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 “八一” 建军节,回望峥嵘从军岁月,军营里一幕幕往事,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之中。

1979 年 12 月,对越自卫反击战硝烟尚未散尽,我哼唱着《我为祖国站好岗》:“我参加解放军,我穿上绿军装,我走进红色学校,我扛起革命枪,鲜红领章两边挂,五星帽徽闪金光……” 光荣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座红色大熔炉,分配至 13 军 37 师 111 团高机连。彼时我年仅 14 周岁,便踏入连队新兵排。当时连队赴四川西昌开展实弹打靶,新兵训练任务交由团直属队通信连、特务连的老兵班长代为带训。

我的第一任新兵班长来自通信连,是安徽金寨红色老区的,岁月久远,名字记不清了,只记得他身形瘦高,待人十分热忱。入伍第一顿饭,便是他亲手帮我打回班里的。年纪尚小的我初到军营时常想念家乡,班长时常嘘寒问暖、耐心开导,让我很快适应紧张有序的军营生活。连队开展复普教育不久,老班长服役期满,光荣退伍。

第二任新兵班长由特务连选派,是侦察兵出身,体格壮实。训练间隙,他常常给我们讲述对越前线的战斗故事,新兵们听得入神。他还拿出战场上缴获的越军绿色塑料圆军帽、越南银行纸币给大家看,每每都让我们倍感振奋。没过多久,这位上海籍班长也告别军营返乡。 第三任新兵班长来自我们高机连,对新兵悉心照料,可在当年年底同样退伍离开了连队。

1980 年 2 月,历经三个月新兵集训,我们三十余名新兵正式分配到连队各个班。在众多战友里,二排五班班长蒲文顺令我终生难忘。 他 1976 年入伍,老家四川剑阁,为人憨厚质朴,待我格外关照。刚分到五班时,我身体素质偏弱,投弹、单双杠等军事科目成绩不理想,不少科目未能达标,成了班里训练中的 “老大难”。蒲班长从未另眼看我,常常利用晚间休息时间单独为我加训补课。经过多日的刻苦练习,很快我的各项军事科目顺利达标。令人遗憾的是,自军营分别四十余年,我始终没能再联系上这位军旅路上的启蒙班长 —— 蒲文顺。

五班的各位战友,至今历历在目。副班长高杏武,河南洛阳偃师人;一枪手冯全文,广东茂名高州人;三枪手巴出,来自四川康定,就是《康定情歌》传唱的地方。巴出是藏族战友,1978 年入伍,刚入伍时识字不多,普通话也不流利,名字还是连长、指导员为他起的。他性情直率刚烈,相处投缘便能赤诚相待,一言不合也容易翻脸,日常不拘小节,偶有违纪。连队领导一度打算安排他当年底退伍,退伍名单上报团里后,巴出内心不舍军营,不愿脱下军装。团里了解情况后,撤销了他的退伍安排。此后,巴出主动申请到连队喂猪,脏活重活抢着干,后来光荣入党,并荣立三等功。让人痛心的是,听闻前些年,五十多岁时巴出战友就不幸因病离世。

二排长靳合新住在五班,1975 年入伍,河南南阳西峡人,之后升任副连长、军务参谋,在 37 师晋升营职干部,转业后回到南阳地方工作。一路走来,同班战友、连队首长给了我很多帮助。正如《战友之歌》所唱:“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你来自边疆他来自内地,我们都是人民的子弟。” 这份同甘共苦的情谊,朴实而真挚。

军旅生涯中,一段抢险经历令我们倍感荣光。1981 年 7 月,高机连奔赴重庆市中区粮库抗洪抢险任务。初到现场,大家还挑选高地行进,洪水很快持续上涨。全体战友不顾危险,接力搬运大米、绿豆等各类粮食向高处转移。眼见水位不断攀升,上级下达命令,使用砖块、水泥封堵粮库大门。抢险任务圆满完成后,时任四川省委书记谭启龙亲临一线,看望慰问驻渝抢险官兵,不少战友立功受奖。

1981 年秋季,我从 111 团调到 13 军教导大队,负责学员后勤保障工作,先后在三中队、二中队服役。教导大队主要从事连排级干部军事业务培训,当年许多学员后来成长为营长、团长,有的走上师级领导岗位。在教导大队服役期间,我结识班长周文彬,战友钱云飞、文书胡德元,炊事员赵陆军、小许、小蒋,还有同乡司务长陈言宗等人,我们战友间相处得都很融洽。时任教导大队大队长冯运秋,山东人,副师职,常年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威严又亲和。

1983 年,服役期满,我挥别军营、惜别战友,退伍回到家乡河南淮滨。回到地方后,我先后担任民兵连长、治安队长,任职县公安局专职新闻报道员、县文联副主席。军营磨砺教会我许多书本难以学到的知识,同时也拓宽了眼界、淬炼了心性,并提升了人生格局。多年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我无数次获评省、市、县及国家级优秀新闻工作者。所有成长与收获,都离不开部队的培育与教导,心中始终感念军营、感念各级首长的悉心培养。

退伍回乡之后,我曾几次重返第二故乡——重庆,回到老部队寻访,见到不少老首长、老战友。大家围坐一堂,追忆训练场上的点点滴滴,重温火热军营时光。那些军营往事,深深镌刻心底,成为一生最珍贵的回忆。

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9 周年到来之际,当年这名军营小兵,谨向各位老首长、新老战友送上诚挚祝福,祝大家八一建军节快乐!