周年校庆的照片，还有一沓未完成的诗稿。他坐在椅子上，看着这些东西，有时会发呆，有时会拿起笔，在诗稿上改几个字。他的字，不像年轻时那样刚劲有力，却多了一份从容和淡定。
他不再写长篇大论，而是写一些短诗、短评。他说：“人老了，就像冬天的树，叶子落了，枝干还在。我写的这些东西，就像树上的几片残叶，虽然不多，但也是我对这个世界的告别。”他的短诗，大多写故乡、写母亲、写青春。有一首写母亲的诗，只有四句：“娘在灯下补衣裳，针脚密密像星光。我走千里万里路，星光一直在心上。”
他依然关注着莱芜的文学事业。年轻作者出书，还是会想到他，把稿子送到凤鸣居。他依然会认真阅读，认真写序。他说：“我这一辈子，没什么大本事，就会看稿子、改稿子。只要我还能动，就会接着干。”他的书房，就像一个文学的“驿站”，南来北往的作者，都能在这里歇歇脚，喝口水，听听这位老人的指点。
凤鸣居的石榴树，又到了挂果的季节。陈文中和韩增芳并肩坐在院子里，看着红红的石榴。韩增芳说：“今年石榴结得真密。”陈文中点点头，伸手摘下一个，掰开，籽粒晶莹。他递一半给韩增芳，两人就这么吃着。阳光透过石榴树的枝叶，洒在他们银白的头发上。他忽然想起五十年前，她背着他在雪地里走，辫子上的红头绳也是这么亮。他轻声说：“增芳，这辈子，谢谢你。”韩增芳笑了，眼角的皱纹像石榴籽一样舒展：“谢什么，咱俩谁跟谁。”
凤鸣居，藏着一位文学家、教育家、著名作家、被莱芜业界誉为文学泰斗，他就是陈文中先生。他的一生，是文学的一生，是教育的一生，更是孝子的一生。他用笔墨书写时代，用孝心温暖岁月。在汶水与黄河之间，在凤鸣居的石榴树下，他立起了一座精神的丰碑。这座丰碑，不高大，不华丽，却像他笔下的文字一样，朴素，真实，有力量。
尾诗一首为记:
汶水西流润简编，
山师霜鬓认从前。
雄鹰寄墨高瞻远，
骨刻钩玄上古天。
旧馆灯昏余雅唱，
大河浪静入桑田。
万钧学问肩头落，
只换堂前一炷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