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起新世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冲破新自由主义改革教的思想牢笼

　　作者按语：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开辟伟大历史时期的思想先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这个先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由此打造了千年农耕文明;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是欧洲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由此打造了数百年的工业文明;现在由中国兴起的批判新自由主义改革教的运动，是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由此将形成大众政治制度取代精英政治制度的新的大众政治文明。新自由主义改革教，已成为当今社会最大的思想牢笼。反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教的思想解放运动，主要集中在九大问题上：第一，老百姓是不是人的问题;第二，什么叫解放思想以及解放什么思想的问题;第三，关于改革和革命的问题;第四，人性和兽性的区别问题;第五，关于政治伦理问题;第六，弄清政党活动和邪教活动之间的界限;第七，要搞清楚私有化的作用、途径和边界;第八，关于偶像崇拜问题;第九，关于什么是发展的问题。下面就这九个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今天来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对形势的看法。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当前的形势，我想最准确最深刻的概括，就是中央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所讲的两个前所未有：发展的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请注意，这里的两个前所未有是无条件的，不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前所未有，不是共和国建国60年来的前所未有，也不是1840年以来的前所未有，而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前所未有。

　　前所未有的机遇是什么呢?就是21世纪世界范围内东方文明的复兴，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由西方文化主导数百年的人类发展过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为它正在把人类社会带入死路。目前这场世界性危机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危机，以往工业社会所有的危机都是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而目前这场危机则是由西方文化西方生活方式造成的，是人类社会由实体经济进入虚拟经济的第一场危机，如同实体经济的危机宣告了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性一样，目前虚拟经济的危机同样宣告了西方文明的历史局限性，这场危机将形成东西方文化世纪性交替的历史转换点，由此形成东方文明主导的新的人类发展进程，从而在客观上提供了中华民族世纪性崛起的历史机遇。可以说，站在东西方文化交替的十字路口展望未来，未来的中华民族将不仅仅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是要领袖世界民族之林。这是我们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关于机遇方面，各类媒体一直在谈，尽管和我们说的机遇内容完全不同，但毕竟是铺天盖地都在谈，只是挑战很少谈，即便谈到挑战，也仍然是那些故意掩盖现实的老生常谈，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谈谈面临的挑战，集中谈一下四个挑战的第一个挑战：改革宗教化的挑战。

　　三十多年来以及环顾当今中国，可以说是解放思想的呼声响彻天地，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在喊解放思想。官僚在喊解放思想，学者在喊解放思想，商人在喊解放思想，右派在喊解放思想，左派也在喊解放思想，甚至连汉奸买办、贪官污吏都在喊解放思想。所谓解放思想，无非就是要把人们从现有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今束缚中国的最大思想牢笼和精神枷锁是什么?

　　改革精英对此的回答仍然是30年来的陈词滥调，把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甚至人类最基本的平等思想，看作是需要打破的思想牢笼和精神枷锁，唯一不同的是思想解放的重点，由过去以打破社会主义精神枷锁为主，转变为现在以打破爱国主义精神枷锁为主了，这是由不同时期改革的不同任务决定的。过去打破社会主义精神枷锁，是为了推动私有化改革；现在打破爱国主义精神枷锁，是为了推动中国经济的殖民化发展。如果说私有化改革是人民的悲剧，那么经济殖民化发展则是民族的悲剧，这双重悲剧都是打着改革旗号发生的。改革的宗教化已成为当代中国最大的思想牢笼和精神枷锁。

　　环顾当今中国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邪恶都打着改革的旗号，扒房子圈地，侵吞国有资产，抢占矿山资源，数千万工人被逼下岗，数百万妇女沦为娼妓，外资霸占中国资源，奴役中国劳工，廉价收购中国金融资产，中国的廉价资源廉价商品长江大河般源源不断流向西方，西方消费后又把毁灭环境的大量垃圾铺天盖地般倒向中国------，所有这一切无一不是打着改革的旗号，以至与对任何行为不再进行任何解释，永远都只是简单2个字：改革!改革已成为强势集团为所欲为的代名词，无论他做什么都是改革，无论你反对什么都是反对改革，改革完全宗教化了，甚至其封闭性超越了世界历史上任何宗教。世界上绝大多数宗教都有改宗弃教的自由，包括和尚尼姑都可以还俗，但是唯独对改革教不能有丝毫怀疑，任何对改革教的怀疑哪怕是只有一个字，都会立刻被传统媒体撕咬的粉碎。特别是那些天天叫喊信仰自由的右派，却不允许任何人有拒绝信仰改革教的自由，把13亿中国人民强行变成了改革教的教徒，在把一切邪恶东西随心所欲打上改革烙印的同时，又把一切真善美的东西同样随心所欲地变成改革对象，并且规定不准争论，强制形成了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地位。

　　改革教现代神学统治的结果，同时毁掉了我们的精神家园和自然家园。精神家园的毁灭，主要表现为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和民族创新能力的丧失：整个社会没有一物不造假，没有一人敢相信，没有一事能放心；最具创新能力的中华民族30年来发明创造等于零，甚至没有一本书，没有一部戏，没有一个理论家，没有一个文学家，没有一个艺术家，没有一个科学家。自然家园的毁灭，主要表现为青山绿水消失了，森林草原消失了，江河湖泊干涸了，矿产资源挖走了，耕地土壤板结了，春夏秋冬四季界限消失了，从卫星图片上看地球，我们周边都是绿的，只有中国如同一块森人的花白牛皮癣。生态破坏是对一个民族生存环境的根本破坏，不像经济崩溃那样经过一段时间就能恢复过来，一旦出现生态崩溃，甚至连回头改正错误的机会都没有。今天不是十七、十八世纪以前，那时人们没有生态和资源危机的概念，对生态的破坏是有限的能够挽回的，今天的生态破坏会把一个民族推向死路，完全是一种刑事犯罪，是一种典型的反人类罪。

　　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建立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实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必须批判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社会的健康发展。可以说，在思想上彻底批判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世纪性崛起的根本条件。从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立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到十七大赋予和谐社会“学有所教，劳有所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的具体内容，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民生路线，并在实际工作中取代了以往那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精英路线。我们之所以称之为伟大的转折，就在于贯彻这条民生路线，是中华民族实现不流血转变的最后机会，中华民族已经被推到了内乱和崩溃的边缘。并且中国社会已经孕育成熟了伟大的民主力量，东方文化已经积聚凝成了伟大的民族自新能力，完全具备了实现伟大转折的历史条件。

　　然而，事物的发展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或许是最后的疯狂，或许是欺负党中央不敢发动群众，中国强势集团和国际垄断资本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财富瓜分浪潮，就其财富掠夺的规模和速度来讲，甚至超过了1840年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仅2006年后一年多时间里，外资就从中国几家大银行股份的买卖中获利超过万亿，正在从根本上摧毁着中央民生路线的物质基础。可见，不公开批判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而是想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在实践中悄悄转变原有政治路线，是根本行不通的，中国强势集团对社会的掠夺和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的掠夺，都已经进入了历史上最疯狂的状态，贫富分化已经把中国撕裂为彼此仇恨的两个极端，并且富人对穷人的仇恨程度甚至超过了历史上412大屠杀前夕，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已进入了最后点火的倒计时状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建立和谐社会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中华民族即将面临社会矛盾大爆发的空前挑战。

　　批判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已到了不容拖延的最后历史关头，已是化解矛盾、转危为安、避免武器批判的最重要选择。虽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批判的武器能够避免武器的批判，作为肩负民族崛起大任的中国共产党人，本着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和谐道路被彻底堵死之前，必须坚持不懈地高举批判的武器，团结亿万人民，努力实现伟大的转折，掀起新世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伟大的民族复兴运动必然有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批判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就当前而言，急需弄清以下9个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问题。

　　第一，老百姓是不是人的问题。人是自然和社会的主体，而不是实现他人意志和利益的工具。这本来是500年前文艺复兴运动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可中国的老百姓又被重新打回到了500年前的中世纪，再次变成了神学统治的简单工具。唯一不同的只是，中世纪欧洲的老百姓是实现上帝意志的一个工具，现代中国老百姓则是实现GDP增长的一个工具。中世纪欧洲的老百姓是为僧侣活着，现代中国老百姓是为富人活着。

　　在富人眼里，老百姓不过是一群如同驴牛骡马般创造GDP的简单工具，甚至连驴牛骡马都不如，管理驴牛骡马尚且以要考虑死活，而中国改革精英实行的管理原则，则是“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根本不管死活。至到今天以人为本的口号已经喊了许多年，可是资本控制的中国财经类报刊，仍然坚持认为不管老百姓死活是具有经济学专业素质的表现，说什么经济学只管资源配置效率高低，不考虑劳动者死活，考虑老百姓死活是左派经济学拙劣的煽情手段，真正的经济学只考虑效率高低。如此一来，主流经济学便拉开了人间地狱的黑暗闸门，劳动者的悲惨世界开始了，既然要资源配置效率高，效率最高的办法就是不发工资，剥夺全部福利，超越生理极限地疯狂役使劳动者。过去曾经有句话，叫做劳动者做牛做马，后来则是连牛马都不如，役使牛马也要考虑死活，而役使老百姓则完全不用考虑死活，只要不造反就行。这种“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的管理原则，完全突破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奴隶时代的道德底线，即便是最野蛮残暴的贩运黑奴时代，也要以奴隶死活为底线，而不会以不造反为底线。当然，按照改革精英的私有化逻辑，老板摧残工人如同官员挥霍资产一样，是因为产权模糊造成的，只要明晰了产权，让资产归官员个人所有，工人归老板个人所有，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可见，单纯复辟资本主义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复辟到奴隶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才有希望得到根本解决。

　　对劳动者空前绝后的极端压榨，使劳动工资下降到文明社会的底线之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老百姓工资占到了GDP的70%左右，可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2006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下降到了GDP的10%左右，中国老百姓不仅变成了国内老板的廉价奴隶，同时也变成了国际资本的廉价奴隶，甚至廉价到干脆不发工资的程度，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继非洲大陆贩奴运动以来第二次廉价劳动力浪潮。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那么丰富的资源却吸引不到外资，而中国珠三角长三角等东南沿海地区资源极端贫瘠，却能引来全世界资本竞折腰的根本原因。

　　在这种极端惨烈的历史背景下，中央强行出台了保护中国老百姓的《劳动合同法》，旨在提高劳动工资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结束老百姓的悲惨世界。实事求是地讲，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类似的劳动法规相比较，中国的《劳动合同法》对资本都是十分温和的，即便这个法规得到全面贯彻，中国劳动工资占GDP比重仍将是世界最低的。可是就这么一个十分温和的劳动法，却引起了权贵和富豪排山倒海般的反对浪潮，修改《劳动合同法》的呼声响彻云霄，并且威胁要用破产，失业和经济下降的办法来打倒《劳动合同法》，虽然马克思早就讲过：“资本从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像目前中国资本这样不加任何掩饰地如此猖狂，却在历史上十分罕见。在思考中国资本特别猖狂的过程中，突然想起了中国八、九十年代大规模裁军和大规模扩警的问题，当时大规模裁军是打着经济建设的幌子，其实裁军的钱并没有用于经济建设，而是用来发展武警和保安(养保安同样是社会财富的扣除)了，这军警之间一裁一扩，反映了中国穷人和富人之间历史地位的根本变化，军队主要是对付国外侵略者的，武警保安主要是对付国内老百姓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就是通过武警和保安实现的。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一部分人能够先富起来是政策变化的结果，其实不是，真正的原因是依靠武警和保安先富起来的，如果不是把军队变成武警和保安，恐怕再过30年一部分人也不可能先富起来。中国的资本之所以特别猖狂，也是因为存在武警和保安的结果。

　　目前中国资本集团对《劳动合同法》近乎病态的疯狂反对，反映了中国背离人类文明发展已达到了难以想像的野蛮程度。劳动者的历史性解放一般分为四个阶段：以不造反为底线、不管死活的前奴隶阶段；以死活为底线并能维持劳动力正常再生产的资本奴隶阶段；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阶段；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体阶段。当初白人在非洲大陆围猎黑奴，属于第一阶段;马克思批判的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属于第二阶段;目前北欧个别发达国家属于第三阶段;毛泽东时代属于第四阶段。而目前的《劳动合同法》不过是要把劳动者的地位提升到第二阶段，就引起了整个社会权贵和资本集团的疯狂反对，可见要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该是何等艰难!难在哪里?难就难在中国的权贵富豪根本就不把老百姓当人看!只把老百姓看作是创造财富的工具，并且还是那种不花钱的工具!所以才把拖欠工资看作天经地义。如何能让中国的权贵富豪承认老百姓是人，哪怕是十分低贱的人，就是中国文明进程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进步，从目前权贵富豪对《劳动合同法》的极端仇恨来看，要达到这个程度还很难。所以我们才把十七大提出的以人为本看作是伟大的转折，伟大就伟大在要实现这个转折是相当艰难的。

　　目前老百姓的历史地位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公平正义的问题，同时也越来越成为国家安全的问题。核时代的大国斗争将越来越依靠意识形态的力量，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们逐渐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如果说从发展的角度来讲，农业社会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工业社会主要依靠组织资源，新经济时代主要依靠文化资源，那么从斗争的角度来讲，农业社会主要依靠军事手段，工业社会主要依靠经济手段，新经济时代则主要依靠文化手段。人类经过蒙昧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发展，正在进入更高阶段的人本主义社会，谁能适应世界的人本化、信息化、知识化、虚拟化和一体化发展，为人类社会提供一种新的人文价值观，提供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谁就能够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高端，谁就能够主导世界。现代舆论生活中有个概念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以至与到了人们耳熟能详的程度，这就是所谓人权武器。人权武器的出现，说明大国之间的斗争方式正在发生根本变化，意识形态正在取代飞机大炮，成为未来攻城略地的主要武器。80年代以来美国之所以能够扫荡天下独霸世界，主要依靠的就是这个武器。在毛泽东时代，这本来是我们对付西方国家的武器，80年代以后越来越成为西方国家对付我们的武器。之所以会形成这种颠倒，是因为中国人民曾经真正当家作主的时代，被国内权贵富豪妖魔化为最黑暗的时代;而后来权贵富豪舞翩纤的时代，又被全世界斥为没有人权的时代。中国妖魔自己原有文化，追随西方文化发展的结果，就是反倒把自己变成了真正的妖魔。如同一个被追随男人卖入娼门的良家妇女，本来打着追求爱情自由的幌子，结果变成了被逼天天接客的娼妓。

　　可见，虽然劳动者的非人化状态发生在改革后的中国，但是就其本质来讲是盲目引进西方丛林文化的结果，西方丛林文化的竞争法则就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作为弱势群体的老百姓只能接受被淘汰的命运，从而形成了以劳动者的非人化趋势换取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把中国变成了本能支配自发淘汰的动物世界。如果站在人类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今天西方丛林文化以及所衍生的各种资本主义腐朽文化，在中国发展到极端残暴血腥或许是一件好事情，可以让整个人类都认识到它的弊端，从而才能用东方和谐文化彻底取代它，事物只有发展到极端，才有可能彻底解决。之所以选择中国作为文化转变的实验场，是因为人类数千年孕育成熟的东方文明在中国，只有中国具备承受西方丛林文化极端化的强大历史内力，有能力完成东西方文化的历史转变，在东方和谐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东西方文化的优点，形成一种与世界一体化发展相适应的新的和谐文化。除去中国之外，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国家能够担当起这一历史任务。就拿这一代中国人两个极端的生活经历来说，就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这一代中国人既经历了极端理想主义的光明天堂，又经历了极端物欲泛滥的黑暗地狱，两个极端的强烈对比使我们最有可能形成对世界的完整认识，能够把东方和谐文化和西方丛林文化的优点结合起来，同时克服二者弊端，达到人类文明正反合的最高阶段，形成最完善的人类文明。毛主席生前曾经讲“中国人民应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估计这个贡献主要表现在文化转换方面。只是这个过程让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其中最大的代价，就是老百姓失去了做人的地位。

　　因杀人入狱的大学生马加爵穿上囚服时随口一句话，让在场的狱警潸然泪下：“这是我穿过的最好的衣服”;同样是大学生的一个安徽女生因运输紧张被挤死在火车轮下;也同样是大学生的一个湖北女生终年都靠在食堂捡食剩饭剩菜度日。作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尚且贫困如此，一般贫民生活如何，更是可想而知了。因多年讨薪被打而怒杀老板的农民工王斌余，在行刑前对记者说：“看守所的条件比住在工地好”。建造了全国高楼大厦的农民工一年工资买不了一平米住房，每年全国数百万老百姓因无钱看病而死在医院外面——，此类惊人贫困在二战后的日本，大危机后的美国，也都曾经发生过，可是发生在一个连续30年经济超高速增长的国家里，却是无法想像的。我们不是没有足够的房子，目前中国城镇人均住房达到28平米，按照三口之家计算，户均面积超过80平米，远远超过人均15平米的日本，已经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也不是没有钱，目前整个经济学界和相关部门都被发动起来了，在研究如何花掉那相当于10多万亿人民币的外汇储备，可研究来研究去，都是如何投向美国的财政，投向美国的银行，唯独没有一个方案是花在国内老百姓身上。并且那些由西方反华势力培养资助的“基金会学者”，居然异口同声地叫喊“外汇不是财产，无法花在老百姓身上”，也就是说，中国相当于10多万亿人民币的外汇储备，只能购买美国国债花在美国财政身上，只能购买美国银行股份花在美国银行身上，就是不能购买设备和商品，花在国内老百姓身上。这种令人震惊的奇谈怪论已成为影响国家决策的整个经济学界和金融界的牢固共识，可见，老百姓是不是人的问题，老百姓究竟只是经济发展的工具，还是经济发展的主体问题，已成为当前解决所有问题的前提。不解决这个前提问题，以人为本的原则，只会变成以官人为本，以富人为本，以洋人为本，就是难以形成以人民为本，以特别是以本国人民为本。

　　第二，什么叫解放思想以及解放什么思想的问题。什么叫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应该是人类不断突破现有消极反动的、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思想束缚，不断向上飞跃的发展过程。而不是相反，把摆脱健康思想的道德约束称之为是解放思想。一个女人从妓院走进学院是解放思想，相反，从学院走入妓院不能叫解放思想，只能称之为堕落，不能把堕落等同于解放思想。

　　就当前中国来讲，束缚中国人民最大的思想枷锁是什么?就是一条：改革迷信，对改革的迷信。本来改革如同人体疗伤治病一样，应该是哪里有病就治疗哪里，一旦病好就结束治疗。可是现在却把改革神圣化宗教化了，变成了一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无边佛法，变成了一种不容置疑无须解释的绝对真理和永恒运动，无论做什么都永远只是两个字：改革。人类社会数千年建立起来的善恶美丑、是非真假、罪与非罪等道德伦理，在改革面前统统作废，扒房子圈地淫人妻女致人死命以及所有黄毒赌黑，回答也永远只是两个字：改革。可以说，人类历史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所有的邪恶无一遗漏地突然在中国复活，借口也无一不是这两个字：改革。所有陈良宇之类的贪官污吏、权贵豪强，所有刘涌之类的流氓恶霸、黑道魁首，30年来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也是这两个字：改革。把东方文化从中国课堂上清除得干干净净，致使西方文化垃圾泛滥成灾的也是这两个字：改革。全世界唯独中国人在自己国家内不会说外语便不能上学不能就业的唯一解释，也是这两个字：改革。以往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又被拣了回来，改成“华人只说华语不得入内”，挂在了中国所有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门口。改革迷信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大的思想迷信，改革已经完全宗教化了，成为凌驾于所有宗教之上的一种新的宗教——改革教，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已成为当代中国最大的思想牢笼。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冲破改革教的思想牢笼，把人们的思想从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中解放出来。这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前提条件，也是东方文明复兴的客观要求。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21世纪世界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就是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东方文明的复兴。中华民族崛起和东方文明复兴对世界的意义，就是用东方文明和谐的人性法则，取代西方文明竞争的兽性法则，为世界提供一种新的价值观和政治文明，以适应世界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要求。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先秦时代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运动，那次思想解放运动奠定了中国千年繁荣的文化基础。第二次是15世纪欧洲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思想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使欧洲引领风骚五百多年。而今天互联网上爆发的对改革教现代神学统治的批判，正在掀起人类历史上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比前两次的意义更加伟大，如果说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造就了辉煌灿烂的东方文明，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造就了同样灿烂夺目的西方文明，那么这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将在整合东西方文明的基础上造就覆盖整个世界的大众政治文明，为世界一体化发展奠定大同文化基础，以保证人类未来的和谐发展。可以说，目前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千年国运，同时也关系到整个人类未来的发展。这是中国人十分自豪的方面，也是中国人压力十分沉重的方面。

　　压力主要来自于中国已成为东方人性文化与西方兽性文化决战的主战场。西方竞争文化进入中国后，由于失去了宗教的道德束缚，迅速演变成为野蛮残暴的兽性文化，把动物世界中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兽性法则以改革的名义强加于整个社会，以致社会道德崩溃、伦理尽失，所有反映崇高与进步的人性文化荡然无存，所有美好事物都被打上了相反的烙印，所有美好概念都被赋予了相反的歧义，解放思想也具有了完全相反的不同解释。本来，解放思想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条件，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可是，后来随着西方兽性法则的引入和陈旧历史因素的复活，解放思想便从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旗帜，演变成为摆脱人类文明约束的理论裹尸布，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上正反两个方面的四次解放思想便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前两次是毛泽东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陈独秀王明的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义革命的成功道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结果，就是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第二次是建国以后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解放出来，开辟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结果，就是奠定了中华民族未来繁荣强大的文化基础、物质基础和组织基础。这是两次正面的解放思想。

　　两次反面的解放思想。一次是姓资姓社的争论，从社会主义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摆脱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结果就是全面私有化，私有化的程度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超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质的方面看，不仅经济私有化了，甚至政权都私有化了，这是人类历史上十分罕见的私有化现象，我在《官权泛滥——中国内乱的历史根源》文章中有专门论述;就量的方面来看，就是中国私有化水平远远超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如中国住房的私有化比率世界最高。本来，人类社会占有制度的历史逻辑，是私有化——国有化——社会化；目前全世界都在由国有化向社会化的更高阶段发展，唯独中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由国有化倒退到私有化阶段。20世纪末，中国之所以越来越成为世界政治文明的讨伐对象，这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次所谓思想解放运动，就是所谓姓公姓私的争论，从公有制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把上百万公有制企业据为己有，形成了史所罕见的大规模资产抢劫运动。如果说第一次是摆脱社会主义思想约束，走上了私有化道路，那么第二次则是摆脱公有制伦理约束，走上了抢劫道路。抢劫和经济学上的私有化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经济学上的私有化是指有偿占有和公平瓜分，如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私有化一样，东欧国家的私有化就是把全国资产作分子，全国公民作分母，平均一除，每人一份，然后自由转让。中国的私有化则是把工人赶出工厂大门，宣布企业归管理者所有，起了个名叫MBO(管理层收购)，这纯粹是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公开抢劫。这种公开抢劫的弊端还不仅仅在于数千万工人流离失所，还在于它把资本主义历史上固有的各种危机和动荡搬到了中国，为避免动荡就用沿袭下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力量去压制，这就使老百姓误以为悲剧的根源是社会主义，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力量，反倒去拥护这种抢劫式改革，结果使抢劫者越来越大胆，在抢劫工厂等生产资料后，又去抢劫住房等生活资料，低价买来老百姓的房子翻改后再高价卖给老百姓，其间的差价如同珠穆朗玛峰，老百姓不同意就动用武警和法院强制执行。更加糟糕的是，没有底线的抢劫甚至吓坏了抢劫者本身，为了避免遭受历史清算，一边纷纷把抢劫的资产向海外转移，一边像吴三桂那样“引清兵入关”，勾结外部势力推动国家解体。洋人也乘机大举入关，疯狂扫荡中国财富。

　　关于什么是解放思想以及解放什么的问题，中国的改革精英正在掀起全国性大讨论，准备在年底以前把争论推向高潮。我仔细阅读了几乎所有右翼政治势力关于解放思想的论述，概括起来就是目前中国道德堕落得还不够，社会仍然残存着公平正义的观念，这些都是极左思潮存在的土壤，必须加以彻底清除。并且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批判极左的主要内容，是解决姓中姓外的争论。认为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只有发展和不发展的问题，不再有国家和民族利益问题；提出国家民族利益，纯粹是极左思潮的残余。所以，最近中国右翼政治势力攻击的矛头对准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中国历史上共发生过三次反对民族主义的运动：第一次是八国联军领导的反对民族主义运动；第二次是伪满政府领导的反对民族主义运动；第三次就是目前由中国极端右翼政治势力领导的反对民族主义运动。大家打开世界历史看一下就会发现，自有国家以来，古今中外只有中国发生过反对民族主义运动，其他任何国家都从未有过。

　　第三，关于改革和革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特别需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本来，改革和革命是人类政治词典中最崇高的2个名词，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就是依靠这两个环节实现的。解决社会问题只有这两种方法，改革和革命。改革是在肯定现存制度基础上的变革，目的是完善现存制度;革命是在否定现存制度基础上的变革，目的是替换现存制度。社会出了问题首先是通过改革加以完善，如果不行那就进行革命。如同人患病后首先是吃药打针，治愈不了再进行外科手术。革命就是社会的外科手术，改革是社会的保守疗法。二者具有密切联系，革命往往是改革无能为力的结果。但是二者又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性质，革命是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改革是富人管理穷人的斗争，所以富人一般反对革命赞扬改革。古今中外的精英集团为避免革命，往往是通过改革给穷人留条活路，所以历史上穷人也同样赞成改革。像30年来中国精英集团这样打着改革旗号把穷人活路全部堵死的改革，古今中外绝无仅有。恰恰是中国极端右翼势力的倒行逆施，把改革和革命这两个最神圣的名词同时毁掉了。

　　首先，他们在理论和舆论上把革命妖魔化了。打着反思的幌子，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以及中国历史上所有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统统加以否定，把他们能够做到的和能够想象到的所有罪恶，统统强加到革命头上，把革命描绘成为所有邪恶的代名词，把革命者描绘成为血腥残暴的妖魔鬼怪。

　　其次，他们在实践中又把改革给兽性化了。本来，古今中外所有改革都是约束官权、抑制豪强，扩大民生民权的社会制度调整，所以人们才把改革称为改良，改良改良，就是越改越良，向着良好方向进行改变。而中国的改革却恰恰相反，为了彻底摧毁毛泽东时代的大民主制度，打出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旗帜，把中央的权力向官员下放，把百姓的利益向官员集中，并且中央的权力只下放到官员，百姓的利益只集中到官员。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上下两头剥夺的改革，与当初毛泽东留下的政治体制有很大关系，毛泽东留下的政治体制特点是，中央有一批传统社会主义者，群众中有一批造反派。要解决这个问题，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就必须造就一个与中央和百姓两头对立的特殊利益集团，用这个集团彻底改变中国原有制度。这种两头剥夺的改革造就了古今中外都绝无仅有的权利无边的强大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既要避免中央集权的约束，又要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就必须摆脱一切伦理约束。以往所有社会建立起来的政治伦理都具有单向性特点;封建伦理讲服从，妨碍他约束中央集权；资本主义伦理讲民主，妨碍他镇压民众；人类历史上形成的所有伦理道德都不适合这个集团，于是这个集团就干脆把人类所有伦理道德统统踩在脚下，强制推行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整个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兽性化了。

　　近30年来天天都在宣传改革就是要优胜劣汰，却很少有人想到优胜劣汰完全是动物世界的兽性法则。从小学到大学的所有讲台上都在灌输优胜劣汰的动物法则，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荒诞现象。社会伦理道德完全崩溃了。本来，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动物世界的兽性法则，人性法则应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改革的结果却是兽性法则取代了人性法则，结果就是富人变成了野兽，穷人变成了牲口。改革越来越成为地方官僚为所欲为的最常用借口，越来越成为老百姓最为恐惧的可怕名词，特别是对于基层单位来讲，听到单位领导谈改革，比半夜坟地遇到恶鬼还要更加恐惧。

　　现在，要实行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恢复改革原有的改良含义，赋予改革明确的伦理色彩，不能把所有改变现状的做法都称为改革。符合伦理的变化是改革，违背伦理的变化是作恶，并且违背伦理的改革，效率越高罪恶就越大。改革之所以成为作恶工具，就是只讲效率，不讲伦理不讲公平的结果。改革初期有句话，叫做“要把被颠倒了的是非观念重新颠倒过来”，结果就是人类数千年形成的伦理大厦彻底倒塌了，是非真假善恶美丑全都倒了过来，西门庆霸占潘金莲变成了改革壮举，因为西门庆提高了红颜资源的利用效率，打破了武大郎家庭原来封闭僵化的落后状态，至于武大郎的死亡，不过是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必要代价。现在，是到了分清改革历史性质的时候了。

　　中国一直存在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改革：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另一个是改革教领导的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清算。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是历届全国党代会对中国改革的共同定义。最初许多老同志和全国人民拥护的改革，就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可是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改革，却变成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清算，最初是清算改革前十年，后来清算到1949年，再后来干脆清算到1840年，直至把2千年以来的所有农民起义和革命，全都纳入了清算范围。清算的结果就是，中华民族发展史完全是一部罪恶史，中华民族历史上所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和革命，统统属于历史犯罪，甚至把反抗八国联军侵略的义和团，打造成为罪恶代名词。持续30年的自我清算，彻底摧毁了知识分子和社会中上层人士的民族自信，甚至连那位才华横溢的解放军中将，都发表文章公开声称：“西方历史是一部弃恶从善的历史;中国历史则是一部弃善从恶的历史”。堂堂解放军中将都被清算到如此民族自卑的程度，一般人更是可想而知了。

　　所以，不仅改革的性质要搞清楚，革命的性质和作用同样需要搞清楚。如果能够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话语搞清楚，是国家之幸人民之幸，如果中国右派坚持拒绝话语交流，坚持不让人民说话，坚持把矛盾推向极端，最终的灾难性后果就不仅是落到国家和人民头上，也同样会落到他们自己头上。

　　第四，人性和兽性的区别问题。刚才讲到了人性法则和兽性法则的区别问题，人类社会应该按照人性法则来组织，不应该实行野兽世界的竞争法则。在这个问题上，改革教对中国最大的犯罪，就是让中国陷入了三重悲剧。

　　首先，颠倒了人性和兽性的关系，以兽性代替人性。虽然人类具有与动物相同的感官需求，但是人的生命本质是一种崇高的精神现象，精神需求才是真正属于人类的需求。但是，由于改革教的文化精英完全丧失了对崇高事物的感知能力，如同低等动物那样以自身的尺度来衡量世界衡量他人，便以为人与低等动物所共有的感官需求就是人类的全部需求。而把真正属于人类的精神需求看作是骗人的说教，并且在实践中长期坚持把崇高神圣的追求当成骗人的说教。本来，只有爱情才是人性，性欲是动物性，是人与动物共有的属性，可是在改革教精英看来，爱情是骗人的说教，只有性欲才是真实的人性，完全颠倒了人性和兽性的关系。把人与动物共有的兽性当作唯一的人性加以宣传和推崇，把情感和精神领域的崇高追求变成嘲笑和戏弄的对象，最终必然是人伦尽失、精神沦丧，所有真善美的正常情感都失去了存在的现实基础。《色戒》就是一个典型，把为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而献身的烈士壮举，归结为是追求性欲快感的结果。他们只承认食欲和性欲是真实的人性，把除此之外人类所有崇高追求统统贬低为是虚伪说教，把人类数千年建立起来的辉煌文明统统归结为包括低等动物都具有的“食道文化”和“阴道文化”，此外不承认任何文化。

　　由于改革教的文化精英把本能作为衡量世界的唯一尺度，他们自己是什么样就认为整个世界都是什么样，他们自己是自私卑鄙猥琐肮脏的邪恶群体，就认为整个世界所有人也都是邪恶群体。他们自己一生只有性交没有爱情，就否认整个世界存在爱情;他们自己一生只为吃好喝好，就认为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吃好喝好。30年来改革教的辩护词永远就只是一句话：“现在的吃喝增加了”，是不是真的增加了暂且不论，在此至少说明他们完全颠倒了人性和兽性的关系。不过在改革之前，他们从属的社会地位，决定了这种颠倒只是他们自身群体的堕落，但是后来当他们成为社会主流时，这种颠倒便演化成为整个社会的堕落，他们肉欲至上的兽性价值观便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整个社会完全向着最大限度满足少数精英肉欲的方向发展，为此不惜毁灭一切——环境、伦理和生命尊严，在已经消灭娼妓制度30年的情况下，再次把数百万劳动妇女强制变成满足他人肉欲的工具。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堕落时代，其堕落程度完全超出了宗教关于末法时代最恐怖的描述。以至于党中央没有办法，只能提出“八荣八耻”，由洪荒时代起从头进行启蒙教育，“八荣八耻”本来是幼儿园小朋友的启蒙教材，可是在当今中国却成为高不可攀的道德高峰。

　　其次，按照兽性法则对整个社会进行强化训练，把中国变成了野蛮的动物世界。这是人性和兽性颠倒的必然结果。前面已经谈过，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竞争法则是动物世界的兽性法则，不应该成为人类社会的组织法则。可是30年来最响亮的一句口号就是：“有本事的吃肉，没本事的喝汤”。发展到后来干脆连汤也不让喝了，变成“有本事的吃肉，没本事的喝风”。不要小看喝汤喝风这一个字的差别，这是人兽两个世界的本质差别。“吃肉与喝汤”虽然是两极分化，但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分化，而“吃肉喝风”则已经成为动物世界的物种差别了。有人会说，西方国家也是竞争法则，其实只是看到了事物的一个方面，西方国家弱肉强食的兽性法则主要是对外，对内则是越来越完善的劫富济贫原则，是一种典型的狼文化结构：对内善良互助，对外血腥残暴。这就是西方国家内部比较团结和谐，对外强硬一致的原因。中国则与西方国家完全相反，对内实行弱肉强食的兽性法则，同胞之间越来越血腥残暴，人与人之间是狼，心与心之间是地狱。整个社会，性格越来越扭曲，内心越来越恐惧，彼此越来越敌视，13亿人被竞争撕碎成13亿碎片。现在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就是要把13亿残破的碎片重新聚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只是如果不彻底改变兽性法则，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

　　最后，兽性法则训练的结果不是变成了强大虎狼，而是变成了肥大牛羊。这是我们民族最大的悲剧。世界历史上有许多国家都曾经实行过兽性法则，特别是近代西方国家兽性法则更是野蛮，但是，历史上所有实行兽性法则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无一例外地被兽性法则训练成了虎狼，唯独当今中国被兽性法则训练成了牛羊。虎狼的兽性化和牛羊的兽性化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命运，虎狼国家属于强大国家，牛羊国家属于肥大国家；虎狼国家越强大越安全，牛羊国家越肥大越危险；虎狼国家是宰割他人的国家，牛羊国家是被宰割的国家。30年来改革教散布的最大历史谎言，就是“落后必然挨打”，可是翻开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历次挨打不是因为落后，而是因为肥大，特别是近代先后两次差点儿亡国灭种的惨剧，都是发生在经济十分发达、国家特别肥大的时期。

　　第一次是晚清的洋务运动，那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繁荣发达，GDP(总产值)占世界三分之一，相当于现在美国占世界的比重，成为全世界经济最肥大的国家，因而引来了全世界帝国主义的联合宰杀。中日第一次甲午战争爆发时，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10多倍，结果是经济肥大的中国割地赔款，贫穷的日本则依靠中国赔款走上了现代化道路。第二次是民国三十年代，那是中国第二次改革开放，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GDP总量超过日本一倍多。当时上海号称东方巴黎，成为举世瞩目的东亚金融中心。结果是“九一八事变”，被不足千名日本兵占领了东三省;“华北事变”又被不足万名日本兵占领了华北;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尽数落入日本手中。如果不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以及二次世界大战，估计大和民族已经成为了第二个满族。

　　现在中国是第三次站到了强大国家和肥大国家的十字路口，虽然我们不想成为虎狼国家，但是也不能再次成为牛羊国家。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中国正在成为“国际奶牛”，标志就是在传统国家利益的领土方面和现代国家利益的规则方面，中国正在逐渐失去捍卫国家利益的能力，在所有对外利益冲突中——无论对方是大国还是小国——都是百分之百地丧失自身利益，连一个让国人自豪的例外都很难找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日关系，自有世界历史以来，从来都是战胜国占领战败国的领土，唯独中日之间颠倒过来，是战败国占领战胜国的领土，并且所占领的资源超过中国大陆资源的总和。可以说，衡量中国是强大国家还是肥大国家的最可靠尺度，就是中日关系。虽然日本侵占中国领土的面积还没有达到历史上两次中日战争的水平，但是中国人在日本面前的软弱程度却已经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当初蒋介石丢掉东北华北，还不忘天天高喊要收复失地，可是钓鱼岛已经被日本人侵占了10多年，至今没有听到任何中国官员喊过要收复钓鱼岛。现在的中国人在自然灾害面前往往具有大无畏精神，能够振臂高喊“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可是在外国人面前却没有一句毛泽东那样的豪迈语言。这是30年来中国在意识形态和国防工业两个方面自我摧毁的必然结果。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强大国防工业，除了原子弹没有像大飞机那样扔进垃圾堆之外，其余绝大部分自我摧毁，只能越来越依靠进口武器装备军队，而一个依靠进口武器打仗的国家，是不可能有真正战斗力和威慑力的，阿根廷“马岛之战”的悲剧全世界都知道。

　　第五，关于政治伦理问题。政治伦理问题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因为它是古今中外所有政治集团自觉遵守的共同约束，政治伦理决定社会道德伦理，一旦政治伦理丧失，社会道德伦理必然会随之崩溃。所以，古往今来所有国家的所有政党、所有政治集团，无论他们实际的政治立场如何，都要高举十分神圣的政治伦理大旗，如天道正义、博爱公平、民主自由等，绝不会把金钱两个大字写在伦理大旗上。中国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把金钱两个大字作为伦理旗帜的唯一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生产力是根本标准，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为了赚钱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这个伦理大旗一举，所有的道德伦理就都摧毁了，人类所有崇高追求统统被看作是虚假不实的东西，所有理想主义要素统统被斥之为极左，支撑社会的道德大厦轰然倒塌，所有神圣信仰都被踩在了脚下。人类数千年形成的超越政治立场的善恶观念完全颠倒了：卖身卖论卖灵魂的贪官奸商、名流二奶，成为社会崇拜对象;相反，贩夫走卒、引车卖浆等古往今来的正当职业和诚实劳动，反倒成为非法活动和打击对象。目前打击摆摊商贩的所谓执法大队疾速膨胀，动辄把人往死里打，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是打击无照经营。诚实劳动者没有执照经营是政府失职，政府应该把执照送到劳动者手中并向劳动者道歉，而不是当作罪犯一样进行其严厉打击。像目前这种诚实劳动违法、欺诈掠夺合法的伦理颠倒现象，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出现过。大家可以翻看一下历史，看看哪朝哪代有过把武大郎卖炊饼列为打击对象的，哪朝哪代有过专门打击武大郎的执法大队。

　　恢复社会的政治伦理是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政治伦理，与政治路线、政治立场和政治制度等不同，它是所有政治制度都必须设立的道德底线。无论是无产阶级政治还是资产阶级政治，无论是精英政治还是大众政治，都有一个必须遵守的政治伦理问题，即便是反动政治也有着贵族式反动和流氓式反动的划分问题，二者之间划分的标准就是政治伦理问题。政治伦理不仅表现在思想信仰上，同时还表现在思想方法上，不仅取决于追求什么，还取决于怎样追求。通俗地说，就是不能在理论上耍流氓，不能对同一个事物同一个人得出性质完全相反的两种认定，然后随心所欲地翻云覆雨。就拿对江青的定性来说，江青到底是极左还是极右?属于是太革命还是反革命?这个问题必须进行统一认定。如果是极左那就是太革命，如果是极右那就是反革命;不能在定罪时认定是反革命，在批判时又认定是太革命，不能在两个极端之间随意变换。虽然极左和极右往往会造成同样危害，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会互相转化，但是不能因为黑与白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就直接颠倒黑白，或者在黑与白之间直接划等号。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站在地球两端，既是极左的太革命，又是极右的反革命;如果一定要说极左就是反革命，那就如同说白就是黑一样，纯粹是理论上耍流氓了。

　　中国政治伦理的丧失，主要是根源于改革教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清算。改革教要全面清算社会主义制度，又不敢公开其真正目的，便采取了模糊事物基本性质的欺诈手法。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打左灯向右拐”，“目标是天津谎说去廊坊”，一开始就堕入了下三道，在堕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至于一发难收，最终不再敢于正视和承认任何是非对错善恶美丑，社会的伦理标准也就消失了。所以，恢复政治伦理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明确认定事物的基本性质，如同恢复正常婚姻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明确男女性别一样。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无论有多少特色，其基本性质必须确定。如同男人和女人，无论各自有多少特点，都不能混淆其男人女人的基本性别，这是绝对不能含糊的问题。以党校教授为代表的那些“特色理论家”总说什么，是不是社会主义关键是从什么角度来看，从不同角度看就会得出不同结论。这纯粹是流氓逻辑，男人就是男人，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也仍然是男人，从不同角度观察男人会有不同特点，但是男人的性别不会随着观察角度而改变。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好谁坏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政治伦理一定要清楚，不能含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伦理都是十分清楚的，哪怕是极端反动的国家，政治伦理也是十分清楚的。政治伦理一乱，社会伦理家庭伦理就全乱了，人伦一乱，社会也就不再是人类社会，而变成魔兽世界了。

　　过去人们经常说蒋介石是一个政治流氓，可就是蒋介石也有着明确的政治伦理，最能说明蒋介石政治伦理的就是他那句名言：“政治家对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说，对有些事情则只能说不能做”。为什么能做不能说?就是因为有政治伦理的约束，不能突破伦理底线。甚至连侵略中国烧杀抢劫无恶不作的日本鬼子，都不敢突破政治伦理的理论束缚，日本鬼子刺刀上挂着的口号是“东亚共存共荣”，就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共存共荣，而不是“日本人吃肉，中国人喝汤”，而中国的改革教居然能对同胞喊出“有本事的吃肉，没本事的喝汤”这样的兽性口号。

　　政治伦理的丧失，把中国由世界政治文明的原告变成了被告。在政治文明的历史法庭上，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位置恰好颠倒了过来，原先的原告变成了被告，原先的被告变成了原告。奠定了现代政治文明基础的中国越来越成为文明世界的控诉对象，无论把什么样的屎盆子扣在中国头上，大家都坚信不疑，都认为中国是罪有应得。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们眼里，拥有6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越来越变成了尚未开化的野蛮人，差不多和印地安人同属一个档次。大家看看70年代美国政治家尼克松、基辛格他们的回忆录，你就会为那时中国在世界政治文明舞台上的主角地位，而感到无比自豪；你就会为那时中美关系上中国的攻势地位，而感到痛快淋漓；你就会感觉到那时中国人这三个字，在地球上是那么厚重，在天空中是那么飞扬。可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让中国人窝屈憋闷的时代又回来了。现在美国国会隔三差五对两个国家做决议，一个是伊拉克，再一个就是中国。为了迫使中国能够顺从地执行美国决议，便把控诉中国、妖魔化中国作为一个热身项目，去年6月份美国搞了个所谓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参与者大都是后来跑到美国去的中国改革中坚分子。这些当初中国的改革者，如同众星捧月般地围绕在美国总统布什周围，大肆控诉中国共产主义的所谓灾难，在布什带领下一起高呼“反恐就是反共”，把共产主义者等同于恐怖分子。把中国这样一个近代史上饱受外来侵略蹂躏的国家，妖魔化为一个威胁世界的恐怖国家。大家可以想一想，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亚洲造成那么大灾难，日本的文化精英都没有妖魔化本国，是非对错暂且不论，至少说明他们的文化精英是爱国的。中国的改革精英却借助美国的力量，把饱受外来侵略蹂躏的中国打造成为一个世界恶魔，成为世界随意讨伐的公敌。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这个全世界唯一进行过种族灭绝的国家，这个依靠贩运黑奴发展起来的国家，这个一直到中国文革前还随意滥杀黑人的国家，会成为世界政治文明的法官，反过来控诉中国侵犯人权?除了文化精英对美国的美化和对中国的妖魔化之外，中国政治伦理的丧失，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第六，弄清政党活动和邪教活动之间的界限。多年来摧毁政治伦理的结果，就是越来越模糊了政党活动和邪教活动之间的界限，把邪教活动方式带到了共产党内，严重侵蚀和毒化了共产党的健康肌体，形成越来越严重的政治腐败。政治腐败是所有腐败的根源，迅速催生了经济腐败，最终使腐败大潮淹没了整个社会。导致共产党在国内外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正在走向反面，正在从根本上瓦解着共产党存在的历史合法性，这是共产党历史上一场真正的浩劫。九十年代世界许多共产党纷纷放弃共产党名称，转而改名为社会民主党，就是这场浩劫的反映。最近在反思改革的过程中，人们更多谈到的是对人民的危害，对国家的危害，对中华民族的危害，而没有注意到共产党同样遭受到巨大损害，这种损害不仅仅表现在党的性质和宗旨方面，更可怕的是表现在政党行为方面。

　　现代政党无论是否具有先进性质，在活动方式上必须堂堂正正，与邪教组织之间泾渭分明，即便是搞阴谋，也要有一个行为底线，不能摧毁整个社会的伦理规则，不能采用邪教手段。而后来对共产党最大的损害恰恰是党内形成了一股邪教力量，不讲任何政治规则，没有任何斗争底线，甚至把党的总书记都看成是政治二奶，随便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前后两个总书记都是因为不听话被废掉的。前一个是召开民主生活会给换掉的，参加会议的多数是些已经退休的老头儿老太太;后一个干脆连民主生活会都不开了，直接派武警持枪在家门口一站就废掉了。一个党内退休老头儿一句话就把党的总书记给关了起来，这哪还有丝毫现代政党的影子，只有邪教教主才有这个权利!右派经常控诉打倒刘少奇是践踏民主，刘少奇的是非对错暂且不论，至少刘少奇是人民起来造反打倒的，而后来的总书记却是在镇压人民的情况下被废除的。当初打倒刘少奇和后来废除总书记，天安门广场同样是人民的海洋、红色的海洋、口号的海洋，虽然打倒刘少奇和后来废除总书记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性质，但是造成两个红色海洋完全不同结局的主要因素，除了斗争的阶级性质不同之外，单就活动方式而言，前者属于堂堂正正的政党活动，后者属于鬼鬼祟祟的邪教阴谋。所以时至今日，仍然不知道当初下令开枪的是谁。

　　人们总是喜欢谈论诸如一党制多党制等问题，其实，目前中国最需要弄清楚的是政党组织和邪教组织之间的界限问题，要明确政治斗争绝不能搞乱七八糟的东西。历史上大清王朝的统治也好，国共两党的斗争也好，都承袭了中国历史上政治斗争的传统特点，就是采用政治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可是大家回顾一下中国改革教采用的是什么手段，纯粹是最卑鄙最下流最龌龊最肮脏的邪教手段，用各种极端龌龊肮脏的手段把整个民族给毁了，把整个国家和民族淹没在了臭气熏天的大粪坑里。就拿当时对江青的妖魔化来说，整个政界知识界对江青的妖魔化很少有政治方面的，几乎全都是污浊不堪的生活方面的。把他们自己所思所想所追求所向往的最肮脏生活和最龌龊想象，全都如同脏水般泼到了江青身上。对当时已经六十多岁的一位老太太，采用如此极端下流的手段进行妖魔化，古今中外都绝无仅有。虽然采用这种下三烂手段个人赢得了胜利，但是整个民族却输了，输掉了生存和发展的伦理基础。社会道德体系全面崩溃，正义正气荡然无存在，使中国成为全世界道德最堕落的国家。这就是政治斗争突破伦理底线的结果。所以古今中外的政治斗争都有着不可突破的伦理底线，美国和基地组织之间仇深似海、不共戴天，但同样具有斗争的底线，就是从来不侮辱对方的宗教信仰。金庸武侠小说中刻画的最无耻下流的典型代表，就是《天龙八部》中的星宿派，但他同样有着不可突破的道德底线，就是只歌颂自己的教主如何伟大，从来不妖魔化其他门派的领袖。中国政治活动的邪教化，是具有六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堕落的根本原因。不仅政治行为邪教化了，甚至连组织结构都邪教化了，领导人不叫领导人，叫老爷子，以至于形成了中国政治结构的双重化：总书记领导的共产党和老爷子领导的改革教。并且总书记领导的共产党斗不过老爷子领导的改革教。这那还有半点儿文明国家的影子!莫说是现代西方国家把中国看成是未开化的野蛮国家，恐怕未来我们自己的历史学家也会怀疑当今中国是否属于文明国家。

　　我们经常讲，制度如渠，百姓如水；渠怎么设，水怎么流。政治伦理决定生活伦理，政治伦理的堕落必然导致生活伦理的堕落。只要政治伦理不堕落，哪怕是政治再黑暗再腐败，老百姓的伦理道德也仍然是完善的。当初晚清政府那么腐败，国民政府那么腐败，老百姓的道德体系都没有崩溃，就是没有突破政治伦理的结果。如果孙中山对慈禧太后、蒋介石对宋庆龄，也像改革教对江青那样肆无忌惮地编造谣言泼脏水，恐怕中华民族早就崩溃了。由于政治伦理的堕落，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都是由党内政治斗争造成的，人们自然就把这笔账算到了共产党头上，这是改革教给共产党带来的灭顶之灾。如果这个问题不讲清楚，不划清共产党和邪教组织之间的政治界限，就不能得到人民的谅解，共产党就将难逃历史大劫。可见，对改革教的批判，不仅仅是对人民对国家的挽救，同时也是对共产党自身的挽救。

　　第七，要搞清楚私有化的作用、途径和边界。私有化是改革教最为推崇的神圣信仰，也是改革教对人民进行全面清算和剥夺的基本理论依据。把私有化推上神坛，视为万能之主，是中国改革教一大特征。由于我们在此讨论的是社会文明的底线问题，所以关于私有化本身是非对错的问题暂且不论。在此只想简要指出三个问题，即私有化的作用，私有化的途径，以及私有化的边界。首先就私有化的作用来看，总结西方国家以及许多新兴工业国家发展的基本经验可以看出，战后走上和谐发展道路的任何一个国家，无一例外地都是通过抑制私有化发展起来的，社会文明的提升和个人精神的完善，也都是通过克服狭隘的私有观念实现的。其次就私有化的途径来说，西方国家私有化的发展，是通过建立在等价交换基础上的剥削制度实现的，除了国家发动战争对外抢劫之外，国内绝不允许个人对公众进行抢劫。这也是西方国家内部和谐团结的一个重要原因，你可以对外抢劫，但是不能对内抢劫;对内所有抢劫都是犯罪，没有什么原罪不原罪的。像中国这样谁抢到手财产就归谁的现象，任何一个国家都没出现过。

　　中国的私有化之所以特别邪恶，还不仅仅在于它对公众的抢劫，而在于它把富人对穷人的抢劫称为是原罪，而对原罪是不能追究的，谁追究原罪谁就是极左，谁就是仇富，谁就是反对改革开放的历史性犯罪；而把穷人对富人的抢劫称为是现罪，对现罪则要严厉打击，甚至格杀勿论。最后就私有化的边界来讲，世界上所有实行私有化的国家都有着明确的公私边界，有着私有化不得侵犯的公共禁地，公共产品和公共资源是不能私有化的。而当今中国不仅经济资源全部私有化了——或者是个别私人直接占有，或者是极少数私人以公司的形式联合占有——甚至连政治资源都私有化了，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私有化现象。政治资源的私有化，是当今中国所有祸患的总根源。中国经济私有化的抢劫途径，就是政治私有化决定的。所以，在此我们主要讲一下政治私有化的问题。

　　谈到政治私有化，可能人们就会想到“朕即天下，天下即朕”的皇权时代。其实，“朕即天下”的皇权统治并非是政治私有化，而是皇权和公权直接融为一体，既无所谓公，也无所谓私。我们所说的政治私有化，是当今中国存在的一种特殊政治现象，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种特殊私有化现象。通常人们总是把目前中国的腐败现象看作是权利私有化的结果，其实目前中国已经远远超出了权利私有化的范畴，而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政权私有化现象。中外历史上权利私有化现象较为常见，凡是权利约束比较弱的地方——无论是皇权约束还是民权约束，就容易形成权利私有化的现象，其特点就是权钱交换、卖官鬻爵，把权利当作私人资本来经营。目前中国的政权私有化则是在权利私有化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拥有了只有国家才拥有的镇压功能。是否具有镇压功能，是权利私有化和政权私有化的最根本区别。当地方官僚具有镇压权利的时候，标志着社会已经由权利私有化进入了政权私有化阶段。政权私有化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以往封建社会无论多么腐败黑暗，都没有出现过政权私有化现象。高俅贵为国防部长，要除掉林冲一个普通军校教员，也只能设计诱使林冲犯罪，由法律对林冲进行判决。张都监身为城防司令，要杀武松一个囚犯，也只能把武松奉为贵宾请进家来再设计诬陷。这种情况和现代西方国家差不多，官员要想加害百姓，只能设计让百姓犯罪，只要百姓不上钩，官员没有任何办法，因为政权没有私有化，官员并不直接拥有镇压功能。而当今中国官员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镇压功能，莫说是高俅、张都监那些相当于副总理级省部级的高官，即便像县长县委书记那些处级基层官员，只需一句话，无论多少个林冲和武松都会被随时镇压掉。封建社会官员陷害百姓之所以要费尽周折地制造人脏俱获的“真实证据”，与当时的审判制度有关，封建社会的衙门判案与现代西方国家的人民陪审团制度有些类似之处，都是公开审判，老百姓聚集在衙门口观看，如果证据不足，百姓就会起哄，传播开来官员就可能倒霉。大家可以想一下，《水浒》作为文艺作品描绘的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就是把所有罪恶集中起来加到一个人身上，在那样的典型环境中，张都监都杀不了一个囚犯，就是因为政权没有私有化，他没有镇压的权利。

　　当今中国的政权私有化现象，是30年来官权极端泛滥的结果。当初那位老人走上政治舞台，上有华国锋中央集权的领导，下有造反派民权的制约，为了削弱中央集权，剥夺百姓民权，便做出了依靠官权和洋权的历史选择。要讨好官权就必须彻底剥夺百姓民权，要讨好洋权就必须全面削弱中央集权，这就必然形成了官权和洋权无限泛滥的政治状况。官权泛滥的结果，就是脱离中央集权和民权的束缚，形成了一种新的完全独立的政治力量。官权完全脱离集权和民权约束的独立发展，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官权的独立发展使各级官员具有了包括镇压功能在内的全部国家功能，依靠这种国家功能，官员不仅能够以权谋取私利，还能够以权镇压私敌，随便一句话，就可以把权利范围内任何一个人置于死地。为了保证各级官员具有充分的镇压手段，通过改革国家暴力机构使各级官员拥有了行使镇压职能的暴力工具，这就是保安、武警、特警和防暴警察等武装力量的产生的历史背景。改革之前，为了抵御外侮、捍卫民族独立，创造一个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我国建立了强大的人民军队和民兵组织。后来，为了满足官权和洋权的需要，以裁军的名义，把对外作战的军队变成了对内镇压的武警，把保卫人民利益的民兵组织变成了保卫富人利益的保安机构。保安和武警等暴力工具的出现，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它标志着人民武装力量开始变成了对付人民的武装力量。保安等机构的出现，完全是中国历史上狗腿子制度的现代化翻版。

　　同时还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官权第一次具有了独立的镇压功能，对于百姓不同程度的反抗具有不同程度的镇压方式：最常用的是动用保安镇压;超出了保安镇压能力，则由防暴警察镇压;超出了防暴警察镇压能力，则由武警镇压;超出了武警镇压能力，则由军队镇压。并且这整个暴力镇压的连环圈是自动运转的，一旦启动任何人都阻挡不了，哪怕是中央政府也无能为力。道理很简单，无论任何官员一声令下，保安就会立刻动手;保安一动手，警察就不会看着保安挨打;警察一动手，武警同样不会看着警察挨打;武警一动手，军队更不能看着武警挨打。这个暴力连环圈在事实上使任何一个官员都拥有了直接动用国家机器的权利，可以直接动用国家机器为自己服务，从而造成了政权私有化的罕见历史现象。虽然严格讲起来，军阀割据也属于一种政权私有化现象，但是那种私有化仅限于几个军阀之间，并未成为一种普遍政治现象，即便如此，军阀割据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可怕的灾难，其惨烈恐怖超越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灾难。几个军阀的政权私有化就会造成如此惨烈的灾难，如今普遍的政权私有化会带来什么样的历史后果，让人简直不敢想象。

　　政治私有化的可怕后果不仅仅是导致大分裂、大动荡、大混战，造成横尸千里、血流漂杵的内战灾难，即便在和平时期，也会把老百姓变成十分低贱的牲口，甚至是所有牲口中最低贱的牲口。这主要是由政治私有化的两个罪恶果实——地方官僚的皇权化和整体国民的汉奸化——决定的。一方面，政治私有化造成了地方官僚的皇权化。在各自权利范围内，每一个官员都是“朕即天下，天下即朕”克隆出的不同翻版，属下所有男人都是其可随意支配的奴仆，属下所有女人都是其可随意玩弄的奴婢。至于老百姓的生死荣辱及各类财产，更是全部在其掌控之中，无论是房屋等固定资产还是股票等金融资产，想拿走就拿走，谁敢反抗抬头就是武警枪口。另一方面，与官员皇权化相联系的，就是国民的汉奸化。皇权化的官员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残暴的官员，他们把整个国家变成了老百姓的人间地狱，与这些血腥残暴的皇权化官员相比较，任何侵略者虽然不能说会更好，但至少不会更坏。正是因为相信侵略者不会比现行统治者更坏，所以老百姓自发地选择了顺应侵略者的态度，这就使得入侵中国的外敌，无论兵力多少势力强弱，都能十分顺利地占领中国。当初清兵入关后在长江以北半个中国没有遇到任何反抗;2千多英法联军就能攻打中国、火烧圆明园;不足1千日本兵就能成功发动“九一八事变”;不足6千日本兵就能成功发动“华北事变”;就是国民汉奸化的结果。官僚皇权化和国民汉奸化，是中国历史上一对孪生兄弟，每当官权泛滥形成政权私有化时，国家和民众就会形成尖锐对立，民众就会把外敌入侵的国难看成是纯粹的官难，宁可做汉奸，也不愿意挺身抗战，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盛产汉奸的历史根源。八年抗战时期中国有1千多万汉奸，当时中国只有4亿人口，除去妇女儿童和老人，成年男人也就1亿多，1亿多人产生1千多万汉奸，古今中外可谓绝无仅有。一些人总是把汉奸看成是民族劣根性的反映，看作是贪生怕死的结果，其实不是，历史上许多汉奸都是些视死如归的血性汉子，最大的汉奸汪精卫就是一条血性汉子，能够身绑炸药行刺晚清政府的卖国亲王，试问当今中国能有几人做到!所以，汉奸是制度的产物，而不是个人性格的产物。一个把国民逼上汉奸道路的制度，是比任何汉奸都更加邪恶的制度；一个把国民逼上汉奸道路的官员，是比任何汉奸都更加罪该万死的官员。中国老百姓之所以特别痛恨贪官，道理就在这里，贪官是中国万恶之首。

　　政治私有化，是30年来中国悖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大特点。30年来中国在2个方面悖逆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一是把赚钱发财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伦理，二是把放纵官权作为改革的基本目标。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奇特现象。虽然历史上所有剥削社会的经济基础都是私有制，但是为了捍卫共同的阶级利益，都在政治上全力打击权利私有化的现象，始终把抑制和约束官权作为改革的基本任务。封建社会主要是通过集权的办法来约束官权，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通过资本的力量来约束官权。这两种约束方法的历史效果都不是很理想，集权约束的方法不顾百姓死活；资本约束的方法容易形成权钱交换；于是便有了中国文革时期的民权约束。用民权来约束官权，是中国文革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伟大贡献。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纷纷引入中国文革创造的民权约束机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解决了官权泛滥的历史灾难，取得了很好的历史效果。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中国文革民权机制，主要是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基础上形成的社团民主和舆论自由。社团民主和舆论自由是西方国家成功约束官权的两个主要工具。美国纽约市长在访问上海市以后曾经感叹道：纽约市政府做梦也不敢像上海市政府那样随便扒市民的房子，其中一个重要制约就是纽约市大大小小二百多个社团的活动。这些社团可以随意参加市政府的会议，可以随时质询市政府的政策，如同中国文革时期的造反派组织一样。中国文革时期是人类历史上社团高度发展的鼎盛时期，各种政治组织多到了连名称都不够用的程度，以至于出现了使用“野驴”名称的政治组织。如同人出生后不需要经过审批才承认是人一样，各种政治组织同样不需要任何审批，一产生就具有天然的政治权利。

　　现在的右派买办总是诬蔑那个时期的民主自由是假的，根据就是人民只有反对各级官僚和学阀的自由，却没有反对毛泽东的自由。其实这恰恰是文革最伟大的政治精髓，当今西方国家的和谐社会也恰恰是继承了中国文革这一伟大政治精髓。人类历史上之所以总是极少数权贵富豪统治绝大多数民众，就在于这极少数权贵富豪具有天然的利益纽带，能够结成为一个强大群体，以阶级的统一力量去压迫绝大多数人。而老百姓则是一盘散沙，只要实行所谓民主自由，自然就会形成团结起来的极少数人对一盘散沙的绝大多数人的政治统治，这就是权贵富豪竭力叫喊民主自由的历史奥秘。所以，要保障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自由，就必须具有代表公理、代表正义、代表全体人民共同利益和愿望的终极信仰，这个信仰是不容反对不容置疑的。当时中国的这个终极信仰就是毛泽东，西方国家的这个终极信仰就是耶稣。所以现代西方国家采取了与中国文革完全相同的方法，允许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却绝对不允许怀疑耶稣、打倒耶稣。在世俗文化领域里实行绝对自由，无论是国家主席还是学术权威，只要触犯了人民利益和社会公理，公众就有权将其打倒;在信仰领域里实行绝对统一，同样无论是国家主席还是学术权威，只要是反对耶稣反对毛主席，也都要将其打倒。这种知识自由和信仰统一相结合的另一个最大优点，就是既能够通过知识领域的自由发展保障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又能够通过信仰领域的统一实现社会道德伦理的不断完善。

　　中国的悲剧就在于逆历史潮流而动，形成了与现代政治文明相反的发展逻辑：在信仰领域实行自由，在知识领域实行专制。一方面，在信仰领域中，中国的知识精英什么都不信，什么都敢骂;无论是耶稣、穆罕默德、释迦牟尼，还是毛主席，没有不敢骂的;无论是《圣经》、《古兰经》，还是佛家经典，所有经典没有不敢批的。《圣经》流传了数千年，也没有哪个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去挑《圣经》的毛病，而《资本论》问世才100多年，中国就有那么多学者批判《资本论》过时了，不管用了。信仰领域的这种自由导致了社会理想信仰和道德伦理体系的全面崩溃，把整个中国变成了魔兽世界，支配社会的唯一原则就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另一方面，在知识领域里，30年来却是越来越专制，从小学到大学，从博士到教授，都设有绝对不容挑战的“标准答案”;谁违背了这些标准答案，谁就会被判处“死刑”，并且永世不得翻身。学生违背了标准答案就不能毕业升学;教师违背了标准答案就不能晋升职称;官员违背了标准答案就不能升迁;各类白领蓝领违背了标准答案就要下岗;等等。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标准答案年年都要更新，知识分子就要年年重新背诵，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就是在背诵标准答案中度过一生的。一个让国民从生到死都背诵标准答案的民族，肯定是一个没有丝毫创新能力的民族！30年来中国没有任何发明创造的根源就在于此。这种知识和信仰的颠倒管理，不仅仅是造成社会没有信仰和丧失创新能力，同时还会毒化民族性格，造成整个民族的阳痿。

　　比较一下30年前后的中国人，就会明显感觉到这一点。30年前的中国人与现代美国人一样，为捍卫自己的信仰敢于打倒任何权威，哪怕是国家主席和国家总统。右派总是攻击文革打倒国家主席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今天美国总统布什敢于反对耶稣，相信美国人民也同样不会有耐心经过法律程序，而是一定会立刻起来将其打倒。反观近30年的中国人却正好相反，在践踏历史偶像、诬蔑祖宗圣贤、咒骂民族英雄方面，人人都飞扬跋扈、胆气十足;而在各级官员特别是顶头上司面前，却唯唯诺诺，成为十足的太监。一个在圣贤英雄面前肆无忌惮、而在上司面前必恭必敬的民族，肯定是一个阳痿的民族。看一下目前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态度，就知道中国阳痿到了什么程度。

　　第八，关于偶像崇拜问题。偶像崇拜本来不应该是个问题，并且在除中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问题。偶像崇拜之所以成为当今中国的问题，完全是30年来为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精神而人为设置的问题。前面曾经提到，改革教在两个方面对中华民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历史罪行，一是摧毁了中华民族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二是摧毁了中华民族赖以发展的精神资源。打着反对偶像崇拜的旗号，摧毁了中华民族的自信精神。一提偶像崇拜，就把它和愚昧、野蛮、封建、专制、集权、黑暗等联系在一起，结果是彻底摧毁了理想信仰、道德伦理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把中国变成了动物世界。要恢复中华民族以真善美为主导的和谐精神世界，重建社会道德伦理基础，就必须解决偶像崇拜问题。

　　这里所讲的偶像崇拜，不是指外在的偶像崇拜，而是指生命内在的偶像崇拜。外在的偶像崇拜，是指对金钱、权力和名利等外在力量的崇拜，以及许多宗教中设置的对外在力量的崇拜。内在的偶像崇拜是指对生命本身的崇拜。外在的偶像崇拜会贬低生命自身的意义；内在的偶像崇拜会提高生命的意义，赋予生命以神圣的崇高感。或许有人会说，既然反对外在的偶像崇拜，为什么还要崇拜毛泽东?其实，中国老百姓对毛泽东的崇拜，恰恰是老百姓自我崇拜的一种形式，如同西方国家对耶稣的崇拜实际上是自我崇拜一样，都是在寻找生命的内在价值，在享受生命的崇高感。西方人从耶稣那里找到了生命崇高感，伊斯兰人从穆罕默德那里找到了生命崇高感，印度人从释迦牟尼那里找到了生命崇高感，中国老百姓从毛泽东那里找到了生命崇高感。在老百姓看来，耶稣、穆罕默德、释迦牟尼、毛泽东都是通向生命崇高境界的一种精神航标和语言符号，对他们的崇拜不过是生命崇高感的一种实现形式。这一点从毛泽东关于做人的语录中反映的最为典型，毛泽东讲做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纯粹的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显然，无论西方宗教的忏悔祈祷，还是东方宗教的参禅悟道，在做人方面追求的，都是这一崇高境界。

　　无论是数千年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经验，还是30年来我国人文环境堕落的惨痛教训，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偶像崇拜在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极端重要作用。如同人类物质生活离不开空气和阳光一样，人类精神生活同样离不开偶像崇拜。

　　首先，偶像崇拜是引领社会发展的心灵航标和精神灯塔。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有序发展过程，引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方向，不是由理论，而是由偶像崇拜决定的。就某一时代来讲，社会发展的具体方向是由理论决定的，但是就社会发展的总体方向而言，却完全是由偶像崇拜决定的。宗教和哲学对人类精神生活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就在于此。特别是私有社会出现以来，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被外在力量统治不断加深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黑格尔讲的不断异化的过程。消除异化的根本经济条件就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是消灭私有制，让生产资料如同空气和阳光那样不再归任何人所有，既不再归任何私人，也不再归任何集团包括国家所有。但是，在消除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之前，精神领域的发展还必须依靠宗教和哲学来不断矫正社会的异化发展。西方文化的兽性法则之所以没有把欧美社会变成动物世界，就是基督教制约作用的结果。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避免人类社会精神生活被统治集团的邪恶说教彻底淹没的唯一希望，就是宗教的偶像崇拜作用，以此来引领生命、引领社会的健康发展。这种引领作用对于穷人来讲尤其重要，由于偶像崇拜属于一种超越理性和逻辑的悟性认识范畴，它的非逻辑性和天然确定性使其成为穷人抗拒富人各种玄奥理论的强大精神武器。

　　如果没有偶像崇拜这一天然盾牌的保护作用，社会道德伦理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真善美理念就不能立足，绝大多数老百姓用以衡量是非对错的标准就会陷入混乱，中国社会兽性化悲剧的精神根源就在于此。80年代消除了偶像崇拜以后，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实践来衡量各种是非对错，实践成功了就是真理，不成功就是谬误。然而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成功和失败的含义是完全相反的。富人实践的成功意味着穷人的灾难;强盗实践的成功意味着被抢劫者的灾难;流氓实践的成功意味着受害妇女的灾难。可我国却抽掉伦理因素单纯用实践来衡量是非对错，也就是以成败论是非，以成败论善恶，以成败论真假，谁成功谁就是真理，谁成功谁就是老大，如此一来，整个社会便越来越变成了强者的天堂和弱者的地狱。

　　其次，偶像崇拜具有内在威慑力，能够形成内在道德约束作用。一个完善的社会约束制度必须包括两个方面，外在的法律约束和内在的道德约束。并且就二者的关系而言，应该是道德为本法律为用，把道德约束作为主要手段，法律约束只是起震慑作用。而道德约束的前提和基础就是偶像崇拜。偶像崇拜是社会堕落的最后一道防线，当人们摆脱了权利制约、资本制约和法律制约这些外在制约手段时，内在的道德制约便成为最后的唯一制约手段。如果没有公心再不讲良心，整个社会就会变成人间地狱，今天整个社会无人不虚假，无事不作假，无物不造假，就是社会失去了内在道德约束的结果。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都试图以公心作为社会道德约束的核心，以取代传统社会的良心约束。传统社会良心约束的最大弱点，就在于难以提升生命的崇高感，所以只能用天堂地狱、善恶轮回等宗教假说来补充。一旦人们失去了对天堂地狱的畏惧，不在乎生死轮回善恶报应，也不再相信举头三尺自有神明，传统社会的良心约束就会失去作用。由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宗教情感比较强烈的国家，社会的内在道德约束作用都比较强大，目前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主要表现在中国。随着社会信息化和经济虚拟化发展，法律等外在约束手段越来越脆弱，主要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的监管模式，正在由传统的集中型监管向自律型监管转变，就是社会越来越依靠内在道德约束的典型反映。由于中国是一个多教国家，没有统一的伦理偶像，缺乏内在的威慑力量，传统社会的良心约束作用就不大，作为共产党人又不能用宗教假说去弥补，这就必须要创造一个公心约束的环境，以替代良心约束的不足。毛泽东要把马克思主义和雷锋精神灌注到这个民族精神中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这里。可惜，中国的权贵富豪为了捍卫为所欲为的权利，中国的学者为了捍卫现代修道士的地位，联合起来把一切内在道德建设统统妖魔化为愚昧和专制，中国社会的道德约束体系也就土崩瓦解、荡然无存了。当今天的中国人看到美国总统布什率领白宫一班人马，每天下午三点都雷打不动地学习圣经时，才知道当初批判偶像崇拜的悲剧意义，只是已经太晚了，中国已经失去了最强大的精神武器和最坚实的内在道德力量。

　　最后，偶像崇拜能够形成民族团结统一的价值观和终极真理。中华民族是世界历史上所有古代文明民族中唯一保留下来的伟大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国家。必须要有统一的价值观和公认的终极真理，这是形成民族统一意志，保持强大凝聚力的前提和基础。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里，统一的价值观和终极真理的最有效表达方式，就是偶像崇拜。否则这个民族就只能一盘散沙，任人欺凌，这在近代中国有着血的教训。后来老百姓一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只这一句，中国人民就从此团结起来，从此站了起来，直到现在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中国人民懂得这一点，中国人民的敌人也懂得这一点，所以要千方百计打掉中国人民意志统一的偶像毛泽东，要把中国重新变成一盘散沙。对方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否定统一的价值观，否定终极真理，用实用主义代替一切，把中国犬儒化为一个太监国家。到目前为止对方在这方面做得相当成功，八十年代以前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那首诗“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诗中那可歌可泣的伟大精神，而今已成为一种嘲笑对象。嘲笑伟大，蔑视崇高，践踏英雄，倭化祖先，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一大潮流，这一潮流如同毒素般在共和国体内迅速蔓延，使中华民族有可能再次落入不堪一击的衰弱地步。当初日本发动占领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时不到一千人，而东北军拥有20万人;随后策动“华北事变”时日军不到六千人，中国华北驻军超过40万人;1840年以来类似比例悬殊的战例俯拾皆是。如同小日本的强大来自于精神上的偶像崇拜一样，大中华几乎亡国灭种同样根源于精神上的一盘散沙。

　　第九，关于什么是发展的问题。这是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曾经在2年前《伟大的转折》中专门论述过，当时整个讲座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所以今天就不再多讲了。关于发展的概念，如同改革和革命一样，是30年来被搞得最混乱的一个问题。发展的本意应该是完善，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是一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不断完善的过程。应该是社会道德越来越高尚，社会制度越来越完善，社会关系越来越和睦;应该是天空越来越蓝，青山越来越绿，河水越来越清澈，森林越来越繁茂，草原越来越充满生机。而不是相反，如同30年来这样，把伦理道德摧毁了，把社会和睦关系摧毁了，把自然环境摧毁了，形成了社会的兽性化和自然的荒漠化。这不叫发展，这是破坏，这是犯罪，这是断子绝孙，这是自掘坟墓。所以当今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重新定义发展的概念，弄清楚发展和毁灭的界限，用科学发展观代替毁灭发展观，确立中华民族的正确发展道路。在这个问题上，目前西方国家一些国内做法很值得我们思考，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封存国内资源，把那些能耗高污染重的产业向中国等国家转移，德国鲁尔工业区是历史上著名的污染重地，后来把钢铁工业转移到中国，原来烟尘蔽日的景象搬到了中国，当地随即变成了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的居住胜地。这才叫发展。即便是退一万步，纯粹从GDP的角度来衡量，目前毁灭资源和环境所增加的产值，也远远低于将来恢复环境的经济投入，况且资源和环境的不可逆性，决定了许多资源和环境是永远也不可能恢复的。为了极少数人发财，不惜毁灭一个大国的资源和环境，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唯一状况，可惜这个唯一状况不幸落在了中国人民头上。

　　如果说人类以往的幸福取决于从大自然索取多少，那么从今往后人类的幸福则取决于向大自然投入多少，环保产业将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根本基础。中国人民牺牲自己的资源和环境为西方国家提供了30年的廉价商品，为此彻底毁坏了自己的美好家园，由此产生的可怕后果将由中国人民独自承担，仅恢复生存环境需要的巨大环保投入，就能再让中国人民在贫困生活中挣扎50年!况且，中国毁灭家园所换取的浮财大部分已经或正在转移到国外，仅北京一个小姑娘替人掌管的平安公司股权就高达数百亿元，仅一个平安公司落入外资手中损失就超过一万亿元!西方国家联合起来抽走了我们的资源，把我们的资源变成了他们财产，现在却要由我们独自偿还。我们又如何有能力来偿还?看一下地球卫星图片就会发现，我们周围那么多国家都是绿的，俄罗斯是绿的，东南亚是绿的，日本是绿的，印度是绿的，唯独中国如同一块花白的牛皮癣，如同一个脏乱的垃圾场那样摆放在亚洲中间。从地球获取的价值被西方国家拿走了，现在要向地球返还价值我们怎么办?如果没有能力返还，就算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凑合着活下去，我们的子孙后代怎么办?我经常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些人骂我危言耸听，环境都毁了还不危险，那怎么才算是危险?以往历史上形容国家危亡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国破山河在，亡国不灭种”，正是由于硬件上山河还在，软件上没有灭种，中华民族才能历尽忧患、依然生生不息地发展。现在则是国在山河破，未亡先灭种。虽然国家还在，但是未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毁了，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被灭了。

　　我们的资源枯竭了，开始进口资源，世界资源价格便翻着跟头暴涨，如果我们进口资源是满足本国人民消费也就罢了，可问题的可悲就在于我们高价进口资源，不是为了满足本国人民需要，而是为了给西方国家生产廉价商品。这次石油价格暴涨就是典型，西方国家进口石油是为满足本国人民消费，而中国进口石油则是为西方国家生产廉价商品，维持西方国家低物价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中国所有媒体几乎都曾提到一个事实，就是西方国家所有家庭都有中国商品，所有西方人都离不开中国商品，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商品廉价便宜。为什么中国商品廉价便宜?一是白白耗费中国资源;二是拼命压榨中国劳动力;三是国家财政给予出口补贴。目前这种断子绝孙的发展方式把中国越来越深地拖入了殖民经济陷阱。用大量废纸般的美元换取中国资源；然后再迫使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给中国套上双重绞索。一方面，资源换取的大量美元外汇导致国内通货膨胀，迫使国家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断绝国内企业的资金供应，造成大量企业破产倒闭，向中国转嫁危机，最后低价收购中国资产，堤内损失堤外补，用中国资产填补西方金融危机的损失。另一方面，通过美元外汇贬值，迫使中国为减轻外汇贬值损失，大量外汇再回流美国；并且为防止中国外汇购买商品和资源，增强抵抗危机的能力，便勾结中国买办集团把大量外汇用于投资美国劣质金融资产，这些投资完全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诱使中国外汇投资美国金融资产是一石两鸟，既可以把中国积攒的外汇再收回去，最终让中国两手空空；同时又把中国外汇调往西方国家，一旦国内热钱撤离，在国内外汇储备已空的情况下，势必造成人民币突然崩盘，把中国老百姓连同国家60年建设30年改革的财富全部洗劫一空。

　　目前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主要表现就是金融危机爆发在西方国家，灾难却全部打在中国老百姓头上。中国正在形成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股灾，仅股市损失就超过20万亿，如果再考虑到那相当于12万亿人民币的外汇投资损失，以及其他方面的巨额损失，简直就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与此相比较，1840年以来外来侵略的全部损失总和也不过仅仅是一个零头。要知道，中国八年抗战直接经济损失也就1千多亿美元，不过是中国八个月股灾损失的三十分之一。到目前为止，大家很少看到欧美国家有人因为金融危机自杀身亡的，而中国股市的自杀者已司空见惯，不再是新闻。在世界历史上，一个国家的财富短期内数十万亿数十万亿的损失，只有俄罗斯发生过，俄罗斯就是完全被洗劫一空之后才重新站立起来的。所以整个俄罗斯人民，包括亲手把前苏联搞垮的戈尔巴桥夫，以及效忠西方30多年的索尔仁尼琴，都在反对西方国家的立场上重新团结起来，掀起了重建强大俄罗斯的伟大复兴运动。俄罗斯在被洗劫一空后能够重新站立起来，依靠的是富饶的资源;中国在被洗劫一空后，将依靠什么重新站立起来呢?

　　世界金融危机的灾难性后果正在向中国转移，中国30多万亿股市资产已经损失20万亿;12万亿外汇资产仅在美国“两房”公司的损失就超过2万亿，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央行外汇资产仅剩32亿美元;60万亿金融资产有多少已被外资控制始终不向国人公开……总之，中国60年艰苦奋斗的积累，亿万年资源的变现，究竟还剩下多少，除了老天爷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全世界国有资产特别是金融资产的买卖都要经过国会批准，唯有本届政府有权卖掉任何国有资产，而不需要任何批准，既没有人大常委会的批准，也没有党中央政治局的批准。本届政府已成为古今中外历史上权利最大的一届政府，在资产处置上拥有无限权利。正是这无限的权利导致了中国财富无限的流向西方国家，不仅改革开放30年白干了，共和国奋斗60年白干了，甚至历代祖先留下来的资源也白白耗费了。这个结果对于中国人来说，真是要多冤枉有多冤枉，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的整个家园被卖掉仍然两手空空的国家，仅有的那些浮财还被少数买办转移到了国外。

　　美国等西方国家向中国转移金融危机的灾难已不可避免，危机过后中国的路将怎么走，是到了每个中国人应该认真思考的时候了。

　　2008年演讲稿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